浅谈传统文化之现代出版问题

【摘要】传统文化出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工程，随着当下“国学”出版的日益白热化，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粗制滥造、重复跟风、闭门造车等劣质图书，不仅损害了读者的权益，对和谐社会建设亦危害极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传统文化的出版质量管理。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出版；劣质图书；严谨求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在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综合竞争力的日益强大，传统文化再次熠熠生辉，辐射当今世界。伴随着“汉学热”的潮流，海外孔子学院在各国纷纷成立。从公交车《论语》到央视百家讲坛，从孩童启蒙教育到成人修身养性，从企业文化建设到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说，一以贯之的灵魂便是传统文化。正如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日本还兴起了学习和研究《三国演义》热。而在这文化复兴中，必不可少的载体与传播工具便是图书出版。各家出版社纷纷乘着这股“国学”东风，不断推出各种传统文化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二十四史……时代跨越之广，涵盖文体之丰，涉及图书之多，让人叹为观止！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时代与民族的骄傲，其中不乏推陈出新的妙笔精品，但是也有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伪劣之作，而且，这样的劣质图书不在少数，且有日益膨胀之势。具体而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跟风僵化，重复出版

近年来，在这股全国乃至全球兴起的“出版热”中，古籍经典的重复出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一些非专业出版社为利益驱使，只顾跟风，纷纷进入市场。人们耳熟能详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四大名著等文学作品自然不用多说，就连中医经典名著如《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亦被大批量重复炮制，内容未变，版本形式则名目繁多，如普通本、精装本、点校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等。甚至只要有钱赚，一些出版社会改头换面翻版他人产品，“用新瓶装旧酒”。如市场翻版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就有数个版本，结果造成大量库存积压。重复出版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劣质版本的流布，对读者利益的损害，不当竞争等，可谓损人不利己。即使临时有利，也只是蝇头小利，并非出版可持续发展之道。

二、内容失度，自说自语

一些出版社或作者为追求新颖出奇，与众不同，完全不顾原著，随心所欲，天马行空，闭门造车，“语不惊人死不休”，推出一批内容失度、自说自语的图书垃圾。常出现的问题是：内容玩“穿越”，不顾历史与时代背景，旁征博引，东拉西扯，甚至马列毛思想、西方哲学、美学等理论都牵强附会到古文中；随意性较大，违背校勘常识；译文有误，如错译、多译、漏译等；体例不统一。突出的有如下两点：

其一，一些排印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底本，直录原文，而是整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书进行改动，但却未加任何说明。而且其改动、增补之处并不局限于个别字词，有的甚至将篇名、正文、原按语均作了相应的改写，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原书旧貌，其学术参考价值亦相应大打折扣。

其二，古文今译问题。古文今译是沟通古文与现代文的桥梁，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著，这就要求译者要高度忠于原著，以原著为本，而不能随意曲解、臆测，更不能以“随笔”、“新解”等名目自造文章来代替原著。对翻译文章的翻译，自古及今，皆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即“信、达、雅”。而“信”即与原文意思一致，也是对翻译文章最起码的要求，在此基础之上，才可以谈“达”论“雅”，即追求文通字顺，语言优美流畅。因此，今译应该忠实于底本，认真研究原文本义，切忌按字面意思牵强附会。

三、编校不当，质量低下

现在很多出版社对图书的编校把关不严，版本选择不当。有的出版社为追求经济效益，大开“方便”之门，对作者水平及稿件质量把关不严，来者不拒。在编校过程中，由非专业编辑粗略审校，得过且过，以至于出现一些常识性硬伤。如将《尚书中候》错写为《尚书o中候》，《尚书中候》为汉代出现的一部书，并非《中候》为《尚书》中的一篇。有的在鉴定版本上未加任何筛选就随意确定，导致出现根本性错误；有的不注明底本，不明文义、词义、字义而妄补、妄改、妄删；有的根本没有校勘，即使校过，也是校而不精，以致错误百出，谬种流传；有的简化字和繁体字使用不当，不了解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对应规则，特别是古书中使用的具有特殊含义的繁体字如地名、人名、年号等都机械地改为简化字，如《穀梁传》不可简化为《谷梁传》，穀梁为一人；“乾”读“qian”时不可简化为“干”，如“乾元、乾宁”等；“於”读“wu”，作语气词时读“Yu”，作姓时不可简化为“于”等。

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作者学历不够，学术水准低下，态度不严谨，不勤于查阅资料，出书并不是其个人学识厚积薄发之心得，而是应付考评或附庸文雅东拼西凑之作。其二，出版社一味追求赢利，缺乏应有的学术判断力和识别力，没有古籍整理编辑能力，编校质量差。针对目前传统文化出版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传统文化的出版质量管理，杜绝学术和出版浮躁之风，树立严谨求真和质量第一的风气，笔者在此提出一下建议：

一、高标准，严要求

不管是作者还是出版社，都应抱着“读者第一”、“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出版活动，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传统文化是历经岁月的千百次淘洗而保存下来的国学精粹，其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意蕴深厚，非有一定的功底不得窥其一斑。整理编写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就作者而言，应本着“十年磨一剑”的原则，潜心钻研，融会贯通，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呈现给读者。就出版社而言，不管是在确定选题方面还是在选择作者方面，都应严把第一关，将质量作为生命线，杜绝成为制造劣质书籍的主体。

二、提升道德责任

应多学习一些出版界老前辈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确保传统文化出版的质量。根据传统文化出版工作的规律，底本、版本要选优，校点、注释、译文要严谨。要通过整理出版，保存或再现古籍的原貌，绝不能“刻古书而古书亡”。要随着新版本、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出版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典籍和文献。对经典典籍要进行深度和精度整理，切不可搞一些大而不当、随意篡制的文化垃圾，践踏中华文化。如山东大学出版社自1996年启动《两汉全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历时十余载，精雕细琢，终于在2009年将这部“大而全”的精品图书奉献给读者，可谓此中典范。

三、培养专业核心队伍

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传统文化出版质量的提高，需要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出版队伍作保障。因此，各个相关出版社应本着“养兵十年，用兵一日”的原则，平时利用各种渠道和方法，培养自己的专业队伍。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与上游的教学管理机构和教学单位建立一个长期的培养和培训计划，把编辑需求与传统文化的整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根据供需关系定点培养，对年轻的编辑继续培训提高。对现有出版社的编辑制定短期系统的培训计划，根据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

二是通过项目培养人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编辑通过学校学习或专业培训所获得的知识毕竟只是“表”，必须通过实践，通过自己做项目，才能内化为个人的能力，这也是个人成长最好的捷径之一。在这方面各大出版社都有很好的事例和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还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通过项目便带出了两个队伍：一个是学术整理研究队伍，另一个是出版编辑队伍。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各自学术领域和出版领域的骨干与精英。

整理出版传统文化，不但要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入手，而且要从历史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加以深入研究。正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而“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