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益于贫困学子的证伪

摘 要：“高学费、高补助”政策认为高等教育能产生巨大的个人收益，受教育者理应支付相应高额学费，高校再把学费按一定比例资助低收入家庭学子，既能解决高校成本补偿问题，又能有益于贫困学子接受高等教育。但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都证明，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贫困学子是个伪证。

关键词：高校；高学费、高补助政策；贫困学子；证伪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238-02

中国在1997年开始建立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自1999年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政府财政补贴相对不足，学费出现快速上涨的势头，截至2006年，中国公办本科院校的收费标准均值已达到4 343.2元/年。而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农民人均工资收入仅为1 175元。可见，中国当前高校学费水平已处于高位，家庭承担难度在不断加大，高学费把很多本应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困学子拒之门外。但目前国内有少数学者认为“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提倡继续增加高校学费，按一定比例将学费用于助学金，这样就能解决穷人上不起学的问题。这种思想与西方的“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如出一辙， 但在西方广泛运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政策能否适用于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形势？事实上，在现今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不断凸出，“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益于贫困学子的论断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现实实践中都是不能成立的，能使所有穷人上得起学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的结果只能剥夺穷人受教育的权利致使其最终丧失脱贫致富的动力，中国的社会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社会发展将会更加不公平。

一、“高学费、高补助”政策不益于贫困学子的理论分析

1.无法达到“怕累托改进”的效果

提高学费是高校改革的一个方面，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而不是怕累托最优，我们不可能不触动所有人的利益而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都变好，我们要做的只能是使少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使大多数人的境况得到改善。但现在来看，提高学费触动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Carolyn

P. Griwold &Ginger Minton Marine[1999]认为，“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益于低收入学生是以牺牲中等收入学生为代价的。而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无疑是高校学生的主要群体，况且“高补助”能否覆盖所有贫困学生仍是不定之论，可见，提高学费除了不会影响高收入家庭学生之外，会触动大多数学生的利益，甚至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糟。

2.“马太效应”抵消了“滴流效应”的作用

“提高学费，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样就能解决穷人上不起学的问题”这无疑体现了“劫富济贫”的思想，把富人的钱拿出来救助穷人，把这个思想扩大一下就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滴流效应”，是指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可避免的存在贫富分化和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经济的增长。因为只要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的富有阶层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就会扩大就业，增加贫困者对生产要素所需的提供，这样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会滴落到穷人身上。但“马太效应”即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同样作用于分配领域，并且在现阶段中它的作用明显大于“滴流效应”。如果提高学费后，能使富人的钱全部用于资助所有的贫困学生，而且使他们的状况比不增加学费时还要好，那“滴流效应”无疑是成功的，但是还有更大的可能出现，那就是因为高昂学费把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拒之门外，他们没有机会享受“高补助”的待遇，不能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摆脱贫穷的命运，而有能力支付高昂学费的富人享受到了高质量的教育，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的收入。这时“马太效应”就抵消了“滴流效应”。

3.“价格歧视”下增加的福利流入高校而非受助学生

“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中可视为一种“价格歧视”，富有的学生对享受高等教育的支付意愿高于贫困学生。通过收取高学费并有选择的提供助学金，高校实际上是根据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对享受教育的评价来向他们收取费用，这种行为与价格歧视的垄断者的行为如出一辙。而且目前，高等教育产业是一个垄断产业，并非所有学校都可介入，其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消费者不具备对教育消费讨价还价的能力。垄断者通过实行价格歧视，可剥夺所有消费者剩余，虽然价格歧视可以增加经济福利，但表现的是生产者剩余更高而非消费额者剩余更高。可见，“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真正受益方并非贫困学子而是高校本身，此政策只是高校成本补偿的有利方式，不能有效解决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

4.从“斯勒茨基方程”看“高学费、高补助”政策的效果――使所有学生的境况都变坏

“斯勒茨基方程”表明需求的总变动等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和。高等教育可视为一种正常商品，即收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那么，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方向就会相同，价格上升意味着需求会因替代效应而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收入相对减少，需求也会下降，这两种效应相互加强，共同作用于总需求的下降。高校提高学费，学生会选择其他教育方式，这种替代效应使高等教育需求减少，同时学费的提高也意味着家庭收入的相对减少，产生的收入效应同样影响需求。那么，如果高校实行高补助政策，能否挽回需求减少的状况并改善受助学生的境况呢？以下将以“斯勒茨基方程”为基础，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分析消费者的偏好变化情况。为简化起见，假设所有增收的学费都用于资助所有的学生，假设高等教育收费价格从p上升至p′（p′= p+ t），受教育者由x减为x′，高校提高学费得到的收益是R = t x′= （p′- p）x′，y表示受教育者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并规定价格为1，那么最初预算约束为px+y=m，而提高学费并接收到补助后的预算约束将为（p+t）x′+ y′= m+t x′，消去方程两边的t x′，得到 p x′+y′=m，可见，（x′，y′）在最初的预算约束下是可以支付的起的，但消费者却最终选择了（x，y），所以事实一定是对（x，y）的偏好超过对（x′，y′）的偏好，即“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实施后，受教育者的境况变坏了。

二、“高学费、高补助”政策有益于贫困学子证伪的现实分析

1.“三座大山”抑制总需求和经济增长，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是促使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加，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现在正在积极寻求稳定房价，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这时再增加学费无疑是有悖于国家政策的初衷。三座大山的日益沉重加大了居民的支出预期，致使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呈明显下降趋势，社会需求将明显不足，而中国现阶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出口优势会逐渐弱化，唯有打开内需才是应对人民币升值下经济增长的关键。

2.教育是个特殊的产业，不能市场化

在中国渐进改革的今天，如果教育等同于其他产业，改革也围绕市场化进行，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离公平民主越来越远。增加学费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影响了他们的消费水平，日益高昂的学费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丧失了摆脱贫困命运的机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加深认识。市场经济的建立不是把所有的领域都交给市场，这是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关键，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才应该积极发挥作用，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并消除因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分配不公，而不是使这种分配不公愈演愈烈。教育改革的最终就是使教育成为准公共产品，使大多数学生有能力支付学费，承担部分高校成本补偿，而不是市场经济下追求利润最大化。

3.“高学费、高补助”政策实施难度很大

如果增加学费，增加多少？拿出多少用于助学金？能保证所有的贫困学生都能收到资助吗？如何监督这部分资金是否落实到位？怎样确定学生家庭是否贫困？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将会使这项政策实施难度加大，可见它不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即使这一切都落实到位，那么实施成本会是多少？据了解，吉利控股集团向社会捐助5 000万用于贫困学生上学，为了监督这笔资金落实到位，后期监督成本就高达200万。高校能够在较低的监督成本下加强政策的实施到位，还是最终利益都流向了别处，一切皆是不确定性。

4.只能加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平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丰富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谋生的能力。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是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2.1倍，是初中毕业劳动者的1.4倍，是高中毕业劳动者的1.2倍。所受教育程度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如下表所示：

知识水平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联合国一项调查，转引自 郝铁川《人才强国：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载《人民日报》2003年12月30日。

使所有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重要标准。提高学费，使众多贫困学子无法通过享受教育摆脱贫困，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却可以尽享教育带来的高素质、高收入。这样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局面只能深化社会矛盾，加大贫富差距。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6月30日报道，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最近也表示，解决美国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不是没收富豪的游艇，而是提高教育水平。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名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的文章中，也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穷人致富”。而穷人致富的根本途径是享受高等教育，让更多的穷人接受教育，不会因为贫困交不起学费而丧失受教育和摆脱贫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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