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环境对微型金融机构社会扶贫功能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分析268家MFIs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在MFIs的扶贫广度增加的同时，其扶贫深度却在下降。进一步地，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对可能影响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发展规模更大以及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而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扶贫深度；处于成熟阶段的MFIs，其扶贫深度会下降；但盈利能力更好、覆盖力更大的MFIs，其扶贫深度也更大。

关键词：微型金融；社会扶贫；覆盖力；目标市场

Abstract：Time-series data of 268 MFIs show that，for MFIs，while the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increasing，the depth is declining. Further，using data of 1027 MFIs in 2009 to analys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formal legal form of organization will inhibit the pro-poor MFIs breadth，and if taking the form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in a larger scale and targeting in the low-end customers，the MFIs will have a larger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mal legal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strict supervision will inhibit the dep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he MFIs，the depth of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decline. However，more profitability and bigger outreach will make the MFIs a greater depth.

Key Words：microfinance，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outreach，target market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08-05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随着微型金融机构（以下简称“MFIs”）的不断成长，以及微型金融产业的不断成熟，MFIs赖以生存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引发学者广泛关注的是，经营环境的变化会否导致MFIs偏离其社会扶贫的初衷？莫斯利和休姆（Mosley和Hulme，1998）、默多克（Morduch，2000）、马丁（Martin，2003）等学者通过理论逻辑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在商业化引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MFIs必然会减少对穷人的服务。而Tchakoute-Tchuigoua（2010）利用202家MFIs2001—200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的法律组织形式对MFIs绩效（包括社会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选取的绩效指标不同时所得结果并不一致。卡尔和德米尔居奇（Cull和Demirguc-Kunt，2009）研究了政府监管对MFIs社会扶贫的影响后给出的结论是，监管将抑制以利润为目标的MFIs向穷人和妇女提供服务，但对不以盈利为目标的MFIs没有显著影响。此外，Hishigsuren（2007）指出，规模扩张也有可能导致MFIs偏离其社会扶贫的宗旨。因为，当MFIs努力扩大规模时，其将倾向于向更富裕的客户提供更大额度的贷款，并采用更为严格的贷款筛查程序将风险较大的穷人排除在外。

显见的是，以上文献都强调了经营环境某一方面的改变对MFIs社会扶贫深度的影响，而没有将这些经营环境纳入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也没有分析其对MFIs社会扶贫广度的影响。那么，随着经营环境整体的改变，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是否改变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哪些环境因素诱发了这样的改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

本文利用268家MFIs2004—2009年间的数据，对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从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两个维度进行刻画，结果见表1。值得说明的是，根据统计数据，目标市场为小商业企业的MFIs平均贷款额度最大，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本文都将其相关数据汇总到目标市场为“高端”的MFIs。

表1数据中，覆盖力表现的是社会扶贫广度，而目标市场反映的是社会扶贫深度。从该表数据可以发现，在2004—2009年的6年间，覆盖力为大和中等的MFIs越来越多，覆盖力为小的MFIs越来越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除2008年略有不同外，其他年份都呈现出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越来越多，而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越来越少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虽然整体而言，MFIs的社会扶贫广度在增加，但其社会扶贫的深度却在下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及数据

本文分别以覆盖力和目标市场作为MFIs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的指标，以法律状态、是否盈利、是否监管、发展阶段、是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以及是否可持续作为MFIs经营环境的指标，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见表2）。

（二）实证结果及解释

1.影响社会扶贫广度的因素。本文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的多分类Logist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了逐步筛选法。篇幅所限，下文都只列出全部变量显著的结果。模型拟合信息、模型估计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4和5。

表3对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进行似然比检验，结果P

表4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法律状态、是否金融中介、是否监管、发展规模和目标市场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是否盈利、发展阶段以及是否可持续对扶贫广度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当P

（1）正式的法律状态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结果表明，相对于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覆盖力为“小”的MFIs，其法律状态为“正式”，即以银行、乡村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而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概率较小。表明法律状态越正式，覆盖力越小，而扶贫广度相应也小。

（2）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MFIs，扶贫广度更大。相对于覆盖力为“小”的MFIs，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其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概率都更大。但覆盖力为“大”的MFIs，其采取高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而覆盖力为“中”的MFIs，其采取低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

（3）发展规模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结果表明，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其规模为“大”和“中”的概率都更大。并且，发展规模大的B系数值较大，说明发展规模越大，对覆盖力的影响越大，对社会扶贫广度的影响也相应更大。

（4）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更大。目标市场的参数回归结果都为负数，表明相对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覆盖力为“小”的MFIs其目标客户定位于“高端”和“广泛”的概率都更大。

2. 影响社会扶贫深度的因素。采用同样方法，本文对影响社会扶贫深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拟合信息、模型估计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6、7和8。

表7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法律状态、是否监管、发展规模和覆盖力对扶贫深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是否金融中介、发展阶段以及是否可持续对扶贫深度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分析表8的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深度。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目标市场为“高端”的MFIs，其以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以农村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概率较小。而目标市场为“广泛”的MFIs，其以银行、农村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的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

（2）是否盈利对社会扶贫深度的影响。参数结果为负数表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相对于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其盈利的概率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对于MFIs而言，服务于低端客户，可能比服务于高端客户更能获得利润。

（3）严格的监管会阻碍扶贫深度的扩大。结果表明，是否监管对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有显著影响。并且，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前两者受监管的概率更大。这一结果说明，监管概率越大的MFIs，其定位于高端客户或广泛的概率越大，定位于低端客户的概率越小，其扶贫深度也越小。

（4）MFIs的规模越大，其社会扶贫深度越小。参数结果为正数表明，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其发展规模为“大”和“中”的概率也更大。

（5）扶贫广度的扩大有助于扶贫深度的扩大。结果表明，覆盖力对扶贫深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且，由于系数为负值，说明相对于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获得较大覆盖力的概率更高。由此证明，覆盖力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越大，扶贫深度也越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68家MFIs在2004—2009年间的数据，对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过去6年间，整体而言，MFIs的社会扶贫广度在增加，但其社会扶贫的深度却在下降。进一步地，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对可能影响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量化，并纳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法律组织形式、是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目标市场都会影响到MFIs的扶贫广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而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MFIs、发展规模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此外，本文发现，越是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越大。

第二，法律组织形式、是否盈利、是否监管、发展阶段以及覆盖力都会影响到扶贫深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社会扶贫深度，同时，随着MFIs自身的发展成熟，其确实出现了使命漂移，偏离服务于穷人的社会扶贫初衷。不过，盈利能力越好的MFIs，以及覆盖力越大的MFIs，也更愿意服务于低端客户，其扶贫深度也越大。

第三，是否可持续对MFIs的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保障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前提条件。不过，如果考虑到对MFIs的无偿捐赠和各种政策扶持仍然大量存在，这一结论就具有合理性。这一结论从侧面说明，在MFIs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各种捐赠和政策扶持对于保障MFIs社会扶贫功能确实具有积极作用。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首先，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由此，是优先服务于更穷的人，还是优先服务于更多相对富裕的穷人，就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其次，金融中介组织形式和更大的规模都有助于扩大社会扶贫的广度，这给我国MFIs今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第三，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严格的监管都有助于MFIs安全有序的发展，但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社会扶贫深度。因此，如何在MFIs安全有序发展的前提下，以及如何在促进MFIs的发展成熟中，保障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将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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