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分析

[摘要]作者以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为背景，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货币化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进行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正向地推进了货币化的进程，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是货币化比率的Granger原因；但由于近代中国仍处于经济货币化的起步阶段，因此货币化比率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弹性是比较弱的。

[关键词]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经济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F752.9 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068－05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货币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客观经济现象，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货币化程度也必然越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货币化程度也越低，因此，经济货币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程度。近代中国经济处于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的历史时期，是货币化程度不断深化的时期，笔者发现，在该历史时期内，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进出口贸易本身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基础；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进出口贸易增长是推动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经济货币化，而经济货币化的不断深入又刺激了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中国是极不情愿地、被动地卷入到国际市场中，被动地参与国际分工，被动地参与着国际贸易，自此，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被动地国际贸易打破了，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附庸。列强需求什么，那么中国就会被卷到供给方――出口商的行列；而列强要倾销什么，中国就被迫卷入需求方――进口商的行列，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而正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直接推动了经济货币化的过程。

本文以近代中国的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核心，结合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背景，将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努力探寻进出口贸易对经济货币化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为解释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寻找一个新的视角。

一、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的逻辑分析

近代中国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资源作为一种客观条件助长了闭关自守的对外贸易思想。正如郝延平先生所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被仅仅看作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特殊的和不重要的形式，它的发展包容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之中。而且，它的数额同中国的国土、人口和物产相比是微小的。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所促进的新的经济成长只是微弱地渗透到传统经济中去；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在条约口岸内，这些条约口岸在许多方面成为由外人左右的‘国中之国’。因此，中国经济的近代成分是孤立的，处于传统经济的边缘――或者用陶尼的话来说，犹如古老的长袍镶上的一条新式花边。”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狭小的、零散的，与当时国内狭小的和分散的商品市场是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仅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的行业和产业分工，进出口贸易对当时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较微弱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没有经历国内分工演进的过程，直接参与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地位决定了其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而其半殖民地的特征，又要求其进出口商品结构要服从于世界市场体系的需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了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中国被动地开始了商品化和货币化的演进过程。

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变动对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演进，我们可以从供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供给角度看，进出口贸易扩展了要素供给的范围，从而使得专业化生产和行业的技术进步成为可能。国际分工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延伸至国内，促进国内分工的演进。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冲击下，第一层次的社会分工开始出现，即手工业与农业开始逐渐地分离，城市出现了专门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小生产者；伴随着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张，在行业内部出现了第二层次的分工，即行业内部分工逐渐显现，如棉纺织业中纺纱和织布分离。这两个层次的分工相互促进，交互作用，共同缓慢地推动着近代中国分工演进，专业化生产的规模逐渐扩大，提高了劳动熟练程度，节约了工作转化时间、促进了技术的创新，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的供给数量，扩大产品的供给范围。从需求角度来看，进口贸易的扩张本身扩展了国内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引起的专业化生产，使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地解体，除了自身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仍然自给以外，其他生活用品开始通过市场获得，市场需求随之逐渐地扩大。供求作用的结果是一方面全社会的总产出在增加，而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的规模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实物部门为满足其生活或生产的需求，对市场的依赖性也逐渐地增加，货币收入经常性需求被引入到经济中来，这刺激了实物部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面向货币经济生产，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化的产出持续增加，如果这一过程持续进行，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实物经济逐渐地货币化，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

显然，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正向地影响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加正向地影响着近代中国货币化的进程。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是因，国内市场商品量变动是果；国内市场商品量变动是货币化率变动的原因。

进一步地，进口与出口哪个变量对近代中国货币化的影响更大呢?20世纪以后，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生产资料的进口有所上升，进口货物中的生产资料从1910年的17.6％上升至1936年的44.5％，与此同时，消费资料进口规模虽然也在增加，但是消费资料的进口比重由82.4％降至55.5％。从进口的生产资料品来看，1913年从国外进口的各种机器总值仅为800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1.4％；但到了1936年，已增至3850万关两，占进口总值的6.4％。其中来自英、日、美、德的纺织机械和电力设备名列前茅。生铁、钢和其他建筑五金、化学产品、工业用染料和颜料等商品的进口值及其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均大为增长。1913年这些商品仅占总额的11％，到1936年已增至24％。我们知道，消费资料属于最终产品，其进口能直接扩大市场供给的规模，但是不能对全社会的产出产生直接的影响：生产资料属于中间产品，是投资品，其进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产出效率的提高，一般来说，生产者是否投资购买生产资料取决于他对未来经济的预期。近代中国在1914－1936年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也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5％，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进而投资规模随之扩张，相应地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进口规模随之扩张，对于一个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为特征的国家，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张不仅逐步在分解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同时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经济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品和相应的技术及信息，促进了手 工业和现代工业产出效率的提高，从而对GDP的增加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近代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农产品及原材料出口在整个出口商品中占比重很高，这些产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典型的粗放式的特点，其增加主要依赖价格和数量的推动，产品的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进而出现创汇不创利的现象，这些特点决定了出口扩大就不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我们考察的是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千年传统经济大国被迫转型的时期，经济结构的原有惯性依然强大。因此，从逻辑角度来看，进出口引领传统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必然是缓慢的，传统的一元经济缓慢向二元经济过渡就是历史的颈部，不应过高估计其影响力。表现在数量关系上，货币化程度对进出口的弹性也应该是较弱的。

如果我们对近代中国货币化过程的逻辑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近代中国实证检验的结果就会支持这一结论，接下来我们要对这种逻辑关系进行检验。

二、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的实证分析

从上述的逻辑分析过程来看，实证分析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近代进口与出口贸易之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二是近代中国的货币化率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市场商品量缺乏时间序列数据，我们现在仅有的商品量的数据是吴承明先生估计的若干年份的离散数据。而数据匮乏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软肋，因此我们只能做些技术处理，利用可获得的数据资料，首先分别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进口和出口贸易、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货币化率计算相关系数：从而初步判断这两个层面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如果上述相关关系成立，我们再进一步地对进口、出口贸易与货币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进、出口贸易以及货币化率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受数据来源的限制，1920年和1936年的数据相对比较完整，因此，我们利用这两年的数据分别计算进口、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相关系数，以及国内市场商品量与不同层次货币化率的相关系数，相关数据如表1：

1、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性。

根据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我们分别计算了主要年份出口、进口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1869－1920年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95％；引入1936年的数据之后，相关系数明显下降，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系数分别降至81.47％和78.45％，尽管相关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呈现为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组相关系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北三省的贸易没有纳入统计，30年代以后进口和出口贸易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吴先生在估计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时候，对东北三省的市场纳入分析的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两组变量相关程度减弱的情况。如果我们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两组的相关系数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货币化比率的相关性。

从宏观角度来测度一国货币化程度较为公认的指标是货币供应量与实际总产出之比，该指标用来反映一国国民经济中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占其全部产出的比重。一般来讲，该指标值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也就越高。为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经济货币化的变动趋势，我们采用货币化比率指标从不同的层面测度近代中国货币化程度，货币化比率用各层次货币量与GDP之比来表示，分别为通货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广义货币化比率。我们分别将1920年和1936年的国内市场商品量、通货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广义货币化比率指数化，取1920年为100，我们发现，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量相对于1920年上升了76％，与此同时，狭义货币化比率和广义货币化比率分别上升了58.3％和81％，货币化程度均有不同层次的上升；国内市场商品量与狭义货币化比率、广义货币化比率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也发现，与1920年相比，1936年通货货币化比率下降了8.2％，两者并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所造成的：一是按照发达国家货币化的历史，伴随着货币进程的不断演进，在交易性质的货币中利用活期存款进行转帐交易的比重相对增加；通货交易比重相对下降，进而通货货币化比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因此该指标的变化并不表明货币化程度降低，却进一步证明了交易性货币结构的变化。二是1934年美国白银法案所带来的白银大量流出对国内产生紧缩性影响，产生通货存量的较大幅度的下降，1934年和1935年通货货币化比率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1936年方有所回升。

由此我们可初步判断上述的逻辑关系是成立的，接下来，我们利用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各层次货币化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近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与货币化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二)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的实证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的样本空间是1913－1936年。分别对出口净值(EX)、进口净值(IM)、广义货币化比率(λ1)、狭义货币化比率(λ2)和通货货币化比率(λ3)。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1、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出口贸易的长期关系。

首先用ADL模型检验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近代中国出口净值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上述各模型中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各模型的残差项应当具有平稳性，因此对残差项采用EG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残差序列EG检验统计量5％显著水平上小于临界值，因此残差序列项是平稳序列。即上述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2)。

2、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进口贸易的长期关系。

建模方法同前，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进口净值的长期关系见表3。

三、结论

近代中国的各层次的货币化比率分别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证明了我们前面的逻辑分析，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如表2和表3所示。

第一，从长期来看，就货币化程度与出口贸易关系而言，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以及通货货币化比率与出口净值均呈现正相关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通货货币化比率的出口弹性均呈现弱弹性，但是，广义货币化比率对出口贸易的变动最为敏感，狭义货币化比率次之，通货货币化比率最小。

第二，从长期来看，就货币化程度与进口贸易关系而言，各层次货币化比率均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以及通货货币化比率与进口净值均呈现正相关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通货货币化比率的进口弹性均呈现弱弹性，但是，广义货币化比率对进口贸易的变动最为敏感，并远高于狭义货币化比率的进口弹性和通货货币化比率的进口弹性。

第三，近代中国的货币化比率对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变动均表现为弱弹性，这一结论和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到1936年广义货币化比率仅为27.7％。1914－1936年期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从1914年的41.22元，增加至1936年的51.51元，22年间人均收入仅增加了25％，年均仅增长1.02％，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收入的低水平，在经济总产出中，农业产出依然占据垄断地位，而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分解，1936年农产品比重最高的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仅为31.4％。这表明近代中国仅处于货币化的起步阶段，进出口贸易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较低，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依然较低，1931年仅为12.05％，因此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变动对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变动呈现弱弹性。

第四，广义货币化比率对进口贸易的变动更为敏感，数据同前，证实了我们前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