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飘香 农民画的冷与热

“农民画只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缺少它,不会影响整个园子的美丽,有了它,生物学家就会去研究这个物种,但是它不能代替其他花,也不可能成为牡丹花”。

7月6日,在杭州,“农民画时代――全国首届农民画展”拉开帷幕;在上海,7月的“广东周”节目单元里将有百余幅龙门农民画登陆上海世博会;在深圳,新疆农民画展和龙门农民画展几乎同时现身鹏城。似乎在一夜之间“满城开花”,这一“乡土之香”引起了全国美术工作者、各地媒体等对农民画的关注。

农民画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小名。在争奇斗艳的美术流派中,她没有排上拍卖会的档期,也没有进入收藏家的视野,翻开历史典籍,文人画、工匠画的文献记载不胜枚举,农民画未曾有只字片言,但她却以其所表现的绚丽多姿、饶有情趣的乡风民俗,得到了专家的首肯和观众的认可。“雅俗共赏”的农民画是美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将一缕来自乡间田野的清风,吹进了五彩缤纷的美术殿堂。

政府搭台 农民习画

黄伟平是最早的龙门农民画画家之一。1972年高中毕业就加入龙门农民画协会的他,如今已跟农民画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对于农民画,他声称,农民画没有使他名扬天下,但已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在黄伟平的理解中,农民画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独立”过。它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漩涡里,名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烙印;再往后的四十年里,一直是“政府搭台,农民习画”;如今,农民画虽然也开始面向市场,但仍然是官方推动。

“最初农民画作者都是农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配合当时的生产运动,在‘人人做诗人,个个当画家’的鼓励下,许多农民开始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画笔,把内心最淳朴的向往用最简单的笔画勾勒出来,一时‘乡村大地,诗画满墙’”,黄伟平不无感慨,“虽然特定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但这种能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宣传方式却在农村某些地方沿袭并发展起来”。

农民画的艺术语言来自农民们长期劳动实践的直接生活感受,山川溪流、春耕秋收、乡亲邻里等都是画的主要题材,并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南方农民画以当地的生活、生产为源,创作与水、渔业、养蚕等生活有关的作品,而北方农民画则以剪窗花、腌冬菜、踩高跷等为主要表现题材。作为岭南地区唯一农民画画种的龙门农民画则经常出现古堡村落、客家围屋、瑶族寨子等岭南地区的特色建筑,表现农民们采茶、酿酒、饮蜜、对山歌、画花床、打年糕等生活场面。

“农民画本身的特质使得最初农民画作为宣传工具存在,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据黄伟平介绍,农民画艺术大多反映美好生活,呈现喜气洋洋的景象,宣传效果比单独的口号宣传要好。在创作上,农民画作者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艺术形式和色彩表现上,一般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的主观意象,不受常规绘画标准的约束。但是,农民画以造型夸张、形式感强和色彩艳丽的表现形式,凸现了它稚拙、单纯、朴素、明亮的性格,在大红大绿的涂抹中往往能使作者的个性得到充分释放,旺盛的情感得以宣泄。

“总的来说,农民画走的是‘V’形路”,黄伟平不无感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社会历史背景的改变,农民画创作一度濒临停滞状态。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复苏,沉寂多年的农民画开始重新活跃,农村、渔岛、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出了许多新画乡。直到21世纪,农民画才开始面向市场,走向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不断亮相。”

来自情感的呼唤

今年6月,深圳举办了两场农民画展。6月18日,新疆农民画展在深圳群众艺术馆拉开帷幕。6月25日,关山月美术馆又现“乡情岭南――龙门农民画展”。出人意料的是,稚拙的农民画居然得到了都市人的喜爱。

“在展览现场,许多老人摇着蒲扇来看画,他们大多有过农村生活经验、后来进城打工定居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龙门农民画画展策展人之一的陈湘波介绍说,“一个曾经画过农民画,但多年居住深圳的朋友一打听到消息,马上就驱车来观看”。

在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工作的王先生曾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龙门农民画创作的骨干。“虽然后来改行了,但是赏画的习惯没变,深圳大大小小的画展虽多,名画也看过不少,但总感觉与自己太远”,多年不再创作农民画的王先生说,“听到深圳举办展览,我立马驱车来看,还是农民画对味”。

对于农民画“热”,陈湘波认为这里有农民画本身所具有的充沛情感力量和都市人情感回归的双重原因。“从农民画本身来讲,它主要是农民们在劳作实践中感情的喷发,直接而强烈,能激感共振,而人类对情感留下的痕迹总会有一种眷念,有过相同生活体验的人们自然会产生情感的共鸣。”

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陈湘波对农民画有着浓厚的兴趣。自2008年以来,他多次到龙门实地考察农民画并策划了龙门农民画展。他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文化研究与开发大多眼睛朝外,对于传统民俗却少有研究。“其实民俗文化只要利用好了,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陈湘波平时喜欢收集陕西皮影、各地农民画等民俗艺术品,然后送给国外的艺术家。他发现,国外艺术家对农民画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与国内对农民画的喜爱不同,外国人看重的是画中的民俗文化。农民画保持了各个地方最真实的民间文化元素,成了外国人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民间智慧的一个窗口”。

艰难的市场化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金山县农民画率先走出国门,在西方展出中获得空前成功,并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入。“金山农民画”的一举成功给沉寂许久的农民画带来了新的期待,陕西户县农民画、云南腾冲农民画、江苏郑县农民画都开始寻找契机,通过巡展、推介等方式打出自家“招牌”,并通过生产农民画衍生产品,如农民画画册、丝毯、贺卡、瓷板画、真丝头巾、黑陶彩盆等与经济“联姻”。

龙门农民画在政府的支持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凭借与港澳台毗邻的地理优势,引来了第一批客户。近十年来,龙门农民画由2001年的年产值20万元猛增至目前的年产值1000多万元,同时有力地带动了纸、笔、颜料、装裱、衍生产品制作等下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龙门县正在筹备建设龙门农民画产业园,某些农民画还被制成了动漫作品,准备大力推进农民画的产业化道路。

据黄伟平介绍,光环背后是龙门农民画艰难的“谋生”之路。直到1990年,才偶尔有香港客户来龙门购画。卖出的价格很低,平均每幅100元,香港人回港后再以较高的价格转卖给留学生。“每月卖出三十多幅,根本养活不了协会一大堆人,经济上政府的支持一直是主要的。当然,也有出价较高的买家,曾经有日本人以每幅一万元的‘天价’购走了好几十幅”。

“有天赋并致力于农民画创作的学员,我们会考虑将其培养成专业画家。但是由于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大部分学员学不了多久就选择进城打工”,黄伟平2008年开始担任龙门农民画协会副会长,对于农民画的前途,颇为忧虑。

与龙门农民画协会一样,陕西户县、江苏郑县等农民画都遭遇同样的问题。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农民画画作的尺寸在加大但情感的呼声不再,构图技术成熟的同时是情感的消退,画作的颜色日趋鲜艳而作品的想象力逐渐萎缩。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农民画作者在低头工作的时候,个人情感无从注入,创造的快乐日渐远去,农民画固有的情感力量似乎在慢慢消融。

农民画难成“牡丹”?

作为华南地区仅有的农民画画种,龙门农民画在政府的推动下,作品不断销往美国、日本、瑞典、香港、澳门等地,产值年年攀升。同时,农民画在国外展出的反响很大,每次展出的作品都被抢购一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创造了油画产业化神话的深圳大芬村,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大芬村创造了占领全世界60%的油画市场的奇迹。两者对比,陈湘波坦言,农民画不可能成为继“大芬现象”后的“龙门现象”。

“大批量生产农民画不太现实,大芬村模式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且油画与西方人的审美观相契合,国际市场容易打开。而民间画有地域性和民间性,农民画虽然能得到一些外国人的喜爱,但他们仅仅是对中国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猎奇,与农民画本身没有太大关系。都市人的农民画情结也好,当地政府的大力推介也罢,都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民画天下’”。

对于农民画的发展,陈湘波认为,农民画可以借助制成动漫产品来做大品牌,也可以通过开发农民画衍生产品来获取商业利益,却不可能无限制地将其人为“拔高”。

“农民画无限放大的同时,也是它走向死亡之时。从技法上来讲,不可能改变农民画画法,也不能要求农民提高审美水平来迎合大众需求,农民画成长的空间较小。艺术品的好坏不在于粗糙与精致,而在于是否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农民画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她的地域性与局限性”,陈湘波说,“当然,对农民画进行保护和收藏是必要的,也许以后农民画没有被重视,而是被遗忘了,保存下来的农民画也将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

也许,正如陈湘波所言,“农民画只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缺少它,不会影响整个园子的美丽,有了它,生物学家就会去研究这个物种,但是它不能代替其他花,也不可能成为牡丹花”。农民画最好“花”开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满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