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家及其创作的互文性与契合度

摘要：现实主义作家及其创作的互文性与契合度，在路遥和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路遥的人道情怀与苦难生活经历在小说中体现为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而小说中主人公的信念的坚定、追求的执着、性格的坚强、为人的正直、品格的美好等，也无不是对作家本人的艺术折射。当作家与其创作具有互文性和契合度时，不仅能产生优秀的作品，而且也能造就伟大的作家。

关键词：现实主义作家；互文性；契合度；路遥；《平凡的世界》；苦难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001-02

一

互文性，通常有两个基本意项，一是作为文本理论的互文性，一是作为修辞方法的互文性。就前者而言，“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最早提出的。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作为后者的互文性，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古人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含而见文。”意思说，它是这样一种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是一种上下文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

本文所说的互文性，与作为修辞手法的互文性有所接近，但又有所区别。笔者用“互文性”来指称现实主义作家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念、生活经历、理想追求、个性禀赋直接决定了其作品的写实风格、价值取向、人物性格、理想追求，而反过来后者又是对前者的一种艺术反射，两者不仅相互呼应、相互印证，而且还高度“契合”――这就是所谓的契合度。当然“契合”犹言之“吻合”，但却不是“重合”，因为作家所具有的和他所创作的文本――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码事，即使是作家的自传，也不可能、同时读者也不应该将之和其生活经历完全等同，这是起码的文学常识。

现实主义作家及其创作的互文性与契合度，犹如一个演员和他的本色表演：由于角色的家庭出生、生活经历与个性气质同演员自身特别接近，所以他表演起来就特别的得心应手，观众也觉得演得特别的“像”，所以也就比较认可――在这方面路遥和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之间的互文性与契合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路遥的人道情怀与苦难生活经历在小说中体现为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而小说中主人公的信念的坚定、追求的执着、性格的坚强、为人的正直、品格的美好等，也无不是对作家本人的艺术折射。

二

路遥虽然只度过了42岁的短暂一生，但他却为读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中篇小说《人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仍然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经典。路遥作品中对苦难的描写，对在城市与农村的“交叉地带” 主人公们于逆境中自强不息、在苦难中搏击人生的刻画，对亲情的表现，以及对故土深厚而炽烈的爱，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而这些无不被打上了作家本人生活和情感的深深印记。

路遥1949年出生在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偏远山村，家境贫困。在他7岁那年，家里已接近于叫化子状态。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的生存，父母把他过继给了延川县的伯父。伯父也是农民，家里也很穷，只能勉强供他上完村里的小学。在延川中学上初中的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生活经历，他是靠老师和同学的接济才完成学业的。他印象中最深刻的记忆便是整天饿得发晕。在此期间，他不仅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还要遭受周围富家子弟的嘲笑与歧视。然而，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他，反而激起他强烈的生命意识，造就了他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还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善于观察生活的能力。

苦难的童年，成为路遥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后来曾说：“我们出身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开始的1966年，路遥中学毕业便回到乡村教书。后来，他被以群众代表身份推荐进了县革委会，还担任了副主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路遥被革职，重新回到农村。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再加上刚刚失恋，情感上也遭受了挫折，但他依然没被挫折击倒。

1970年，路遥在延川县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一首诗，这标志着路遥朝着文学的道路迈进。随着更多作品的发表，他在当地文学圈有了一些名气。1972年路遥被调到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但身份仍然是农民。1973年路遥的人生出现了最重要转折，在这一年他几经周折，终于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为最终以文学为事业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说以前的经历在为创作做生活准备，那么，大学生活就在为创作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大量名著的阅读，给予他无限的精神感召，使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文学的真谛，从而逐渐走上了文学征程。后来给他带来莫大荣誉和知名度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与其说是作家才华的展现，毋宁说是生活对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精神的慷慨馈赠。

三

从内容上看，路遥小说多写“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命运起伏是密切相关的。他曾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感与感受在我身上和心里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的影响了我的创作过程。”作家本人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身心位移，于是，他将这些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他笔下的人物或进军城市或沦落乡村，成为双栖城乡两地的边缘人物。《人生》中的农村知青高加林为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穷命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狠心地中断了和善良的农家姑娘巧珍的恋爱关系，但命运的捉弄使得他最终又不得不断绝了与城市姑娘黄亚萍的爱恋，回到自己的黄土地，匍匐在德顺爷爷的脚下，手抓黄土，发出“我的亲人哪……”的呼喊。尽管对高加林的悲剧性的人生道路倾注了极大同情，作家依然清醒地刻画出了他内在的矛盾，在揭示人生悲剧的社会因素时探及了人物的性格因素。“新与旧、自卑与自尊、追求与退缩、驯良与愤怒……种种行为和个性矛盾地统一在高加林的身上，塑造了80年代城乡文化交错地带的‘这一个’”。

在《平凡的世界》里，作家通过孙氏兄弟的形象，尝试给高加林们指出一条出路。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史，是普通人在城乡不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现了作家的思辨过程。孙少平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他既是高加林形象的延续，又是超越。贫穷的农民家庭，使他在中学时代就培养了一种承受苦难、顽强奋斗的精神。连低档菜都买不起的窘迫，时常让他在同学面前难堪，但他酷爱读书，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和高加林靠“关系”进城不同，孙少平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出卖苦力进城的。他被辞掉民办教师后，决心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他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揽工汉的道路：背石头，拉水泥板……后来他去了煤矿，当了正式工人。尽管井下挖煤劳动强度大而又充满危险，但他一直对生活充满乐观热情。“他以自己的血汗和智慧，体现了自身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精神”。和敢闯且敏捷的孙少平相比，哥哥孙少安表现出更多的坚实与韧性。他饱尝了中国传统农民的艰辛与苦难，又遭遇了历史转型期新型农民改革的挫折。尽管他有过痛苦与烦恼，失望与迷茫，但却始终没有被挫折所压垮，而是从苦难中挣脱出来，咬紧牙关，继续前行。也许，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部小说，我们不难看出孙氏兄弟的两种奋斗的时代局限。但是，作家以整个身心体察的生命与爱却流淌在诗意的叙写中，作品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之作。

路遥小说真实而富有情感。这种情更多的融合了陕北地域文化的影响。路遥的笔从来没有离开过黄土地，他笔下的人物象黄土地一样质朴善良而又多情自尊。路遥对黄土地父亲般的感情，形成了他情感世界有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尽力展示新时代农民顽强奋斗的风貌，把人生追求置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之中来揭示人物命运的深层内蕴。路遥小说还表现出对亲人、朋友、恋人等人间至情。这种情感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显示出陕北民风的淳朴人情味。另外，其作品在情感上还特别注重悲剧情结和苦难意识，命运悲剧是人与有着超人力量的命运的抗争，是在这“反抗绝望”过程中充分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与无限价值。悲剧主人公必须具备非凡的力量与意志。因此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一开始就把人物推向人生的十字路口，真情叙写青年人如何在艰难困厄中寻找奋斗的足迹。

总之，路遥创作经验给人这样的启示，当作家与其创作具有互文性和高度“契合”之时，就不仅能产生优秀的作品，而且也能造就伟大的作家，形成作家与创作的“双赢”；反之，就只能造就平庸的作家和平庸的作品。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同样是表现城乡结合部生活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尽管也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相对于路遥人性与诗性探索相结合的努力，他们的创作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基金项目：本文为襄樊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编号：2008022）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85.

[2]路遥小说选.自序[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2.

[3]董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9.

[4]牛运清.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