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银洲贝丘遗址古环境与人地关系的再解读

摘 要：本文对珠江三角洲多个先秦时期遗址中采集的贝类骨骼遗存进行鉴定，并结合银洲贝丘遗址的相关考古学背景，对该遗址的第1柱状、第2柱状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围绕银洲贝丘遗址的古环境状况、生业特点及人地关系提出新的见解和证据，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银洲贝丘遗址； 动物考古学； 古环境； 人地关系

Abstract：The remains of shell collected from several sites in Pre-Qin period arou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and connected with the correlated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Yinzhou shell mound site， the animal remains from the Column Sampling One and Column Sampling Two of the site were also studied in the zooarchaeological way.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anci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of the Yinzhou shell mound site， the characteristic of subsist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 which also raise new understanding， proof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reseach.

Key words：Yinzhou shell mound， Zooarchaeology， Ancient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

一、 前 言

本文所谓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指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即北自广州市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佛山市三水区思贤蛞韵拢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市石龙以下的地区①。先秦贝丘遗址最早发现于1956年②，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该区域发现的贝丘遗址已多达数百处③。相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贝丘遗址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的研究较为滞后，主要表现在正式发表的发掘资料不多，如发表的考古报告仅有佛山市河宕遗址一处④，其他多为发掘简报或调查报告。另外，由动物考古学的视角对该区域开展研究的工作也很少，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种属鉴定，比较科学地对动物种属进行鉴定的只佛山市河宕、镇头⑤和东莞市村头⑥等遗址，其中有的贝类遗存的鉴定结果尚待商榷⑦，种属名称同时写有中文和拉丁文学名的只有镇头和村头遗址。其二为量化分析，仅村头遗址的哺乳动物经过量化分析。其三为考古背景，前人的研究缺乏层位间的纵向和横向对比，这样就降低了遗存中可提取的信息量，例如动物遗存在人类食物结构的比例、种属结构改变的原因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⑧。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对当时的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研究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以前在研究银州贝丘遗址的贝类中提及“通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在早期的堆积中，文蛤的数量较多，以后逐渐变为以河蚬为主，到晚期，又发现田螺的数量增多……即从古代人类生活于此地开始，到废弃这个地方为止，海水有过一个较大范围的后退过程。还有，尽管我们在发掘时采集到一定数量的较大的鱼骨，但在水洗筛选时没有发现小鱼的骨骼，这似乎也暗示出当时遗址附近的水产食物资源种类及生活于此地的古代人类进行捕捞活动的特点”⑨。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调查中还提及“遗址上采集到的动物遗存有猪、鹿和鱼类骨骼，贝壳类计有蚬、文蛤、牡蛎、石螺和丽蚌等，其中蚬和文蛤的数量为最多，其余皆少见。而对银洲贝丘遗址岗西侧坡（二期）和东侧鱼塘底（三期）两处贝壳堆积的柱状取样的初步观察发现，似乎随时间的变化，遗址中的文蛤数量逐渐减少、河蚬数量相对增加且个体逐渐变小，可能反映遗址使用期间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生计活动强度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⑩。上述推测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人类行为和自然原因两个方面：在人类行为方面，当时在银洲贝丘遗址生活的人群大量捕捞河蚬，导致河蚬发生尺寸减少的捕捞压现象，而其在捕捞鱼类时只选择体型较大的个体；在自然原因方面，在银洲贝丘遗址晚期文蛤数量减少、河蚬和田螺数量增多所反映的海退现象。

由于上述的推论均属于调查及初步观察所得，当时并未对遗址出土的全部资料进行科学的鉴定和定量分析，因此，作为推测的结论是需要进行科学印证的。我们通过对当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遗址调查组采集的部分贝壳遗存和银洲贝丘遗址的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同时对银洲贝丘遗址的动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的认识与以前所推测的结果有较大程度的不同，以下分别阐述。

二、 出土动物种属和比例研究

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一文中采集的部分标本再次进行鉴定，发现对新会市罗山嘴、东莞市圆洲、佛山市河宕、古椰村鲤鱼岗、镇头、苏村蚬壳岗、邓村邓岗、丹造船埋岗、上湾福旋岗、良登通心岗、鱿鱼岗和银洲等多个贝丘遗址中鉴定的文蛤（Meretrix meretrix）是错误的，这种贝类应该为大蚬（Cyrenobatissa subsulcata）。文蛤和大蚬的形态和尺寸十分相近，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侧齿，大蚬有前后侧齿且侧齿上缘具小齿，文蛤则无后侧齿，且前侧齿上缘无小齿11（图一）。这些遗址中的大蚬多与河蚬（Corbicula fluminea）和方形环棱螺（Bellamya quadrates）共存。另外，新会市罗山嘴、东莞市圆洲、佛山市河宕和银洲等遗址中的大蚬与牡蛎属（Ostrea）共存。目前同时期的遗址中经确认为文蛤的仅有东莞市村头遗址，该遗址中的文蛤与其他海产贝类共存，不见河蚬及方形环棱螺等淡水和河口的贝类遗存12。

银洲贝丘遗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东南约6公里处，坐落在银洲村东侧一座孤立的椭圆形岗丘上。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三期，一期文化位于岗顶处，堆积非常薄弱且破坏严重；二期文化堆积布满岗顶和岗坡处；三期则分布于岗底平地13。1995年发掘时在遗址西面岗坡和东面岗底平地进行了两次柱状取样。前者为第1柱样，属银洲贝丘遗址二期，取样高度约180厘米，土壤属红色黏土，相关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有两个，即距今3455±150年和距今3840±125年；后者为第2柱样，属银洲贝丘遗址三期，取样高度约25厘米，土壤属灰土，绝对年代不晚于商代早期，即不晚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

经水洗、鉴定和分析，银洲贝丘遗址第1柱样出土的贝类种属有2纲4目7科9属10种，贝类的最小个体数中以河蚬占绝对优势，其次为方形环棱螺及大蚬，其他贝类种属均为零星出土。河蚬的平均长度为20.44毫米、平均高度为20.78毫米，完整个体与破碎个体的比值约为1E1.9。鱼类有硬骨鱼类和软骨鱼类两种，硬骨鱼类的8件脊椎骨尺寸均小于5毫米；软骨鱼类仅发现1件脊椎骨，其尺寸也小于5毫米（图二）。爬行类有鳖，按其背甲尺寸可以分为大型鳖和小型鳖两类。哺乳类以猪为主，还有小鹿、小型啮齿动物和中型哺乳动物等。

银洲贝丘遗址第2柱样出土的贝类，种属有2纲2目4科5种，同样以河蚬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方形环棱螺少量出土，与第1柱样相比数量有所下降，其他种属均为零星出土，第2柱样中大蚬的数量较第1柱样大幅减少。河蚬的平均长度为21.2毫米、平均高度为22.02毫米，完整个体与破碎个体的比值为1：4.65。鱼类有硬骨鱼类，其3件脊椎骨的尺寸均小于5毫米。哺乳动物有猪，还有小型啮齿动物和小型食肉动物。

三、 相关问题讨论

1. 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

从上文的研究结果可知，通过对柱状取样出土动物遗存进行整理时发现11件尺寸小于5毫米的完整的鱼类脊椎遗存，以前没有发现这类细小的鱼骨遗存的原因可能与水洗和筛选的方法有关。因第1柱样为红色黏土层，而较小的鱼类骨骼遗存可能因长时期埋藏而变成与黏土相似的颜色，再加上水洗后的黏土大部分会变成颗粒状，其体积大小与较小的鱼类骨骼遗存相似，因而被研究人员所忽略。所以，在遗址中普遍存在这种尺寸较小的鱼的可能性很大，捕获这类鱼的行为在当时人的活动中可能占有一定的比例。

经过对河蚬的测量后发现，第2柱样（银洲贝丘遗址三期）出土河蚬的长度和高度比第1柱样（银洲贝丘遗址二期）的尺寸都要大，这种现象反映出当时并未对河蚬造成捕捞压，河蚬尺寸增大的原因可能与其年龄、性别、生存环境（温度、盐度和饵料）14或人类行为有关。

2、 关于自然因素的问题

以前认为银洲贝丘遗址出土贝类种属变化的原因是受到海岸线后退的影响。但经过对以往资料的重新整理和对新材料的研究，可见以前的推测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提出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种属鉴定和量化分析问题。以前依据错误的种属鉴定和分析，导致形成海退变化的认识。尽管从贝类的栖息环境看，大蚬和文蛤都能在河口生存，但文蛤主要是在浅海生长的，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到河口生活，而目前为止只有位于海湾或海岛的遗址中发现出土文蛤；从河蚬与大蚬共存的关系上看，河蚬同样可以在淡水或河口生存，两者共存的盐度值在4%～8%之间15，因此如若大蚬的减少与海退有关，其影响的盐度值应只有1%～3%变化，且银洲贝丘遗址三期出土的栖息于淡水环境的方形环棱螺数量要比银洲贝丘遗址二期有所下降。这与原来认为的文蛤减少和田螺增多所反映的银洲贝丘遗址在使用到废弃阶段，海水有过一个较大范围的后退过程并不相符，其反映的可能只是一个不足以证明环境变迁的变化。

其次是年代问题。依据地质学家对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的环境演变研究结果，其对距今四千年海岸线的划定虽然是依据海蚀地貌，但碳十四测定年代的对象采用了牡蛎壳和含化石硅藻淤泥的标本16。银洲贝丘遗址二期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是引自佛山市鱿鱼岗二期F1的标本，但未说明F1的标本是何材料17；银洲贝丘遗址三期的年代是引自东莞市村头贝丘遗址出土贝壳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结果18。利用贝壳进行碳十四测年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石灰岩地区水生贝类所含的特殊成分，其测定的年代可能偏老，与实际年代大致相差1000年到2000年19，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贝类在生长时可能吸收了部分上游石炭岩地区流下来的碳酸盐，形成碳十四年代偏老的现象20。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即遗址的年代和海退事件的年代是否吻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不受自然因素影响的人骨或陆生哺乳动物骨骼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年。

第3是柱状取样的可比性问题。从前文可知，第1柱样和第2柱样的土质、厚度、出土种属和贝类破碎度差异非常大。从土质看，第1柱样为红色黏土，而第2柱样为灰土；从厚度看， 第1柱样是第2柱样的7倍多；从出土种属看，第2柱样的出土种属较第1柱样单一；从贝类破碎度看，第2柱样比第1柱样高出2倍多。因此，在对第1柱样和第2柱样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时，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讨论时留有充分的余地。

第4是可能导致大蚬减少的原因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人类行为和潮夕对贝类生存所造成的影响等自然因素的作用。蚬类为狭盐性贝类，而河口本身的盐度变化受到上游、潮夕、风场和海水等多方面影响21，并不仅仅受制于海退的影响。大蚬在第2柱样中虽然大量减少，但并非完全消失。如果换一个角度，从食物的味道和口感上观察，日本学者丹桂之助观察了台湾圆山文化中大蚬的食用性，指出大蚬的味道不如普通的蚬好吃，但仍可食用22。而在与银洲贝丘遗址二期和三期同时的贝丘遗址中已经发现家猪的证据23，尽管目前在银州贝丘遗址尚未发现明确的家猪骨骼，由于大蚬的味道不如河蚬，如果当地存在家猪饲养，当时的居民在肉食来源得到一定保证的前提下，可能存在选择好吃的贝类进行捕捞的行为，由此造成大蚬数量减少的现象。另外。银洲贝丘遗址二期和三期的年代差距达到数百年，三期的文化堆积薄弱，我们不能确认三期与二期是否属于同一人群，是否由于不同时期的人群对于贝类种属的不同选择导致大蚬数量的减少？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

综上所述，种种证据和推测表明，大蚬的减少与海退的出现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尚存在疑问。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海退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今后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有必要对银洲贝丘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和这个地区同时期的其他贝丘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比较研究，认识整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动物种属和数量变化。还有，借助自然科学的相关技术和方法，对有明确地层关系和经过定性定量分析的贝类进行切片和碳氧同位素分析，确认其采集季节、海水盐度和气温的变化，才能科学地回答是否是因为海退造成大蚬减少这个问题。

四、 总 结

本文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 当时人捕获鱼类时没有特定的选择。因为在柱状取样中发现多件尺寸小于5毫米的鱼脊椎，其尺寸明显小于以前发现的尺寸较大的鱼脊椎，可见在当时人的获取肉食资源活动中，捕获尺寸大小不同的鱼，这类捕获行为占有一定的比例。

（二） 当时不存在捕捞压现象。通过对河蚬最小个体数的长度和高度进行测量，确认出于第2柱样（银洲贝丘遗址三期）河蚬的平均长度和高度都要比第1柱样（银洲贝丘遗址二期） 河蚬的平均长度和高度要大，由此反映出当时不存在从早到晚贝类尺寸变小的现象，当时不存在捕捞压，河蚬尺寸增大的原因可能与其年龄、性别和生存环境（温度、盐度）或人类行为有关。

（三） 贝类种属变化的原因不一定归结为是海退所造成。依据种属鉴定和量化分析的结果、碳十四测年样品的问题、比较第1柱状和第2柱状研究结果时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及人类主观选择的可能性等诸多因素，我们认为形成贝类种属和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银洲贝丘遗址古代居民的生业模式和人地关系是十分有益的。今后，我们还需要对这个地区与银洲贝丘遗址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其他多个贝丘遗址进行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以期建立贝丘遗址动物考古学的区系类型模式24，真正深入的全方位研究必须建立在周密详实的初步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把相关学科的研究应用于银洲贝丘遗址的研究之中，以求深入发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对银洲贝丘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或人骨遗存进行碳十四测定年代，获取银洲贝丘遗址的年代信息；对银洲贝丘遗址出土的贝类标本进行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切片分析等，研究贝类的栖息环境和捕捞季节，应用科学的证据探讨当时自然环境和人类行为的相互关系及人类行为的特征。

致谢：本文自整理资料到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水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在读博士黄可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吕鹏博士和李志鹏博士、英国阿伯丁大学的余博士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宝贵建议，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的学生刘佳月、曹美丹、刘忆晗、也参与了部分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注释：

① 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1期。

② 莫稚：《广东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莫稚：《南粤文物考古集（1955～2002年）》，第180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③ 矽i：《中丘z址的lF和研究》，见中u夫、林介：《水交界У聂~和人：稻作起源的新方法》，第161，ふくろう出版社，2014年。

④ 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佛山河宕遗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黄慰文、李春初、王鸿寿、黄玉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张杰龙：《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文集》，第32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年。

⑥、12 娄欣利：《先秦东江流域三组文化遗存分析与综合》，《文物》2010年第11期。

⑦ 在《佛山河宕报告》图板二三中的“蛏”应为“矛蚌”、“螺”应为“中国耳螺”。

⑧ 史本恒：《国外考古学界的贝类研究》，《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⑨ 袁靖：《关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年第12期。

⑩ 赵辉、袁靖、赵善德、李子文等：《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11 陆忠康：《简明中国水产养殖百科全书》，第838页，农业出版社，2001年。

13 广东省考古所、北大考古系、三水博物馆：《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6期。

14 张玺、齐钟彦：《贝类学纲要》，科学出版社，1961年。

15 陆忠康：《简明中国水产养殖百科全书》，第839页，农业出版社，2001年。

16 李平日、乔彭年、郑洪汉、方国祥、黄光庆：《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第66页，海洋出版社，1991年。

1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实习队：《广东南海市鱿鱼岗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6期。

18 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一）》，《文物》1996年第6期。

19 仇士华：《甑皮岩遗址与石灰岩地区14C测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38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0 李松生：《关于西樵山遗址的两个问题》，张杰龙：《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文集》，第179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年。

21 王彪：《珠江河口盐水入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2 李娜莉：《论圆山文化的生业模式与经济策略》，第78页，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7月。

23 杨式挺：《广东先秦考古》，第57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24 袁靖：《论动物考古学研究与区系类型的关系》，袁靖：《科技考古文集》，第63～69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