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的离合、兼容现象研究

语言文字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对于我们思想的精确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掀起了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大讨论。众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这些讨论从未间断过，无论是文字的改革方面。还是语法结构规律的探讨方面，都有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出现了语言研究繁荣的景象。

同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旧的不规范的语言逐步消除了，新的不规范的语言又产生了。对于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不规范用语，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近一段时期，一些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在和一些文艺界或体育界人士叙述往事、畅想未来时，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有一些不规范的词语脱口而出，既堂而皇之又令人感到十分别扭。如：“演完出”、“比完赛”、“服好务”、“排了半截练”、“客什么气”等。这些词语运用得都有问题。在运用中，他们将不该拆的词拆开了，在黏合性很强的两个语素之间又嵌入一些其他词语，使两个连接紧密的语素变得松动，这是不合语法的语言现象，起码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

以上加点的词，都是由两个词根组合而成的合成词。这些合成词有一些是可以别的成分的，也叫“离合词”，以动宾、补充关系为多。如：洗澡――洗个热水澡，睡觉――睡了一会儿觉，站岗――站了一班岗等。这些可以插入成分的词在运用上都具有特指义，目前没有恰当的形式取代它们，在它们合的时候是一个词，在它们插入别的成分的时候，就是短语。

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合的。两个语素黏结很紧，一般是不能随便拆开使用的。如“司机、司令、动员、报告、得意”等。我们不能说“报了一次告”、“动了二次员”、“得什么意”之类的话，当然也不能说“演完出、比完赛、服好务、客什么气”之类的话，这些都属于不规范用语。由于这些词语经常在我们的口语中流传，所以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应特别注意。

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认为：“要找出语法规律，首先是个归纳的过程。语言里有某一种结构形式，我们把具有这种形式的许多材料收集起来，排列在一起。加以分析、比较，找出它们共同的特点，这特点就是所谓的规律。”看来，汉语的组合是有规律的，有些词能拆，有些词不能拆。

然而，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年轻副教授沈怀兴先生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著有《汉语商论》一书，其中有《“离合”说析疑》一文，另辟观点，向传统的“离合”说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用扩展法来确定AB组合是不是词，从认识论角度讲是不科学的，从方法论角度讲是不可取的，落实到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认定词的依据只能是历史，至于有的复音词有时被拆分，根本原因不在这些词本身。而在语言使用者表达特殊思想感情的需要。”如“幽默”可以说“幽了他一默”，“滑稽”可以说“滑天下之大稽”，“慷慨”可以说“慷国家之慨”等。这些词拆开后并没有引起语言上的混乱，所以离合词也是词，是可以拆开来使用的。

当然，沈先生亦属一家之言。我们认为，“约定俗成”很重要。一些词在初创时大概都没有什么市场、都不被认可。必须经过一定阶段的使用，等大家都说、都用、都懂了，有了一定的语言环境，才能最终形成词。另外，词还有一定的概括性、凝固性，不能随意改动(修辞手段除外)，不然还算生造词。沈先生所举的例子，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应该说都有修辞作用，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作家变异性语言，一些常用的熟语，它们的组合不必然有很深的理性。如“汗珠子滚太阳”、“欠了一屁股债”等，都是思维和语言的杂糅体，同时也是有很深内涵的，并不难理解。如果非要深究汗珠子怎么滚太阳、屁股和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说“吃了一屁股饭”，实在不好回答。这里只能用“约定俗成”来解释。

目前，社会上很流行中外杂糅型语言。一句话里，汉语与外语兼容。如：“太OK了!”“Sorry，我来晚了。”“No，No，我自己来。”甚至出现了“我要PK你”、“他是我的fans”、“I服了You”之类，可谓五花八门。

对于上述这些语言，是属于不规范用语，抑或是语言先进性的表现?实在不好妄下结论。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等一些作家就常有这一类句子出现在各类文章中。如：杂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费尔泼赖”就是英文名词：Fair Play。只不过鲁迅用了汉语表述，并且有些修辞意味了。

但许多作品是直接插入外语词汇的。如：1936年，托洛斯基派陈某某在给鲁迅的信中说：“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中写道：“……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处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杂文家刘征先生写过一篇杂文《庄周买水》，讽刺当时的不正之风，文中写庄周到河伯处买水，一位长发披肩的女秘书“挂了个电话，耸耸肩说：‘Sorry，没货了。’……”

有些翻译的外国作品。大概译的时候找不出相应的词汇，就在译文中杂糅了原句。如：汝龙翻译的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中，描写有人画了一张别里科夫的漫画，“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这个外语词汇是希腊语，意思是“人”。)

以上中外杂糅型语言不胜枚举，大都出现在书面语中。而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交流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口语中掺杂了这种句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节目主持人、歌唱演员甚至科学工作者在说话时不断夹进一些外语来表述。这大概是目前的一种时尚。

兼容性语言，大概是语言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一个转折点。然而。它又是不够规范的、不够纯洁的。总之，在使用汉语言的环境中，必须掺杂外语词汇的无外乎三种情况：1找不到相应的汉语词汇：2出于修辞的目的而故意引用原句或词：3追求时尚。其中第一种情况最为普遍。过去的外来词，由于我们长期使用，已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凝固性。第二种情况，多用于书面语。第三种情况，就有点哗众取宠了。其实，它已经造成了祖国语言的不纯洁，并且有画蛇添足的味道了。

中外兼容性语言现象，其实就是一些外来词汇混入了汉语言的现象。所谓外来词，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它是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把对方语言的词吸收到本族语言中来的结果。有专家认为，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一般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要从语音、语法、语义甚至字形上进行一番改造。使它适应现代汉语结构系统，成为普通话词汇的成员。另外，外来词的意义也要受汉语词义的制约，往往要发生变化。如英语的Jacket是指“短上衣、坎肩儿”之类，汉语吸收进来后成为“夹克”，就专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衣”，因为汉语词汇中已经有了表达“坎肩儿”概念的词，这就使外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由此看来，外来语言也不是拿过来随便就能用的，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的。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的语言运用中，应尽量地使之规范化，尤其是节目主持人，面对广大观众，决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地使用混乱的语言表述，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用语混乱现象很普遍。特别是文艺界更是重灾区，他们本应是精神文明的倡导者，语言美、用语正确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有些人却经常把“很中国”、“非常人性”、“特别OK”、“演完出”、“服好务”之类的用语挂到口头上，连一般老百姓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别扭，更何况语言工作者呢?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人的语言素质问题。

我们的民族语言经历过数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说来，是丰富的、精炼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而我国现代语言既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用语混乱现象也随之而来，比如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离合语、中外兼容语言等。这些语言，都有可能造成语言运用上的混乱，至少是不规范的。因此，我们的语言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推广标准的、规范的普通话而努力奋斗，以保持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当然，有些方面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慎重区别精华与糟粕，方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达到语言纯洁而健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