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及其当代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又是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全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做详细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消灭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商品经济也随之消亡，即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而实行产品经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的共产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一认识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断深化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633）总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每个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也彻底消除。这时，个人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无需经过商品、货币的迂回转化，这样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只要未来社会实现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商品经济必然消失。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整个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可是，马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有理论前提的，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商品经济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如果不能，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能，又该走怎样的商品经济道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恩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具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举措。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苏联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人，他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与马恩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3]（P.124）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得更明确：“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4]（P.111）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列宁曾设想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按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构造现实的社会关系。”[5]结果很快证明，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产生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开始恢复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6]（P.514）列宁将商品经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迂回过渡，是“强攻”（指消灭商品经济）的“退却”和转入“围攻”，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向资本主义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警惕它。“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P.607）尽管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论述还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经济的危险，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一个利用商品、货币的过渡阶段，为以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列宁逝世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实现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日益抬头。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一定时期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会引向资本主义。应当说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经济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极不彻底的，商品经济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二）商品经济理论探索阶段

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观点。首先，突破了斯大林两种公有制论的观点，提出商品经济的存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这对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其次，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严格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出了科学的说明。”[8]人们最容易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是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说清这一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9]（P.439）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本质差别，提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商品生产，要看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产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同邓小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而后他又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对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观点，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许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虽然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但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阶段

邓小平借鉴并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我国最大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P.213）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远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应该而且必须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说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0]（P.20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P.373）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0]（P.373）在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优点， 因而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P.14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 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是一次重大变化和突破，打破了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框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四，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舆论纷纷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不少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0]（P.138）这里，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展，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打破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实践证明，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认识模糊，甚至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商品经济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始终，甚至要求实现全面私有化。这种荒谬的论点对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理顺二者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剥削、两极分化这些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地理论思考。

第三，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如今通过外资形成的制造业、加工型企业遍布中国，这些工厂、企业的引进确实活跃了国民经济，给我国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危机。然而加工制造业毕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技术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大量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劳动者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又该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到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政策执行初期确实解决了农村人与地、产与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户的家庭式耕作毕竟没有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也阻碍了工业化的成就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民收入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四，如何协调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市场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应当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而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或调节得不完善时，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方面，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趋利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完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缺乏力度，市场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能过度。目前的国企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争论就在于政府职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纳入了调控的范围内。现实生活中，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果最优化，同时又能把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真正实现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完美结合，这是现实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思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正视市场的作用和优势。另外，市场的天然逐利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无论何时都要加以引导，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协调、引导和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这一根本立场而展开的，对此要明确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明确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确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没有完成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奠定物质基础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现阶段下，不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实现的二者的有机统一就要把握这个度――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不断的增进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停滞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是发展的理论，马克主义从诞生其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终要把时展的特征、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国情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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