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的靠山

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邓宁曾经对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他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常经过不同发展阶段：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的国家大多是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大多是净流出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时，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迅速扩大。从我国的情况看，虽然人均GDP刚刚超过2000美元，仍以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为主，但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较大，沿海主要省市的人均GDP甚至已经超过6000美元，这些地区的对外投资将大幅增长。

不仅如此，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严重，贸易纠纷愈演愈烈，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获得稳定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转移部分不适合在境内发展的轻加工制造环节，减少顺差、缓解国际贸易矛盾。

国际投资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在境外的活动，比如，海外重大开发项目的获得、企业在境外稳定可持续经营环境的维持、甚至境外投资者人身安全的保障等，都离不开母国对外交往能力的综合保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支持企业扩大境外投资。

政府要将支持企业境外投资摆在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仅要看GDP，还要看GNP，以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支配生产要素的能力，取得更多的要素收入。涉外经济管理部门应在继续抓“引进来”工作的同时，将工作重点逐步转向抓“走出去”上，把“走出去”当作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总结及业绩考核中，应逐步增加当地企业境外投资的内容。可以考虑参照招商局模式，探索建立与企业境外投资迅速增长相适应的跨部门机构或协调机制。参照外企服务中心模式，组建企业境外投资服务中心。

明确国家战略指向，审慎筛选境外投资重点领域。境外能矿资源投资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此领域的国际投资较为敏感，应在稳步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重点提高现有境外资源开发类投资项目的效益与水平。应积极扩大在高新技术领域以及国内急需的重大装备制造领域的对外投资规模；围绕国内产业机构调整的重点，在境外设立经济贸易合作区，促进传统产业对外转移；通过在境外设立、收购研发机构，积极利用境外科技与智力资源；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有选择地开展服务业对外合作；继续做好境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农业开发项目。

市场化确定投资主体，灵活选择投资方式，避免出现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境外投资合作主体方面，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各种所有制企业齐头并进。大型国有企业应在境外投资合作中发挥龙头作用。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支持一律平等。在投资方式方面，除绿地投资外，更多采取兼并收购方式。目前阶段，可较多采取与东道国企业合资合作的方式开展业务，注重采取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等股权投资工具，开展境外风险投资。

结合国家外汇储备多元化转化投资的实践，探索建立支持企业境外投资的专门融资渠道。中国投资公司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的主要机构，该机构应在支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应对境外投资的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其他金融机构及民间资金可参照国内产业基金的组织运作模式，探索建立境外投资产业基金，由该基金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较低成本、多种方式的融资。

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成本。政府应进一步减少核准环节，对境外投资企业分类提供服务。对于资源类项目以及高科技、装备制造领域的重大并购项目，政府应多渠道向企业提供低于市场成本的长期融资，并通过基金的形式筹集资金用于资源勘探、并购项目可行性论证。对于一般制造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可引导其在境外经济贸易区集中落户，降低运营成本。对一些政策鼓励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农业开发项目，可通过提供援外优惠贷款等专项资金的方式，扩大为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开具的有关保函提供担保和垫支赔付的限额。

由政府出面帮助企业回避境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在项目风险方面，应加强对我国境外投资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有关政治风险、政策变动信息的跟踪，并及时、免费向有关企业提供此类信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强化投资保险工作。在汇率、利率风险方面，积极鼓励企业采取股权方式进行外汇融资筹集资金开展境外投资，以彻底回避汇率、利率风险。鼓励企业使用自由外汇资金或直接进行外汇融资开展境外投资，借贷及债权融资应多采取浮动利率。对采取人民币融资换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且同时开展回避风险期权期货业务的，由财政予以一定比例的补贴。

政府各部门提供全方位服务，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坚强后盾。发挥发展中大国的政治优势，组织企业、项目单位与各国使馆商务机构交流，了解有关国家政策及产业导向，获得更多投资信息。政府为企业境外重大项目谈判及建设提供智力、公共关系、语言翻译等多方面的支持。在境外投资企业集聚区域设立领事办事机构，帮助企业处理与当地政府的日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