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权拍卖合约中的承诺问题研究

摘 要：本文在分析比较了跨期规制中的三种承诺形式基础上，放松了原模型中关于政府效率的假设，分析了两期规制中政府不同效率对合约的影响,得出政府的效率对特许经营权拍卖的最优性没有影响，主要是影响企业得到的租金，企业租金的增加来源于社会福利的转移。运用以上理论分析的结论，以我国某城市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协议为例，探讨了特许经营合约中的承诺问题，并对特许经营合约的优化设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特许经营；合约；跨期规制；承诺

中图分类号：F724.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46-05

一、引 言

由于城市公用事业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特许经营权的拍卖往往存在一些跨期合约问题。如一项城市公用事业工程要分几期来完成，不同的承包商只负责其中标的当期工程；对取得城市垃圾处理经营权企业的服务质量和绩效要进行监督和评价，不遵守合约甚至违背了合约的企业要受到警告直至被淘汰，然后重新拍卖选择新的企业。这些都涉及到了特许经营权跨期的合约问题。在跨期规制中，拍卖人（规制者）要在一个多期的项目中通过承诺进行激励，以实现最优规制。

由于激励方面的原因，事前有效的合约引入了事后低效率。签约方都想通过重新谈判将这种低效率消除掉。由此可见，在特许经营权的授予过程中对竞标者的规制是一个从选中到运营的多期动态过程。在跨期的规制中，如何做出承诺进行激励，以达到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双赢目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自然垄断产业特许经营权的拍卖、规制及承诺问题，国外有大量深入的研究。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纳 (Demsetz，Stigler，Posner)指出：自然垄断的特许权的拍卖可以反复进行，可以根据原合约中没有规定的新的环境加以调整；还可以鼓励其他效率更高的企业进入[1-3]。巴伦和比森克（Baronand and Besanko）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研究了中间形式的承诺问题，并将第三方仲裁引入了分析之中[4]。姚（Yao）是最早用博弈论分析棘轮效应棘轮效应是指如果企业今天的生产成本较低，规制者就会推断企业很容易实现较低的成本，因此，规制者将提供对企业要求较高的激励方案。也就是说，企业今天的有效率会损害其未来的租金。它对于高效率类型企业说真话是一种威胁。

E-mail:fengzy @ btbu.省略.的学者之一，他考察了环境保护局（EPA）所规定的（废物）排放标准的两期模型[5]。瑞尔登和萨平顿（Riordan and Sappington）在不同背景下分析了任意相关度的分离性合约，夺标者第一期的标价显示了它第二期效率的信息，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这会导致棘轮效应[6]。哈特和梯若尔（Hart and Tirole）讨论了一个垄断企业跨期价格歧视的T期模型[7]。瑞和萨拉尼（Rey and Salannié）指出了承诺与再谈判没有对无承诺做出改进的一般条件[8]。拉丰和梯诺尔（Laffont and Tirole）运用完全合约理论，详细分析了跨期规制中的三种承诺问题[9]。Alejandro M.Manelli 和Daniel R.Vincent指出，如果出现合约未能明确与业绩相关的所有事项，规制者的最佳选择是与单一的中标者重新谈判[10]。Newbery详细讨论了规制者顶住短期压力，不放弃长期承诺，树立威信和履行承诺的问题[11]。Bester，Helmut，Roland Strausz扩展了单一委托人与单一人情况下非完美承诺的显示机制，在该情况下，机制设计人的最优选择是设计一个人说真话成为占优策略的直接显示机制[12]。Vasiliki Skreta对于两阶段无承诺的最优拍卖问题进行了研究[13]。Guasch研究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985―2000年间进行的1000多次特许经营权拍卖，发现其中超过50%的电力特许经营权合同和75%的水务特许经营权合同，后来都进行了重新谈判[14]。

国内对于特许经营权拍卖中承诺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王俊豪以杭州某水厂的特许经营权招投标中竞争不足、资产转让、合同款项与管理为例，研究了特许经营的理论与应用[15]。周耀东、余晖以成都、沈阳、上海等城市水务市场化为例，研究了政府承诺缺乏下的特许经营权拍卖[16]。王永钦、孟大文以环境规制为例，研究了人有限承诺下的规制合约设计[17]。周慧用一个完全承诺下的动态模型，研究了动态条件下基于信息结构内生化的激励性规制问题[18]。

二、跨期规制合约中的三种承诺

在跨期规制这种重复性的合约关系中，有三种承诺形式，规制者将在三种形式中选择，以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最大化。第一，签约双方能够信守长期合约的承诺，他们不会质疑合约的条款，最初的合约（充分描述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执行。

第二，签约双方可以签订长期合约，只要任何一方想实施该合约，该合约就可以得到实施。但是如果双方都发现重新谈判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则他们有可能会对重新谈判进行承诺。由于激励方面的原因，事前有效的合约引入了事后的低效率。签约双方都想通过重新谈判将这种低效率消除掉。第三，由于交易或者法律的原因，只能签订短期（不完备的）合约。规制者和企业的关系就由一系列的短期合约加以调节。

拉丰和梯诺尔（Laffont and Tirole）将这三种形式的承诺分别称为“纯粹承诺”、“承诺与再谈判”和“无承诺”[9]。在纯粹承诺下，如再谈判是可能的，规制者常常可以重复再谈判。在承诺与再谈判的情况下，规制者常常满足于签订短期合约，这样就会出现无承诺的情形。在多数情况下，承诺与再谈判和无承诺更符合实际。究竟选择哪一种承诺形式既取决于能否签订完备的长期合约，也取决于交易环境和法律环境。

我们分两种条件分析承诺与再谈判的情形。

基本假设为：只有一个城市公用事业项目；特许经营权只能授予一个企业；有两个以上的企业参与拍卖；每个企业都存在两种类型（高效率与低效率）的可能，企业在这两种类型上的分布是连续的；只有一个拍卖人（规制者）并且其目标为社会福利（公共利益）最大化；拍卖的项目存在二期或多期的情况。

假定拍卖人（规制者）可以承诺长期合约，但却不能承诺不再对该合约进行重新谈判，对长期合约的承诺并不意味着各参与方在将来一定要遵守合约，而是指只要至少一方愿意执行，那么合约就可以得到执行，双方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自由地修改合约。在初始合约可以重新谈判给予企业更多激励以符合双方利益时，再谈判就会进行。这种承诺与再谈判形式的威胁消除了“拿了钱就跑”策略

“拿了钱就跑”策略是指拍卖人（规制者）在第一期为了诱使高效率类型企业说真话并显示其效率必须给予其一个较高的转移支付，而这一行为会吸引低效率类型企业伪装成高效率类型企业，在第一期拿到这一支付后的第二期中，拍卖人（规制者）会以高效率类型的激励要求低效率类型企业，这类企业最优的策略就是退出（逃跑）。的可能性。

1.完全信息下的合约设计

建立两种类型的企业、两个时期的模型，企业在每一期都必须完成一个项目，项目的成本结构为Cτ=β-et,τ=1,2。其中，eτ表示企业经理在第τ期的努力水平，β是只有经理自己知道的努力参数，它可以取两个值：β（高效率类型），β（低效率类型），β>β。令Δββ-β。在第τ期企业的效用水平为Utτ-φ(eτ)，其中，tτ是企业从规制者那里获得的净货币转移支付。φ(eτ)是其努力的负效用，φ(0)=0，φ′>0，φ″>0，φ≥0。令e*表示社会最优努力水平，由边际努力负效用与边际成本节约相等的等式定义：φ′(e*)=1。社会最优成本取决于类型，为β-e*。规制者对努力参数类型的值有一先验概率v1=prob(β=β)，且这一概率为共同知识。令S为每一期项目的社会效用，λ为公共资金影子价格，δ为折现因子。

2.不完全信息下的合约设计

在不完全信息下，拍卖人（规制者）给每个类型的企业提供一种菜单，如：(t,C)和(t,C)，忽略常量剩余，则不对称信息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规制者的最优规划为:

在此规划下高效率类型企业的成本是社会最优的，e=e*。由前面的推导可知，φ′(e)=1-λ1+λv1-vφ′(e)≤1，而最优解由：e(v1)0;de/dv1

我们重点分析第二期的拍卖人（规制者）与企业的行为，设U0和U0分别为第一期签订合约中所规定的第二期中低效率类型企业与高效率类型企业的租金，则原规划变为：

在第二期该规划肯定有U=0,e=e*，整理得：

根据不同条件可将该问题归结为：标准化U=0，第二期保留两种类型企业的防止再谈判合约（若U=U0）可根据单一参数，即高效率类型企业的租金U来分类，U∈［Φ(e(v2)),Φ(e*+Δβ)］。

在这三种情况中，高效率类型企业都按社会最优成本水平进行生产。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二期的配置为条件最优合约，即如果规制者不受先前合约约束，并按对企业类型的后验信念后验信念是指拍卖人（规制者）在与企业签订了合约后在其运营期间通过观察其行为而获取的企业的效率信息。提供最优静态合约，则企业将面临相同的激励合约。第二种为居中的租金约束合约，即低效率类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居于最优社会成本和给定规制者后验信念的最优静态合约中的成本之间。规制者愿意提高低效率类型企业的成本以减少高效率类型企业的租金，但由于先前提供给高效率类型企业的租金水平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第三种为固定价格合约，也就是说，无论企业类型如何，它在成本节约方面与剩余索取者一样，并按社会最优成本生产。

三、对模型的扩展

对于前面讨论的模型，我们都有政府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假设。但在实际中，存在一个政府效率的制约问题。例如，政府拍卖一个由财政出资的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积极程度，就决定了在预算之内的项目最终价格。即在价格的确定上，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就会选择在预算之内最优的价格，而低效率的政府则有可能选择一个在预算之内的非最优价格。在谈判的过程中，当企业的报价不断降低且刚刚低于财政预算时，低效率政府就会签订合约，而高效率政府则会继续压价，直到最优价格形成。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对政府的效率加以假设，假设γ为政府的效率参数，此处的γ为一个外生变量，γ∈［0,1］，0表示政府是极端高效的，1表示政府是效率不足的。对于企业的转移支付t则由T=t(1+γ)表示，其它假设与前面一样，我们先看在“纯粹承诺”下的情况，规划为：

该规划的最优解与前文基本一致：

而惟一不同的是此处企业得到的转移支付为T，由T=t(1+γ)得，在高效率政府的情况下，γ=0时，得到与前文一致的结论，企业得到租金为零。但在效率不足政府的情况下，γ=1时，企业得到了正的租金，即原模型中的t。

由于γ为一个外生变量，很容易将其推广至“无承诺”与“承诺在谈判”的情况，可以近似地得出与上面一样的结论。且有dT/dγ>0,dU/dγ>0，即随着政府效率的不断降低，企业获得租金将不断提升。但政府效率的高低不影响拍卖的最优机制，只是将一部分社会剩余转移给了竞标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两种效率企业的情况下，低效率企业得到的租金将不再是零,或者说在低效率政府眼里其租金已经是零了；而高效率企业将得到更高的租金。

现在分析两期情况下的政府效率变化问题。假设政府在第一期通过观察和对后验概率的修改得知了企业的运行情况，于是，政府的效率在第二期就会发生变化，且这一变化是主动的。那么，存在着两种可能：第一，政府的效率由高效率改变成低效率；第二，政府的效率由低效率改变成高效率。由前面的对效率参数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的效率参数是外生的，政府的这种效率变化不影响拍卖的最优性（不影响政府对最优企业的选择），而只影响到中标企业获得的租金。

四、某城市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协议的分析

2003年11月，某城市的政府就一个垃圾处理项目的特许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经过竞标，ABC联合体于2004年4月被选为中标人，经过谈判，于同年8月正式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授予联合体组建的ABC处理有限公司25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于2005年12月建设完工，正式投入运行。

该协议从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再谈判的，其内容十分详实、完备。从双方关系的界定、项目建设期、运营期、移交期的相关责任和义务，到争议的解决、保险、法律变更、违约金的设定及合约的终止等等一系列条款，共计28条。

以违约事件为跨期的分界点，协议规定：如果发生项目公司违约事件或政府自愿终止，由政府终止本协议；或者发生政府违约事件由项目公司终止本协议。

2006年4月，政府在按照特许经营监管职责检查该特许经营协议时，发现协议的某些条款存在问题。于是，政府与ABC处理有限公司就特许经营协议部分条款的修改进行了协商和谈判。

这次修改是典型的承诺与再谈判的情况。而且，以政府发出谈判要约为分界点，由前期低效率的政府转变为高效率的政府。项目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接受政府要求的修改，严格按照已签订的协议执行。但由于项目出让方是政府部门，项目公司在考虑了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同意对特许经营协议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协议的修正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属于非实质性内容条款的修改，项目公司完全同意这一修改。如：协议原条款为“特许经营期：指施工许可证取得之日起二十五（25）年的期间。”此条款的问题在于，如项目公司未及时取得施工许可证，会使该项目的实际特许经营期延长。修改为“特许经营期：指施工许可证取得之日起二十五（25）年的期间，但最晚不超过2030年12月18日。”

另一种是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修改，由于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且为社会公益性事业，项目公司也不是纯粹的投机者，因此这种条款也得到了修改。如：协议的原条款为“因项目公司违约事件导致终止本协议的，项目公司应按照规定移交，政府应当组织对移交的设施及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给予补偿。” 此条款的问题在于，对于补偿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做出具体规定。修改为“因项目公司违约事件导致终止本协议的，项目公司应按照规定移交，并根据规定执行。政府应当组织对移交的设施及相关资产进行评估，支付项目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净值。项目公司支付政府按8%/年内部收益率计算的项目公司在以下期间中之较短期间内预期利润的现值：（a）五（5）年，（b）特许经营期内的剩余期间。”

五、对特许经营拍卖合约的建议

第一，特许经营的协议应该在最初设计时就以防止再谈判为目的。通过签订协议，双方在法律的约束下共同执行，摆脱了以前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指导下的不稳定性，使企业能真实地表露出自己的信息。

第二，对于跨期规制不得不进行再谈判的承诺，在协议中应该以程序性的条款加以约定。对跨期中每一期的期限不要做出具体规定，应该以出现争议为分界点。通过事先约定好的谈判程序、谈判无法解决时的仲裁或司法程序进行解决。

第三，完善运营和移交期的配套协议，对于特许经营项目协议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的产出应该在事先加以确定，不应让企业承担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

第五，在运营期间要给予企业提高效率、调整价格的激励，进而保证设备的良好运行和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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