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眼中的“百日行动”

编者按：1月17日，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望》周刊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记者，一起畅谈2007年地政大事件――“百日行动”。成果重大，反响强烈，是媒体记者对“百日行动”的共同印象，而探索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也是记者们观察的重中之重。

夏(《人民日报》记者)：

“百日行动”是徐部长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它的成败影响到今后，肯定要动真格，而且要把成果巩固住，能够相对长效地管住一段时期。

“百日行动”的宣传工作搞得很红火，有声势，但也有遗憾。感觉新闻报道中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正面宣传报得不少，通知、政令较多，但舆论监督这一手有些偏软。今后再搞类似活动时，希望国土资源部有计划地安排一些舆论监督的报道，有些案子，媒体可以介入得深一些。国土资源部门也要学会利用媒体舆论推动自己的工作。

王立彬(新华社内部记者)：

“百日行动”值得媒体深挖。但首先要改变一种观念，对重点整改地区、重要案例的剖析，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面典型来说，这反映了发展思路、发展方式的转变，要从正面来讲，把概念具体化，认识更深刻。这其实也是对国土资源部门的一种正面宣传，一点也不丢人。“百日行动”归根到底是要促进转变发展思路，不是为了抓人、整人。

有些东西看起来很虚，其实是特别实在的。“百日行动”对大家观念上的触动是很大的，但观念的转变并没有完成，观念的转变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追根溯源，“百日行动”的起点和原先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有哪些不一样?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回顾2007年，有两件事情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是新的《劳动合同法》，一个就是“百日行动”。为什么这样说?这两个东西都是改变中国原先那种低成本的、粗放经营的发展方式，无论是低的土地成本，还是低的劳动力成本。如果不从这两方面下手的话，就很难改变中国的资源浪费、粗放经营，就难以走出那种出口依赖型的、难以为继的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30周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大的转折期，要转到节约集约的路子上。不仅劳动力成本节约集约。而且土地成本节约集约，资金节约集约，从这个角度出发，“百日行动”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续工作还非常繁重。当初修订《劳动合同法》时，一直没有取得共识，一些跨国公司说中国劳动力成本贵了，许多项目就跑到越南、柬埔寨了。土地问题也是一样，土地成本高了，项目也会跑掉的，怎么办?就像温总理说的，硬着头皮也要搞下去。项目跑掉就跑掉吧，我们就是不能要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从这个角度出发，“百日行动”不仅意义非凡，而且第一阶段才刚刚开始。很多人还没有看到这一点，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保护耕地、粮食安全、农民权益，认为和原先的土地治理整顿联系比较密切。事实上，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改变来说，这是新的，而且2008年刚开始。

北京督察局搞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是76％的农民欢迎“以租”，这是官方的问卷调查结果。我还了解到，北京郊区有的“以租”案子查完了，农民却去上访，说那块地我不要，种一年得一袋小麦的话，租给人家，我可以得三袋面粉，嘛那么傻?农民还有话说，国家、企业、工厂，都在分好处，为什么我不能分好处?中央不是不让征地，因为国家要发展嘛，但是要加大成本。每年征地收入的增幅要让给农民，所以必须加大土地的成本。

地方要配合中央，不同部门之间也要配合。前两天，交通部又宣布今年要新增高速公路5000公里。水利、电力部门，都各有占地计划，各部门之间怎么协调?有人站在内蒙古高速公路上看，根本没有车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土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搞这种高速公路干什么呢?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了，所以说，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是个大问题。交通部门以多建路为荣，土地部门重保护土地，这怎么沟通呢?

高文(《农民日报》记者)：

从国土资源部一成立，我就跑土地口。对“百日行动”，一开始的感觉，也是觉得走过场。我参加过几次类似行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土地执法，还有一次基本农田检查，感觉更多的是在应付差事。但这次“百日行动”不同，感觉落得比较实，从公布案件、处理人员的情况看，动了真格。以前一说查处，都是一些科级干部，乡长、镇长什么的，现在有县级干部、局级干部受到查处。主要是观念有了转变，中央在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模式上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地方已经开始意识到以前的方式、方法行不通，领导必须改变思路，这是百日行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我们从2005年就提节约集约用地，但成效并不是很显著，铺张浪费现象依然很严重，个别地方由于资源极端紧缺才有所意识，大部分地区还是寅吃卯粮、有水快流，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给吃掉了。现在地方政府的问题是，只看发展结果，不看发展过程。如果能把保护耕地和发展经济同样列为政府官员的考核内容，大家就会有积极性。如果每一任政府官员都能够真正意识到土地的价值，国土资源系统就不会这么累了。为什么“以租”这么多?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绕着法律法规干事情。如果把这个口子堵住了，他就绕不过去，就会认真去思考怎么发展，不像过去那样简单思维。而且现在土地违法的成本太低，造就了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去违法，应该说，“百日行动”在案件查处、提高土地违法成本方面也提供了经验。

巩固“百日行动”成果，要靠长效机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现在一个新的动向是，农民也成为土地违法的“动力”，以租为什么严重?农民高兴啊。只要拿了钱，农民就高兴。他不关心什么粮食安全问题。凡是农民告状的，一句话，还是征地给的钱少了。农民说，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就不告了。扭转这种局面，土地要成为农民真正的财源，怎样才是财源?不光是种地，还要有收益。没有合理的收益，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就不高。保护耕地，必须要用市场的手段。

我们到地方采访，看到不少县、乡工厂大量的土地是闲置的，没有人去用，也没有人管。我去过中部地区一个县，一百多亩地县里就收了一块钱。如果执法者本身就是违法者，他执谁的法?所以，要加大土地成本，用市场的手段来调节土地利用，遏制违法行为。市场的杠杆用起来，自然而然地就理顺了。

唐敏(新华社《望》周刊记者)：

在我看来，当前土地管理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宏观调控，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是以30％的速度增长，这

些投资都要落到地上，所以要管住银根和地根。另外，对于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来说，考虑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

土地关键是如何用、如何引导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出台了许多制度、政策，包括国务院文件。最近又出台了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印象中，相关的话题从我1996年跑这个口起，就一直在谈，土地利用要集约、要挖潜，等等。为什么谈了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老调重弹”?就说明以前我们没有做到位。那么现在有什么新措施来推动我们做到位呢?现在提节约集约用地，与10年前相比，进步了多少?在促进的方式和手段上，比10年前有哪些转变?从实际操作层面考虑，人们更需要文件中多一些具体的规定，而不是泛泛的、原则的概念。如果不能出台具体的、操作性很强的规定，那么这个文件很可能又是一纸空文。理念上的东西，省长、市长包括县长都能谈，但是在利益面前，要让地方真的节约集约用地，需要有促进的方式。

现在农民也确实没有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因为保护耕地本来就是国家的职能。土地是国有和集体所有，本来就不是农民自己的财产。怎么让他有积极性?所以需要利用经济杠杆，从利益机制上解决问题。现在这些手段够不够?包括长效机制里面，一些措施要细化，例如提高违法成本等等，都要落到实处。在这次“百日行动”中查处的数字，在我看来仅仅是“杀一儆百”，固然是有作用的，暂时给大家敲一点警钟，知道这个可能会动真格。但是如果不能形成制度，大家还是会观望，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可能不会查到我。

林英(《光明日报》记者)：

我从1997年开始参加国家环保局的“零点行动”。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去了，查排污口。最后宣布查了多少排污口，倒是也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企业关上了，没准过几天又开了。不管查了多少，数字也挺客观的，但是有一点，它没有“百日行动”做得好，就是没有处理政府干部。土地违法大头是政府违法。为什么自己的事，自己管不了?关键是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旦与经济发展有矛盾的时候，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经济发展了，GDP上去了，我就可以升迁，但是我这一任保护多少耕地，不能作为升迁的依据。如果真是把这个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与政府责任挂钩，而且要做到，真是因为耕地没有保护好就处理人，这个事情就开始有点眉目了。从这个角度说，“百日行动”真的是开了一个好头，力度很大。

王永红(《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声势浩大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带来了什么?我最想用的是“震动”二字。从直接的效果看，“百日行动”确实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用地，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实际上，“百日行动”更像一面镜子，将国土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管理不到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通通暴露出来，触动我们深刻反思自身管理能力和水平。

确实，土地违法违规问题大量发生不是偶然的，与外部环境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如地方党委政府换届，一些干部政绩观不正确、发展观不科学，现行财税体制存在一定制约等。但所有这些看似客观合理的原因，都不应该成为土地管理和监管不到位的借口。我们这支国土资源管理队伍到底又做了什么，是不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部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到底强不强，至少算不算得上独善其身了?我看情况不是特别乐观。某地国土资源部门自己占地建别墅，就是往全系统脸上抹黑的反面典型。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事实上，社会上对国土资源部门的议论并不都是正面的。

“百日行动”开展自查、互查、抽查、督查，就是警醒我们要正视自身的问题。一位基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人说得很形象，土地执法偏轻、偏软，是土地管理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是“久闻不知其臭”，开展百日行动，让大家意识到，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国土资源部门必须主动作为。

主动作为，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要求我们真正克服管理的惯性思维，跳出来思考，敢于揭自己的短，检省我们的问题，摆正我们的位置，拿出我们的办法，是巩固和扩大“百日行动”成果、防止违法违规现象反弹的重要路径。

“百日行动”既然称之为“百日”，就说明这个行动是有期限的，但国土资源部门改造自己，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不应该设定期限，而应该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国土资源系统开展“百日行动”，明确提出来，要加强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我想，这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我们真正有勇气面对和解剖自身存在的问题时，离彻底解决难题的日子也许就不远了。

汤小俊(《中国土地》记者)：

作为行业媒体的记者，我更关注土地执法行动“措施有效性”问题。

应该说，“百日行动”中，有许多执法的典型值得我们关注。比如，我曾经到山西省晋城市考察过他们“百日行动”执法的做法，对他们的经验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一，他们大力加强基层国土所建设，并将执法监管责任下压到基层所，让基层所真正在执法中动起来；其二，制度健全，他们一共建立了13项与执法工作有关的制度，并严格执行，推动了执法工作的进行；其三，将责任追究制度从对外延伸到对内，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的关键环节上，都会有国土系统内部的人员受到处理，这样一来，所有的执法环节都不敢有一丝松懈，否则自己就会被处理。这几方面的措施一下来，晋城市的土地执法形势，与其他地方相比就大为不同。

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尽管土地执法工作中有许多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在现阶段不能很好的解决，但是土地执法工作依旧有很大的空间，地方积极主动采取措施，还是能有很大作为的。

比如，要切实加强基层国土所的建设，切实发挥他们在土地执法工作中桥头堡的作用。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各地在探索，大多数靠市县自己在摸索，有的省也加强了这项工作，但是在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基层所硬件和软件建设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执法要求和操作程序。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公安系统这几年推行的“警力下沉”的做法和经验?

比如，能不能赋予国土部门一定的执法权?铁路上有公安，林业也有警察，国土部门也可以建立警察队伍，以加强执法有效性。在我们还没有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严格划分的现阶段，这样的做法无疑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既然保护耕地已经成为基本国策之一，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执法权上更主动一些并不是坏事。

比如，在处理人的时候要真正落实到位。很多时候，处理人说是给予了行政处分，但是并没有记入档案，对当事人来说，

一点影响也没有，反而赚取了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牺牲的“美名”。由于80％土地违法主体是政府，国土资源系统在处理人时，要尤其注意能否落实到位。否则，黑龙江“七台河”矿难负责人迟迟得不到处理，就是前车之鉴。

张晏(《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百日行动”带给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冲击，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了大家的信心。中国的土地问题十分复杂。表面看，是土地执法的问题，由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者法制本身不健全，导致土地执法形势严峻，但从根本上看，土地问题与国家根本制度密切相关，比如中央地方的事权分配，财税体制，干部考核制度，土地问题也反映了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和政绩观。

解决土地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很多人认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不改变，土地违法之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在目前的体制背景下，土地制度的变革举步维艰。可以说，整个社会对土地问题都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和畏难的情绪。但是百日行动前后，我感到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百日行动触及了很多以往没有触及或者不敢触及的领域。而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超出人们预期的成效，比如对重点案件的查处，做到了既处理事又处理人，比如对违法建筑的拆除，力度空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百日行动在摸底的基础上，对各种不同性质的违法问题作了分类，搞清楚了到底谁是责任主体，然后有针对性地拿出对策，并最终转化成制度、政策。这就告诉人们，即使在现有的体制、机制背景下，同样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所谓“事在人为”。新机制、新局面都是要靠人来开创的。社会的发展最终靠“合力”推动，越是在矛盾错综复杂的改革攻坚阶段，人的主观能动性越重要，勇于开拓、积极作为与等待观望、无所作为，不同的态度导致的工作态势大相径庭。百日行动的有所作为，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发展观在国土资源系统落地生根的希望，也看清了国土资源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努力的方向，长效机制的建立开始实实在在地落到地上，所以说“百日行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树立了大家的信心。

田春华(《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

这次“百日行动”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活动，是一次促进地方政府、用地单位转变管地、用地认识的活动，也是一次集中摸清家底、梳理土地管理历史旧账的活动。短短一百天，紧锣密鼓，成效显著，社会反响强烈。

作为一名国土资源系统的记者，从这次活动吹响号角的第一天起，我本人有幸亲历了这一活动。当时只感觉部里决心很大，但对接下来的工作到底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并不敢抱太多奢望。毕竟土地执法难，查处难，有着人所共知的深层原因。

然而，当我亲耳听到某县县长说，今后有关文件不经国土部门把关就不敢签字的时候；当我亲眼看到一个投资6000多万的工厂因为违规用地，被老板自己夷为平地的时候；当我前往一个重点整改地区采访，遇到该市国土局长不停地检讨自己没有当好参谋的时候；当我听到某地监察部门的领导，痛心疾首地表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干部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次活动带来了什么。

的确，思想认识、发展观念的转变，非一日之功。土地管理的痼疾，干部考核体制、财税管理制度等根子上的问题，也不是一次活动就能彻底解决的。但我坚信，这次活动给全社会、给土地管理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