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治理的博弈论研究

摘 要：笔者从不同角度对产生财务舞弊的原因进行研究，提出治理财务舞弊的有效途径在当前会计信息失真严重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必要，并借助于经济学最近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工具，以这个新的视角构建了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的博弈模型和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的博弈模型；同时辅以案例作为支持，分析了产生财务舞弊的原因且提出治理财务舞弊的有效途径，即加大对舞弊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惩处力度，并加大政府监管的概率。

关键词：财务舞弊；博弈论；纳什均衡；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51-06

一、问题的提出

事物本身往往存在着使其瓦解的因素。21世纪初，随着国际资本市场中重大财务舞弊事件频频曝光，中国证券市场也遭遇了财务舞弊案件的沉重打击。这既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公信力及其执业形象，同时也催生了会计准则和独立审计制度的完善，并激发了会计、审计界对财务舞弊的全面探索和研究。

刘峰教授以红光实业为案例，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了会计信息的违法性失真，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之举是相关的、合理的制度安排。[1]李若山等通过对100位企业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对舞弊行为的看法与国外有较大区别。学历越高，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大:舞弊的主要动机是人们的贪婪心理；建筑业的舞弊现象最严重。而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制度是控制舞弊的主要措施。[2]朱国泓认为财务报告舞弊不单单是一个会计问题，它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利益冲突，并提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二元治理――激励优化与会计控制强化。[3]但从博弈论的角度对财务舞弊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实际上是多方进行博弈的结果。上市公司舞弊与否，政府监管与否，注册会计师合谋与否，都要视其他两方的行动选择而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对三方的博弈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找到治理财务舞弊的有效途径。

二、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的博弈研究

1.一些假设

（1）政府的惟一目标就是对企业的财务舞弊进行监管。（2）上市公司总是试图通过财务舞弊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3）上市公司只有两种策略选择：即进行财务舞弊和不进行财务舞弊。（4）上市公司对政府的监管方式是可以预测的。（5）上市公司和政府的各种策略选择下发生的成本和带来的收益是可以估计的，且为公共信息。

2.博弈模型的构建

若一个策略规定局中人在给定信息情况下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地选择不同的策略，我们称这种策略为混合策略，即它是在不同行动之间的随机选择。政府监管与上市公司的博弈属于混合策略问题，政府的监管不是绝对地监管和绝对的不监管，他最好的做法是随机化地选择自己的策略，使上市公司找不到规律，从而不敢轻易地进行财务舞弊行为；上市公司最好的做法也是随机的选择舞弊与否，使政府难以监管，从舞弊中渔利。

假定上市公司以α概率进行财务舞弊，政府以β的概率进行监管。图1列示了该监管模型在不同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其中A为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得额外收益，B为政府监管成本，C为上市公司舞弊而被政府发现支付的处罚成本。假定B＜C＋A，在这个假定下，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纳什均衡的定义：有n个参与人的策略式表述博弈G=

来研究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四个策略选择中内部左下、右上分别是政府和上市公司的支付，且这四个策略对局出现的概率分别为βα、β（1－

3.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设政府的期望支付为UG，则

博弈论最重要的假设是局中人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的目标是使自己的支付要最大化。在给定上市公司混合策略（α，1－α）的情况下，政府的反应函数为：

其中：“β=［0，1］，α=BA+C”是指，如果α=BA+C，β可以取0到1之间的任意数都可。

同样的道理，上市公司的期望支付为UE，则

由两个反应函数的交点得到了政府监管和上市公司舞弊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图2义在于：上市公司以BA+C的概率进行舞弊，政府部门以AA+C的概率进行监管。具体而言：在给定β的情况下，若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概率小于BA+C时，政府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监管；若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概率大于BA+C时，政府部门的最优策略是进行监管。在给定α的情况下，若政府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小于AA+C时，上市公司的最优策略是进行舞弊；若政府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大于AA+C时，上市公司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舞弊的。

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如何减小α*以及如何增大β*问题，从而找到如何有效治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方法。由以上分析可知，此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和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额外收益A、政府的监管成本B和上市公司舞弊而被政府发现支付的处罚成本C有关。对舞弊的处罚越重，进行舞弊得到的额外收益越大，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概率越小；政府的监管成本越大（越小），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概率就越大（越小）。为什么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收益越大反而舞弊的概率越小呢？其实这就涉及到了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了，出于“理性”，上市公司知道A增大的同时，AA+C同时也会增大，即政府进行监管的概率就变高了，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大了，因而上市公司反而不敢舞弊了。

三、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的博弈研究

在构建上市公司与政府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指出了加大对舞弊的惩处力度，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对减小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概率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还与注册会计师有一个博弈的过程。为研究二者之间的博弈，我们作以下假设：

（1）局中人（player）：博弈的参与者只有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且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在策略选择上有先后之分，上市公司行动在先，注册会计师行动在后。

（2）策略空间（strategy）：上市公司只有两种选择即进行舞弊和不进行舞弊，注册会计师也只有两种选择即与上市公司合谋舞弊和不合谋舞弊。

（3）支付（payoff）：e为上市公司进行舞弊得到的收益，r为注册会计师合谋舞弊，上市公司给予的贿赂，p为合谋舞弊未来被揭发的概率，q1为考虑的机会成本，合谋舞弊未来被揭发，上市公司受到监管机构处罚而丧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q2为考虑的机会成本，合谋舞弊未来被揭发，注册会计师受到监管机构处罚而丧失的经济利益，R为注册会计师注重长期利益、良好的声誉带来的收益，c为上市公司可能更换注册会计师或压低审计收费使注册会计师遭受的损失，f为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假定e－r－pq1－f>0。

1.博弈模型的构建

在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甚至是商业机密，可以说双方博弈的信息是对称的。这样此博弈就成为了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用博弈的扩展式表述（extensive form representation）如图3所示：

2.求解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我们采用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来求解上述博弈的精炼纳什均衡。

（1）先研究决策节点②。如上面博弈树展示的一样，在此博弈中上市公司先作出策略选择，分出两个决策节点②和③。在上市公司不舞弊时，节点②由注册会计师作出决策，由于f

（2）再分析决策节点③。在上市公司进行舞弊时，节点③由注册会计师作出抉择。选择合谋与否关键在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支付大小。若f＋r－pq2 >f＋R－c（记作A式）成立，则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舞弊；若f＋r－pq2 R＋pq2，其经济意义在于：给予注册会计师的贿赂与更换注册会计师或压低审计收费使注册会计师遭受的损失之和大于注册会计师良好的声誉带来的收益与合谋舞弊被揭发丧失的经济利益之和时，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的期望效用要高，因此选择合谋。此时，上市公司的支付为e－r－pq1－f。当B式成立时，即r＋c

（3）最后考察决策节点①。上市公司在决策节点①首先采取行动，由于上市公司清楚地知道当其选择不舞弊时，注册会计师必然会选择不合谋，则上市公司的支付为－f。当其选择舞弊时，若A式成立，注册会计师会选择合谋，则支付为e－r－pq1－f；若B式成立，注册会计师会选择不合谋，则支付为－q1－f。

（4）博弈结果。当A式成立时，由于e－r－pq1－f>－f（记作C式），上市公司出于理性考虑会选择舞弊，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为（舞弊，合谋）；若B式成立，由于－q1－f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分析可知，在当今资本市场中之所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假账林立”现象严重，原因在于A式与C式同时成立，即f＋r－pq2 >f＋R－c，e－r－pq1－f>－f，其经济意义在于：注册会计师进行合谋舞弊的预期效用大于不进行合谋舞弊的效用，上市公司进行舞弊的预期效用也大于不进行舞弊的效用。市场经济下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往往个体理性的实现是以集体的非理性为代价的。因此，“要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的办法，要设计一种制度（体制），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且一种制度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4]可见，当前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与注册会计师合谋舞弊的监管制度安排还没有达到纳什均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得出治理财务舞弊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大对舞弊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惩处力度（即增大q2 和q1），还要加大监管的概率（即增大p），“双管齐下”才能事半功倍，达到纳什均衡。

为了说明这两个模型的可信性，接下来分析财务舞弊的实例。

四、财务舞弊案例分析

美国泰科国际有限公司（Tyco.International Ltd）始创于1960年，1973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始了其全方位、多领域的扩张之路。通过收购兼并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元件制造商、世界最大的防火系统和电子安全服务的生产商、世界最大的流量控制阀门制造商、世界最大的海底通信系统服务商。2002年，前CEO兼董事会主席科兹洛夫斯基和前CFO斯沃茨以贪污、舞弊、共谋、巨额盗窃、伪造公司支出账目、非法出售股票等多项罪名被指控，非法敛财多达6亿美元，并可能面临长达30年牢狱之灾。2002年年报爆出巨亏100亿美元，泰科这艘“泰坦尼克”在“丑闻冰山”的猛烈撞击下已摇摇欲坠。

负责泰科审计工作的是普华永道（PwC）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斯卡佐，他发现泰科奖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存在问题，将近4 500万美元被用于冲减股票发行收益，而另外的4 100万美元更是令人费解地冲减了应计所得税项目。如此异常的会计处理显然不符合GAAP的要求，但斯沃茨再一次以“金额”上的不重要来搪塞斯卡佐的质询，并轻易蒙混过关。PwC的审计工作是否符合专业标准，我们可以从PwC与泰科的亲密关系中找出答案，2001年PwC在泰科项目上的收费如表1所示：

到2002年，PwC已经连续8年接受泰科的审计业务，从上面的收费可以看出，非审计业务的收费比例占到了74%，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那么单纯。多重的身份无疑对PwC的审计独立性造成巨大的影响，是造成这次重大审计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2003年8月13日，SEC宣布终身禁止斯卡佐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特别强调CEO与CFO对财务报告的责任，第906条规定，如果CEO与CFO故意对不符合要求（保证财务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漏报，以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财务报告提供保证，将被处以最高500万美元的罚款和20年的监禁。我国刑法上规定了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但最高刑罚只有3年，量刑较轻。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计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被告分为六大类，其中包括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以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人员，它为因证券虚假陈述受损的投资人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了依据。从法律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对CPA和舞弊企业高管的处罚远比美国对其的处罚轻的多，这就难怪在中国屡屡出现财务丑闻。以大家都熟悉的银广厦舞弊案例来说明，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如下：

（1）银广厦公司原董事局副主席、总裁李有强，原董事局秘书、财务总监、总会计师丁功民,天津广夏原总经理阎金岱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3―8万元。

（2）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董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万元。

（3）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分别判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加荣、徐文林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 2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可见，对相关责任人的惩处有期徒刑最高3年，罚金最高10万元，这样的处罚相当轻。事隔6年之后，大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现象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托普软件、东方电子、科隆电器，等等。不由得我们反思，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使我们的上市公司舞弊丑闻不断呢？这无不与政府及其监管部门的量刑较轻有关，在美国那样资本市场比较健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法制比较健全（且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都很强）的国家财务舞弊事件都层出不穷，何况在我国资本市场刚刚建立、市场经济不发达和法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呢？政府及其监管部门的惩处力度不够，致使大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成本低于财务舞弊收益，大范围的财务舞弊事件频频曝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基本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与政府和注册会计师的博弈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政府监管机构对舞弊的上市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力度不够，且监管概率较小，加之监管成本较大，导致了资本市场财务舞弊层出不穷的现实。针对分析的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政府监管体制，加大处罚力度与监管次数。我国《会计法》规定，除财政部门外，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可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表面上看来，多部门监督似乎易形成强有力的监管体制，其实不然。这种重复监督、交叉监督的局面容易导致效率低下和遇事互相推诿的局面，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因此，要改变这种监管体制。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对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执行的监督计划的有效性和独立性进行评价。同时还需建立政府监管行为的社会评价和责任约束机制。为了克服个人理性导致的集体理性削弱,国家强制力将介入经济生活,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干预和监管,力图以正式的规则给利益相关者提供一种理性预期借以矫正会计信息产权(gett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5]加大处罚力度与监管次数会使上市公司舞弊预期收益小于其舞弊遭受的损失，使注册会计师的合谋预期收益不足以弥补合谋损失，从而有效地治理财务舞弊。

第二，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机制，建立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优化执业环境，使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各级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本研究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上的，没有考虑道德因素，但道德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健全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会计和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或惩罚。将奖惩机制与会计和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要求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义利统一的原则，使职业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财务舞弊事件的减少。

参考文献：

［1］ 刘峰.制度安排与会计信息质量――红光实业的案例分析［J］.会计研究，2001，（7）.

［2］ 李若山，金，祁新娥.对当前我国企业舞弊问题的实证调查［J］.审计研究，2002，（2）.

［3］ 朱国泓.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二元治理――激励优化与会计控制强化［J］.管理世界，2001，（4）.

［4］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238.

［5］ 杜兴强.公司治理演进与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博弈分析与历史证据［J］.财经研究，2004，（9）.

［6］ 王则柯，李杰.博弈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216.

［7］ 刘端.会计政策的博弈论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27-142.

［8］ 邹晶，陈莉，刘慧明.舞弊审计失败的原因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2）.

［9］ 娄权.财务报告舞弊四因子假说及其实证检验［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10］ 黄世忠.泰科公司治理生态与财务舞弊案例剖析（上）［J］.财务与会计，2005，（7）.

［11］ 黄世忠.泰科公司治理生态与财务舞弊案例剖析（下）［J］.财务与会计，2005，（8）.

［12］ 郑洪涛，张颖.为失控买单――中航油的罪与罚［J］.财务与会计，2006，（10）.

［13］ 赵景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投资价值分析――基于深圳证券市场的相关数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14］ J.von Neumann and O.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44.

［15］ Mas-Colell，Andreu，Michael D.Whinston and Jerry R.Green.Microeconomic Theory［M］.Chapters13 and Chapters2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