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9 05:29:37
我的饭碗在哪里?――职业教育的瓶颈和就业难题
十年寒窗苦，一朝就业难。1999年扩招后大学门槛降低，对中国多数学生和家长来说，读大学的目的自然还是带有功利性的，不过是读个好大学，学个好专业，找个好工作，捧个好饭碗。
那个时候，职业教育也在中国初步兴起，不过由于观念歧视和投入不足，正眼看待职教的人不多。能读大学为什么要上职教，因为职教毕业后地位和收入与人们对大学的憧憬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实往往和社会预先的设想不一致。隶属于中国国情研究会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后的报告显示，到2009年2月底，被家长寄予厚望的大学应届生整体就业率仅为35.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由于追求高大奎模式，中国大学教育重复建设、盲目扩招的弊端日益显露，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导致劳动力供给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而企业需要的人才却难以从大学毕业生中找到。当下金融危机冲击和职业教育供给短缺压力叠加，失业问题加剧便成为必然。
事实上，不光是被视为“骄子”的大学生命运不济，农民工的就业形势更是异常险峻。
2009年2月初，负责制定农村政策的陈锡文披露，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500万将可能面临失业。
这1.3亿民工大多是没有任何技能，只靠出卖苦力求生的打工者，与此同时，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却在长期以来却是严重滞后。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本刊为读者奉献的组文采撷海内外精彩观点，探寻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未来之路。其中，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等为读者开拓新的视点。
专家观点
九鼎公共研究所研究员、独立学者秋风：《财经文摘》作为一本财经类媒体，能关注宏观大势这一点很不错，媒体嘛，就要做那种大家都关心、都感兴趣的话题，这样才能引起他人的共鸣。媒体应该具备一种启蒙普通人、传播观点的作用。
这个题目起得太好了：“我们的饭碗在哪里”。我是从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天忙着跑个个所谓的人才交流会，但我觉得那些用人单位好像只去应个景，并没有真正招人的意愿。我们这些学生刚毕业便失业，迷茫得很。
焦点产经网网友
现在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深入，失业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已经成为了每个人不能不面对的困扰了。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我认为失业问题会演变成社会问题，将来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治安问题。
金融界网友
现在，人们都在关注失业问题，却很少有人寻找根源，我认为《财经文摘》此次做的话题很值得探讨，职业教育缺少确实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大弱点。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值得社会关注。
新浪网友
后来又出现了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慈善组织，以明清最盛，各地出现了大量“善会”，其活动场所为“善堂”。这些善会通常由绅士发起、组织，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参与，尤其是商人。商人普遍热衷于此，并以此积累社会声望。在民间社会，还存在大量的互组织，各种各样的“会”。
这样，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多样向民众供应福利的组织，包括开放性宗教、世俗公益组织、相对封闭的家族福利制度，还有民间互助组织，各个行会、会馆也提供一些福利。这些自愿性组织构成了社会内部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它们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大多数公共品，其中包括向大量人口提供基本福利保障。这种制度缩小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强化了社会内部的联系纽带。
当然，传统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其局限性，尤其在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福利供应能力不足以满足普遍的需求。但从近代上海等城市、潮汕等现代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生产方式引入，社会财富生产能力提高，上述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提供福利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这段历史对于设计今天的福利制度框架，具有极大参考价值。
以社会福利为本，国家福利为辅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需要建立更为健全的福利体系，但怎么建？需要明智的抉择。可以有两个选项：一种是欧洲式的国家福利制度，由政府通过高税收的方式向民众提供高福利；另一种则以上面所说的社会福利模式为范本，加以改造升级。
现在学界、舆论界充斥着羡慕北欧福利国家的声音，但社会福利模式似乎才是世界主流，欧洲之外的很多现代国家采取这种福利模式。比如美国，它的国家福利规模很小，但有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慈善事业部门及商业保险体系。日本类似，其国家福利规模低于许多欧洲国家。
有些人把美国称为“社会福利领域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反映了一种偏见，国家主义偏见，以国家福利制度的规模来衡量民众的福利水平。但是，低国家福利并不等于低福利。国家福利制度不是唯一可以想像的福利制度，还存在另一种福利模式：国家福利水平不高，但人们仍享有很高水平的福利，因为社会自己通过多种途径来提供福利。
本文所说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自然包括市场。社会福利完全可以由商业化保险机构来承担。只不过，人们的福利收益与自己的投入之间严格对应。当然，商业保险只是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
今天人们讨论福利问题、公共品问题，有一个重大认知误区：唯有政府能提供公益产品，政府之外的机构都有营利意图。但其实，在一个正常社会，政府之外的大量机构会提供非营利的公共品、福利。比如，各种慈善机构提供的社会性救助体系。在美国，还有一些保险机构是非营利的。在德国，供应社会福利的主体也是非政府的保险机构。这样的福利机构就更多地类似于部分国民的互助机构。
中国目前的福利体系，不是严格的国家福利体系，而带有强烈的互质。失业、医疗、退休保险体系的资金来源基本有三项：参保人员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其所在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及财政补助的资金。前两项就构成了一个强制保险制度，是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某一类型国民互助的制度安排。后一点才算政府通过税收向民众供应的福利。只不过，这样一个主要属于互质的保险机构，被政府设定为垄断的，并由政府来管理，人们才误以为它是一种国家福利。
因此，中国建设社会福利体系是有基础的。政府要做的有两点：第一，明确这些社会保障的互助保险性质，并引入竞争机制。否则，本来属于个人账户的资金可能被随意动用。管理部门也刻意压低支付标准，参保者不能享受充分的保险收益，保险机构却节余大笔资金用于其他目的。如果这些机构引入竞争，明确其社会属性，并引入社会化的治理结构，当可使之更好地向参保者提供福利。
第二，政府放松对社团的管理，允许人们以多种灵活的方式成立各种慈善公益机构，向社会供应福利。德国有2600多家医院，其中40%是公立的，20%是私人营利性的，其余40%则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比如由教会、慈善组织创办、运营。在台湾、香港，各种佛教、基督教组织也支持着大量社会公益事业，向广大民众提供了很多福利。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这种向家族、向社会提供慈善利的传统。随着市场化发育，人们也积累了一定财富，并普遍地具有这种向善之心，只要政府放松管制，这类机构就会大量出现。
总之，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就可以形成一个厚实的社会福利体系，它将包括营利性保险机构，非营利性保险机构，依托于家族、宗族、教会等传统制度的公益组织，向社会开放的各类现代公益组织。他们将构成国民福利体系的基础。政府则在此基础上发挥辅作用，建立一个规模较小但全面覆盖的“薄而全”的国民保险体系。社会与政府互相配合，当可为国民提供较为完善的福利。
当然，社会福利体系发育、完善的前提是政府实行低税收政策，藏富于民，让民众自己来支配社会财富，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如果政府实行高税收政策，那社会匮乏资源，也就无法建设社会福利体系。当然，最糟糕的局面是，政府收的税不少，福利供应却很少，或者政府承诺很多，而由于民情却无法筹集更多税收，那政府就可能面临挑战。
在中国目前的政制与民情环境下，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是有难度的。相反，一个低税收、低国家福利、高社会福利的福利体系，更适合于中国的文化、民情与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