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论文：国外大学风险监管透析

作者：郭洁 郭宁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的机构

网络加州大学是一个容纳了10所成员校的多校园大学系统，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中实施有效风险管理需要依托功能完善的风险管理机构。为此，加州大学通过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和整合其内部多类行政职能部门来构建风险管理的机构网络。如图1所示，加州大学董事会通过董事会政令来责成大学系统校长办公室在大学范围内实施风险管理。为此，系统校长办公室在其下设立了系统风险管理办公室，管理整个大学系统内的风险管理工作，包括为不同层级和不同职能部门运行风险管理提供必须的技术支持。

风险管理领导层理事会由大学系统中各机构及部门的主管所构成，成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是为加强各部门在风险管理领域的良好合作和信息传播。现在它已经发展为加州大学重要的风险管理信息咨询与计划推广机构之一。加州大学设置了环境健康与安全部门、意外事件应对部门、加州大学岗位安全与员工健康咨询联合会和外部风险管理服务机构。如承担加州大学保险数据服务的怡安风险服务公司②，以及为加州大学制作相关债权管理和风险管理处理系统的山谷橡树系统制作公司①，都是在大学内承担各分支性风险管理领域职责的部门，它们在风险管理办公室的领导下，通过与其下所对应的各成员校层级的职能管理部门协同工作，对加州大学系统范围内那些最易于诱发风险的工作场所或工作领域实施特别的监控与管理。此外，加州大学还设有履行独立监察职责的内部审计部门———加州大学道德、合规和内部审计办公室②。它对大学系统范围内各单位是否基于道德标准与法律规范来开展各项活动，对实施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状况给予监督与控制，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大学董事会和系统校长办公室，以便这二者掌握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及时制定和调整风险管理政策或制度。加州大学通过建立专门性的风险管理部门和开发职能管理部门的风险管理功能而构建起的风险管理机构网络不仅为风险信息在大学系统内的顺畅流动提供了便利，还为运行风险管理构筑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的运行程序

在机构风险管理理论中，风险管理过程包含风险测评、风险评估、风险报告、决策、风险应对、后续风险报告和风险监测等多个环节③。在充分吸收相关理论成果和结合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加州大学建立了经典的三步风险管理程序，即风险识别／风险测评、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测。风险识别／风险测评　通过各类方式收集信息，从而发现可能导致院校遭受损失的潜在风险因素，并对其发生的可能性与影响力（对院校的危害程度）作出定量评价。在该环节，加州大学系统风险服务办公室除了责成各层级单位完成本单位的风险管理调查问卷外，还委托外部专业风险管理机构对院校风险高发领域展开专门的风险识别／风险测评工作。以上所获得的风险信息将作为大学系统风险服务办公室展开后续风险管理程序的依据。风险应对　即依据风险识别／风险测评中所获得的风险信息与数据，实施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加州大学常用的策略有四种。其一，风险规避。通过禁止开展或严格控制开展那些可能诱发风险的高危性活动（如丛林科考或野外作业等）来规避风险。其二，风险融资。购买商业保险或实施自我保险，这是被校园大学普遍应用的一种成本低、收益高的风险融资手段。即将本应用于购买外部商业保险的保险费或损失准备金集中起来，由大学委托相关专业组织进行投资和管理，从而为风险损失提供融资的基金，进而为可能遭遇的风险损失提供赔偿资金。其三，风险转移。通过在签订合同（或协议）时约定，合同（或协议）的相对方如违约必须承担高额的损失保障金，或在合同（或协议）中设立特别约定的免责协议条款等方式来转移风险损失。其四，风险自承。对那些发生可能性很小导致轻微损失的风险，出于经济的考虑，院校选择直接承担风险损失。风险监控　通过对风险管理实施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测来获得有关风险应对成效的信息，以便决策是否需要对原有策略给予调整。加州大学风险监控主要涉及两个层次。一是日常监测。院校中的风险管理人员（乃至任何一位教职员工）在日常工作中随时对某一领域风险管理的运行状况作出评价，其所获得的数据也成为及时调整风险管理策略的基本依据。二是阶段性监测。加州大学风险服务办公室协同各部门领导人每月、每季度及每年召开电话会或面谈会，讨论前一阶段风险管理的实施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运行风险管理是加州大学在遭遇外部环境压力后激发出的管理创新。因此，院校在如何确立风险管理运行步骤方面并不盲目，并不机械“移植”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成果。相反，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加州大学依据自身院校既有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与运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最具关键性的风险管理环节，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适合本校实际需求的简便易行的三步风险管理运行程序。这一理性的管理制度创新也确保了其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效性与适切性。

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的实践领域

加州大学从2008年开始倡议在系统范围内推广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正是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野，加州大学的风险管理领域得以不断拓展，限于篇幅，本文仅中具代表性的内容展开阐述。1．保险、理赔与风险融资该领域针对院校运行中容易导致人身伤害（有的可能引发巨额法律赔偿责任）或财产损失的特定活动或事件，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或自我保险的形式为可能出现的财产损失或可能引发的法律赔偿责任提供理赔资金。而员工福利、医疗事故理赔、机动车保险等所属基金因风险事件频发而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时，大学所委派的专职风险管理人员将为降低此类风险事件的发生频度，减少风险损失而迅速采取措施。如向相关工作人员展开风险管理培训，优化原有工作程序等。此外，为实现加州大学范围内资金的开源节流，该领域的一重要工作内容是由大学风险服务办公室牵头，对系统范围内应用于风险管理的预算拨款经费具体如何使用给予规划和分配。如决策用于某一风险管理工作计划的经费是购买商业保险或是作为计划自保基金，又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组合形式。以上决策的目标在于使相关资金能实现效用最大化。2．建立并不断完善院校全面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实施院校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院校内建立起供风险信息顺畅流动的渠道。此外，当院校与各类外部机构人员展开交流与合作时，为避免院校遭受各类运行风险，如商业活动中的交易风险、医疗事故赔偿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财产损失风险等，保持对各类活动信息的及时获取便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加州大学从2009年2月起展开了对加州大学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该系统是由加州大学系统校长授权建立的一个专门整合风险与风险管理相关信息的数据库，其预期功能包括优化院校风险定量分析能力，加强院校风险信息分析与报告能力，为引导院校风险治理与合规管理提供帮助，使加州大学系统范围内风险管理信息可视化，并提高局域应用的便捷性。目前，该系统已成功整合了院校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附属医疗中心安全管理，以及部分加州大学成员校风险管理的相关信息，为不断提高院校风险管理的成效奠定了基础①。3．危机事件与巨灾防控加州大学在日常运营过程中随时可能遭受危机事件（如恐怖主义袭击和其它严重威胁院校安全的事件）和巨灾事件（如破坏性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肆虐的风险。加州大学中的个体在日常工作中也可能会遭受意外伤害风险，如遭遇交通事故伤害。此类风险事件虽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一旦爆发，院校的财产与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将陷入极度危险境地。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与巨灾事件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州大学展开了一个旨在提升大学系统内各成员校、医疗中心、国家实验室及其教职员工有效应对各类危机与巨灾事件能力的风险管理培训项目，即加州大学有所准备———使命可持续性计划。该计划的实施不仅有助于降低大学系统内各单位遭遇此类危机事件的可能性，更使它们在遭遇此类事件后能较快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①。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野出发，加州大学将越来越广泛的院校工作领域都整合到风险管理的范围内，此举将提升各工作领域乃至整体院校风险管理的成效。

加州大学风险管理评析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合并与调整，导致囊括众多校区的“巨型大学”模式的出现，日渐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导致此类高校运营风险日益突出。1999年高校“扩招”后，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高校普遍向银行举债，由此而诱发的高校财务风险至今也未得到有效遏止。展望未来，随着高教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高校在被赋予更多自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日益庞杂的责任与义务，由此也将会更频繁地更直接地暴露一些突发与不良事件。此类事件当前业已显现，如为公众和媒体所诟病的高校校园暴力、学术不端和腐败等。此类事件将导致高校的人力资源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及声誉风险。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实现公立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就笔者看来，加州大学风险管理实践至少在以下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第一，加州大学风险管理实践将提升国内研究者关于高校风险内涵的认识，从而为重塑高校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先导性提供助力［1］156。在我国，关于管理（控制）公立高校风险的研究曾一度备受关注，但是相关研究者的视野较多局限于高校已暴露的风险问题（例如高校财务风险），却不能充分认识到高校运行中潜藏着各类风险诱因这一事实。相关研究成果只是为对某一类型风险问题的专题研究，鲜有基于院校整体运营视野下开展全面性和整合性院校风险管理研究的力作。如此，不仅影响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发展，还危害其对于实践改革先导的发挥。因为，随着今后高等教育外部发展环境的日趋复杂化，高校可能遭遇到的风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更加凸显。如何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关于高校风险内涵的认识，以便能以全面和整合的视野来甄别各类风险，并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应对风险，是确保今后能积极有效应对实践中可能爆发的日益严峻而棘手的高校风险问题，从而发挥该领域理论研究对于实践发展先导的重要基础之一。就这一点而言，加州大学的风险管理实践，尤其是其整合校内专门性与非专门性风险管理部门的功能来形成风险管理机构网络的探索，以及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野而不断拓展风险管理领域的努力，它从实践层面不断丰富和提升了我们关于高校风险内涵的认识，并将为扭转之前研究的局限性，以便在今后推进我国高校风险管理研究者逐步树立全面风险观，推进高校风险管理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积极的观念引导。第二，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的孕育与发展是院校为应对各种内外部环境变化所导致的风险而生发出的院校管理改革。而发展至今所展开的全面风险管理实践更使院校内部资源得到有机整合，从而为全面地及时地识别风险、灵活而有针对性地应对风险提供了制度优势。这也提示我们，今后关于公立高校风险治理方面除应不断完善政府监管，更应尽可能激发个体高校自身应对风险的探索与努力。当然，鉴于中美两国国情，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当前盲目推崇美国高校风险管理制度，并尝试将其“移植”的做法必然会遭遇挫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忽略这一成果的价值。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与高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权责错位，使高校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面向社会、自主运营的主体（恰如美国公立高校那样自主承担各类风险与危机）。但是，从我国现有国情与体制出发，为激发高校对自身风险的管理而展开恰当的制度构建却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具体地讲，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着力于倡议并支持高校建立院校层次的风险管理制度，并将该制度的建立、运行与现有的政府针对高校风险的问责结合起来，即将目前政府仅对高校风险“后果”的问责（如院校财务运营是否已陷入风险）拓展为对高校风险管理制度建构、过程运行和绩效考评的“全景式”的问责。这一转变不仅能更好地推动高校逐渐成为管理自身院校风险的主体，同时也将使高校对风险的管理从原本内隐且无序的自发状态逐步发展为外显、有序的自觉状态。这将有利于弥补当前高校风险治理模式中政府干预不足、院校自我管理缺失的缺陷，为今后有效应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日益棘手的高校风险问题提供助力。总之，从一种良好的理念拓展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加州大学风险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贡献出宝贵的制度、方法、程序及步骤。所有这些，对于启迪我国公立高校自主创生院校风险管理制度，有效应对实践中的院校风险问题，是一份绝佳而鲜活的范例。因此，对加州大学风险管理现象的研究与探索绝不应与我们失之交臂，于加州大学风险管理实践成果中所汲取的合理元素更应成为构建我国公立高校有效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