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地域文化解析

[摘 要] 中国电影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中国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寻求适合自身生存的养分，而电影地域化问题贯穿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个阶段，更是中国电影发展至今的内在动力。本文从地域风景的呈现、地域民俗的展示、地域语言的运用三个方面解析地域文化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电影；地域风景；地域民俗；地域语言

电影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画面，是一门包含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它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一直在中国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寻求适合自身生存的养分，而电影地域化问题贯穿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个阶段，更是中国电影发展至今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繁荣具有地域特色、民族色彩的中国电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电影中包含的地域文化进行解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造就一方社会。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经济发展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但是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地域文化”的界定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①。可以说，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博大宏伟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体现，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中国电影中蕴涵的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地域风景的呈现、地域风俗的展示、地域语言的运用三个方面。

一、地域风景的呈现

美国学者欧・奥尔特曼在阐释文化的含义时说：“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习俗涉及的不仅是‘内心的’和‘行为的’过程，文化出现在物和物质环境中。”②所谓“物和物质环境”，就是极具特色的地域风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第五代导演似乎更偏爱地域文化，他们在影片中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画。

有人类心灵家园之称的“日光之城”拉萨、被誉为“人类最后密境”的世界上最深也是最长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山顶终年积雪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着“最后一片处女地”之称的可可西里、“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日喀则、“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的羊卓雍措……这些具有原生态的自然景观、神奇的民俗景观和圣洁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使得理所当然成为各类题材影视的热门拍摄地。

冯小宁导演的影片《红河谷》就取景于美丽的江孜，这部如同史诗般的影片，讲述了英国侵略者打着探险的幌子，妄图入侵，遭到藏族人民团结一致、宁死不屈的英勇抵抗的故事。影片一方面表现了藏族人民的纯净和古朴的本色，如藏族老阿妈和她的儿子格桑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汉族少女，格桑和雪儿救出因雪崩被埋的英国科学家罗克曼和琼斯；另一方面透过单纯的琼斯的眼光发现美丽的自然风光：湛蓝晴朗的天空、绵延辽阔的青青草原、流动的朵朵白云、直立云霄的圣洁雪山、奔腾不绝的河流、成群结队的牛羊，等等。当西方侵略者打破这宁静的东方文明时，成千上万的藏民从血泊中拿起了弓箭、猎枪，奋力抵抗侵略者，用鲜血染红了河谷。影片中的这些地域风景不仅仅是故事展开的具有异域色彩的物质载体，更是影片精神内涵的体现，正如影片结尾处描绘的那样，远处草原上成千上万奔跑着的牦牛，象征着藏族人民永不屈服与不可毁灭的精神。

陆川导演的影片《可可西里》取景于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这部具有纪录片风格的新现实主义影片讲述了记者尕玉和可可西里巡山队员追捕藏羚羊盗猎分子，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故事。可可西里，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而影片中表现的自然风光却显示出一种粗犷之美，巍峨绵延的山峰悬浮在天际，蓝天和大地的色彩对比鲜明，流沙与雪山交相呼应，精灵般的藏羚羊自由驰骋着。作为影片重要意象的藏羚羊与辽阔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自然景观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具有人格魅力的地域风景。在这部影片中，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在前后对比中彰显得更为鲜明，一声枪响之后，杀戮者打破了无人区的宁静，在血腥面前圣洁的雪山显得更圣洁，在暴力面前自由的藏羚羊显得更加可贵。因此，地域风景在影片中起到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

除了地域风景之外，西北、东北、湘西等地域同样具有特色风景，这些地域风景无疑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不同地域的观众在对影片的地域风景的审视过程中，寻求着心灵的归宿，为中国电影的叙事营造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地域民俗的展示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说过：“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传承文化。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认识当前世界文化的现状，也必须知道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历史。”③也就是说，民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反映了特定地域的人们共同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涵盖了一个地域里的历史、文化、宗教、审美等种种元素。中国电影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合理地运用民俗元素不仅能够在场景设置、气氛营造、人物塑造等方面提升影片的地域特色，而且还能形成独特的意象、符号，从而增添影片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魅力。在民俗元素运用方面较为突出的是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

电影《白鹿原》改编于实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较为真实地再现了陕特的民俗，以达到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叙事功能，同时又赋予这些民俗意象以美学价值，以达到增添小说文化底蕴的效果。王安全导演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对于这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俗意象有取有舍，他舍去小说对充满顽愚色彩民俗的批判，舍去小说对特色民俗的单纯鉴赏，保留下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意象，并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将民俗意象与现代性的冲突整合起来，让民俗意象在电影中焕发活力。

影片中最重要的一个民俗意象就是“祠堂”，祠堂是大家族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地方，是族长行使权利的地方，族中的任何人违反族规都要在这里受到处罚，所以说它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法庭。白嘉轩带领族人在祠堂里背诵“乡约”，就是一场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仪式，是对儒家道德观念的传承。白孝文年幼时因调皮捣蛋被父亲在祠堂中责罚，来路不明的女人即使结婚也不能进入祠堂，黑娃和小娥因为在祠堂中当众受到鞭挞，等等，这些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对违规者的惩罚，体现着儒家文化对人们思想的桎梏。祠堂表面上是一座写有碑文、摆有牌位的屋子，实际上它却是族人的精神枷锁。黑娃是白鹿原上一个最为普通的青年，他的愿望是找个女人结婚，然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他偏偏遇到了小娥，在“祠堂”的思维方式下，黑娃知道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按照族规是无法进入祠堂的，进入不了祠堂就意味着得不到应有的身份，得不到族人的认可，可见这种传统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离开白鹿原的黑娃伴随着革命的浪潮再次回到祠堂，砸毁了祠堂庙宇，这种行为是对儒家文化的挑战，显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但很快革命浪潮就过去了，祠堂再次被重修，这表明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决裂比想象中要难。直到影片的结尾，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毁祠堂，也真正炸毁了儒家传统道德。“小说 《白鹿原》写的是一群人的悲剧，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悲剧，它唱了一曲为宗法封建制度及其人格化的代表们安魂送葬的挽歌。”④而电影则以“祠堂”这一颇具地域文化色彩的民俗意象的分崩离析，为儒家道德观念和封建宗法制度奏响挽歌。

中国电影中的民俗意象饱含着民族精神、充斥着地域文化特征，它符合特定地域的人们长时间形成的共同审美意识，因此对电影中的民俗意象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地域语言的运用

电影作为一门以叙事为主体的艺术形式，其主要内容是讲述一定时间、一定地方的人们的社会生活，这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本身就蕴涵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作为人物的语言，特别是特定社会生活区域的方言，也是这种特定地域文化的反映。因此，在电影中适当地运用方言，能够渲染地域风情，能够凸显人物性格。也正是方言的这种特殊魅力，使得它成为导演们竞相选择的对象，正如贾樟柯导演说的那样：“我自己非常喜欢电影记录的美感包括影片里所呈现的自然状态，人的自然语言。直到现在，在我的电影里面我都特别喜欢用方言，因为我觉得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人母语，任何人用母语表演的时候都会很自然，通过使用方言，给演员一种语言上的自由，这种现实感和自然感是我特别重视的。”⑤

方言是一种感情的桥梁，体现着同一地域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当观众在电影中听到自己家乡的方言时，一种强烈的亲切感便会油然而生，“特别是在城市中的‘新移民’，在陌生的城市中忙忙碌碌之后，来到电影院能够听听家乡方言，听到熟悉的乡音，好比听到家乡父老乡亲的呼唤一样感动，紧张的神经，一下子也就放松了”⑥。例如《疯狂的石头》里有一段四川方言的对话，其中那些“啥子事”“狗日嘞”“檐老鼠”“嘛”等常见的四川方言，唤起多少四川观众对曾经拥有的生活经历和曾经体验的情感历程的回忆，在消除电影中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艺术形象。此外，方言的运用还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在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王妈、孙太太和牌友们操着一口上海方言在对话：“外头落大雨哦”“出去买个面啊穿各轧漂亮”“大家自家人嘛，就来嗨屋里随便吃点嘛好了”“先生嘛一夜呀头勿来嗨屋里厢”，等等，这些原汁原味的“老式上海话”很容易让观众想起那个纸醉金迷的上海滩。而对于那些不在同一地域的观众而言，方言的运用同样可以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了解一方文化，理解一方风俗。

方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一定地域内特定的语言现象，更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沉淀。当导演要表达一定思想内容的时候，人物的语言因素是电影创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为了展示特殊的地域文化，他们自觉地选择了地域方言。因为方言能够折射出地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使影片更具地域文化的底蕴。

注释：

① 申丽珍：《地域文化与温州地域特色库建设现状分析》，《科技信息》，2013年第9期。

② 欧・奥尔特曼：《文化与环境》，骆林生、王静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④ 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金丹元、徐文明：《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方言化现象”解析》，《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⑥ 肖震宇：《方言电影靠什么“火”》，《生命时报》，2006年11月14日。

[作者简介] 宋扬（1980― ），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