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的法律探索

摘要：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法学理论中缺失了对自然权利的研究，刻意将自然权利边缘化。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局限在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的法学理论，探索构建新的法学伦理观，重视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确立主客一体化的新范式，肯定自然应有的权利。本文探讨了自然权利的理论基础、法律渊源，探索构建自然权利法律体系及制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关键词：自然权利；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2

一、传统法学理论所忽略的权利-自然权利

法律发展至今，整个法律体系都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从而构建法学理论及制度，由此可见法律关系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研究的。可近些年自然环境的危机日益严峻，在这种法律体系的调整下仍不能有效的控制环境的恶化，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构建的法律是不是不能解决生态破坏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导致制度文明尤其是法律文明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法律的边界是固守人类的社会关系，漠视自然的紊乱。如今生态环境己经遭受着巨大的破坏，如果仅靠人类基于自己利益的立场出发就必然逃脱不了“公地的悲剧”。

于是有些学者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应该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以生态系统为中心，尊重自然界的权利，意识到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把伦理考虑扩大到生物系统，抛弃单纯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唯一尺度和唯一衡量标准的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有关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自然的部分，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理论上的一大难题。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在本体论意义上，主体不是唯一的，事物本身是它的主体，在生态系统中，不仅人是主体，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也是生态主体，不仅人是生存权利的主体，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是生存权的主体。”

二．自然权利的理论基础

（一）自然权利的法学理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先在法律中体现应该是自然法的思想，自然法是西方法律的起源，自然法的目的是希望用自然的规则、秩序改良人类社会的规则秩序。自然法的本质是正义与平等，那么平等就意味着平等的生存权。亚里士多德说过，凡是正义的，就是善的和理性的，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之法，任何人定法都不可能使自然法的正义失去效力，人定法如果违反了自然法，即使具有法律形式，也是无效的。 可见，自然的权利其实是先于人类权利被发现的。

（二）权利的发展过程

法律的发展过程就是法律主体资格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权利不断扩大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公平自由的道德观逐步得到弘扬和落实。美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纳什对“权利”概念的扩展作了一定的阐述。纳什在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思潮作了历史考察之后，指出权利概念是沿着英国贵族―美国殖民者―奴隶―女性―美国土著民族―工人―黑人这一顺序不断扩大的。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则依据自然法或自然的上帝之法所揭示出的自明的“真理”是:在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1863年，美国颁布了《奴隶解放宣言》:1920年，又通过了《宪法第19修正案》，提出了妇女的权利问题;1924年，颁布了《印地安公民法案》，确认印地安人的公民资格;1957年，通过了《民权法案》，主要是解决黑人的权利问题;1973年，颁布了《濒危物种法》，开始涉及到了大自然的权利。“自然的权利”这一概念就处在英美的少数派权利扩大的历史延长线上。

权利的发展过程说明权利的主体和内涵并不是固定的，都是随着道德观和伦理观不断发展，从而更适应社会的发展。那么自然权利的诞生也不是无中生有了，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发展的新产物。

（三）调整论对自然权利的肯定

蔡守秋先生提出了调整论，调整论指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和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各种观点。其中主要强调“主客一体化”，对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关系“主客二分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环境资源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人，在个别法律中也可以是人造人、克隆人、动物、非人生命体甚至自然体；客体主要是环境和资源，也可以是人(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单位和人造人、克隆人)、人的行为和人的权利(或权力)；即人在不同场合或不同的具体法律关系中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环境和自然资源(包括某些动物、非人生命体甚至自然体)在不同场合或不同的具体法律关系中主要是客体，但在少数场合也可以是主体。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自然是具有权利，自然体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

三、自然权利法律体系的构思

（一）自然权利的内涵

自然的权利并非传统理论中的人身权以及财产权，也并非否定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应该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看待自然的权利，在尊重自然权利下利用自然，在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下赋予自然应有的权利。

自然的应有权利我们都应该进行友好的对待，而且我们也看到对于某些自然体，国际社会也制定了相关国际条约，如《欧洲保护野生生物和自然界的伯尔尼公约》(1979年)指出:“野生动植物构成具有美学、科学、文化、创造性、经济和内在价值的自然遗产，必须保存它们并将之传给后代。”该公约明确规定要养育(保育)野生动植物及其自然生境，采取各种适宜的和必要的措施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1979年5月10日通过的《保护屠宰用动物欧洲公约》(该公约开放给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字)已经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保证屠房的建造设计和设备及其操作符合本公约的规定，使动物免受不必要的刺激和痛苦。”1976年3月通过的《保护农畜欧洲公约》已经明确规定:“应为动物提供住处、食物和水，对它们加以照顾、让它们行动自由，并提供光线、温度、空调和其他环境条件……要考虑它们的物种以及发展家豢的程度，按照现有的经验和科学知识来满足其生理和行为上的需要。”

从以上可以看出，自然权利是在伦理价值观的指导下，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而逐渐受到重视。人们开始关注自然的权利，希望将自然的“应有权利”逐步转变为“法定权利”，最后成为“实有权利”过程能够实现。自然的权利不外乎就是生存的权利。一切自然权利的主体，都能利用所处的特定空间、资源、进行着自身内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体，无论是高级形式还是低级形式的生命，无论是微生物、植物的生命，还是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当然，眼光不能太短浅，自然的权利不是针对个体，自然的权利也需要界定其范围，自然的权利是考虑整个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及生态系统，维持某一区域的生态平衡与生态稳定。例如对某些稀有物种、原始生态系统的权利保护等等。

（二）“自然权利”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

有学者将自然权利诉讼案件分为纯正的自然权利诉讼案件和不纯正的自然权利诉讼案件。所谓“纯正的自然权利诉讼案件”，即如最早主张“自然权利”的美国学者ChristopD.Stone在1972年提出以树木为原告的诉讼，以及其后在美国出现的以海龟、三文鱼、松鼠、猫头鹰、夏威夷乌鸦、白头老雕、灰熊等野生动物或以山、河、森林等自然物作为原告向法庭提出的所谓“自然权利诉讼”。所谓“不纯正的自然权利诉讼案件”系以环保组织自身的名义进行的，在诉讼过程中他们并不是原告的“人”，而就是原告本身，如“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等等。

虽然两种原告的名义不同，但实际参与讼诉的人都不用证明自身与案件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只要有自然权利受到侵害这一事实就可以进行讼诉，大大的拓宽了自然权利讼诉机制的原告资格范围。公益诉讼在自然权利的保护方面显得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应该重视相关环保组织，肯定它在保护环境以及环境保护法制进程中的作用。

（三）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对自然权利侵害后，行为人必须为侵权责任承担法律后果，传统的责任承担方式有损害赔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但损害赔偿这一项在自然侵权救济的运用中不具有操作性，例如对于无主动物的权利侵害后，如何对此动物进行损害赔偿。鉴于此，我建议对自然侵权责任的承担用一种新的方式“强制义务环保劳动”，与刑罚中代替短期自由刑的“社区服务令”有相似的内涵，强制行为人定期做环保劳动的方式

替代损害赔偿的承担方式，例如种树、扫地、到动物收容所进行义务劳动等等，我相信这不仅会对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护有好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使行为人在接受此项劳动时领悟到对大自然的尊重，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四、结束语

自然权利的认同逐步在法学界掀起了新的学术讨论，随着动物解放权利论在某些地区的承认以及相关立法，可见法学界对自然权利的承认也不远了，虽然在学术以及实践操作方面还有诸多的缺陷和阻碍，但是新的理论必定能引起新的法律体系改革，从而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建立更具操作性的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权利救济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保护自然的权利，构建完善的自然权利法律体系。人类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如何与其他兄弟姐妹相处融洽，如何维持赖以生存的环境，也许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社会体系与自然世界重新沟通。

参考文献：

[1] 余谋昌：《生态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2] 刘素民：《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美】罗德里克•纳什著：《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5] 张峰：《自然的权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38页.

[6] 蔡守秋：“简评动物权利之争”，《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第63页.

[7] 蔡守秋：“从独语到对话――由《自然的权利》一书看环境伦理的新视角”，《河北法学》2008年第26卷第4期.

[8] 王志泉：“Natural Rights：天赋人权还是自然权利？”，《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