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经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生产与产值大幅度下降，失业急剧增加。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以及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为摆脱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困境，早在1926年凯恩斯就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对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直至1936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市场失灵概念的出现，导致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倾向的复兴。

一、问题的提出

市场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即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的生产和消费制度。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必须有完善的市场条件作保证，而且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市场失灵”。从定义上来解释市场失灵，可以把它理解为那些为获得有效的市场解决办法所需要的条件不存在，或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抵触。它的本质在于人们没能合作行动，合作则可能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结果。

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般认为，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取得有效结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1）公共产品和外在性产品的存在；（2）不完全竞争，诸如自然垄断情况下的成本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3）不完全的信息；（4）不确定性。总结起来，在以上的大多数情况中，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之中。张五常在《新帕格雷夫大辞典》中谈到：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的成本。这说明了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被滞胀所困扰，在繁荣表象的背后，劳动生产率却莫名其妙地下降了，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越来越离谱，菲利普斯曲线开始向上和向外盘旋。在对传统经济进行彻底反思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大胆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经济生活中的事实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未观察到的”或“地下的”经济活动部门的增长，而被系统扭曲了。

地下经济一般被认为是那些企业或个人防止和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形形，如走私、未注册的就业、短工、掖工、逃税等。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很多描写未观察到经济部门不同方面的术语：地下经济、洞穴经济、影子经济、非正式经济，等等。这些互不相干的经济活动的共同之点在于，地下经济活动者总是千方百计逃避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经济活动未纳入政府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二是该经济活动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存在着税款的偷漏。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地下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社会信息系统产生的扭曲效应也越来越强，这种初始的“统计幻觉”造成的政策制定的不适，最终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

二、地下经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试图度量一种它的存在不愿被人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努力，必然会遇到复杂的概念上和事实上的困难，所有对未观察到的经济部门规模和增长的估计都可能包含大量的错误，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违背和逃避财政法规问题；二是我们的经济活动信息系统主要指标的精确性和可靠性问题。

（一）社会信息系统信息的扭曲。从社会的渊源来看，社会指标是我们试图把信息定量化并使其具有社会科学有用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法伊格根据社会信息指标系统的性质和作用，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系统的样板，我们称之为“观察者―受调查者―政策制定者反馈”机制。受调查者的典型形式就是以记录，或对问卷的答复，或通过自我申报的形式提供信息的个人、厂商或政府机构；观察者是收集和汇总这些调查者的申报或是由其行为所显示的基本数据资料这种职能机构的执行者；政策制定者必须理解这些信息，并且把这些数据应用到与某些特定利益相关的社会政策中去。

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中，由于观察者与政策制定者是分离的，就会产生抑制诚实申报和鼓励低报收入、低报支出和隐藏实际就业的情况。可能的检举揭发和侦查工作被“浮光掠影”式的调查、开假发票和根本就不纳入账户的作法所抵消。受调查者也有可能设法使要征税的和受管制的活动转向“非市场”的和“自己干”的活动，以便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政府补贴接受者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接受者。

在“受调查者―观察者―政策制定者反馈”机制发生作用情况下，“受调查者”、“观察者”、“政策制定者”三者都有可能被同样的无反应和样本偏差所困扰。所谓无反应问题，是指政策制定者通常假定，对调查没有反应的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公民将会做出反应。这种假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据的可靠性和认识偏差的潜在能力。并且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有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存在会影响对社会指标的测估，最终也会把这种利益倾向性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二）政府政策的失效。由于高边际税率和其他成本较高的管制，个人和企业就有隐瞒其活动、不让政府资料收集机关知道的经济激励。政府对这种不完全信息的反应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及其结果上。总收入决定的动态模型，是以包容理性预期和自然率模型的货币中性结果及由托宾式资产效应和由税收导致的供给效应带来的货币非中性的结果。我们用该模型来说明地下经济部门的外生和内生增长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1、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假设初始经济稳定，即在自然失业率下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某些外部的冲击，就会触发受调查者从登记部门向未登记部门的转移，他们的收入和就业就会从账户上消失，部门登记的失业增加。由于货币当局担负着最积极的维持充分就业的责任，所以货币供给率提高，通货膨胀率随之提高。所以，地下经济的一次性外生增长的结果是实际失业率保持不变，而观察到的失业率则提高到更高的虚幻位置，造成经济的滞胀。在与政府之间长期反复博弈的过程中，实际经济是以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为特征，但观察到的滞胀随着失业率的增加，由于政府根据错误的信息制定扩张的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率将是不断的提高。

2、向上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情况下的货币政策。首先仍将初始条件稳定化，当货币当局对观察到的高失业率做出反应，增加货币供给时，通货膨胀率提高。由于假定实际税率因通货膨胀诱导的纳税等级上升而提高，因而实际供给效应将提高实际失业率，观察到的失业率将更高，从而具有产生实际和观察到的滞胀的非意想结果的“反周期”的政策效应。只要货币当局坚持“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就会自相矛盾地导致实际和观察到的滞胀螺旋。若对系统的外部冲击进一步导致经济活动转向“地下”，这种地下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将使经济向着一个爆炸性系统的趋势进一步放大。

3、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当货币当局通过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严格执行价格稳定原则时，货币政策便不能再借助货币扩张来适应政府信贷的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必须通过大量地向公众借款，借助于自动稳定器来弥补货币需求。

分析可知，地下经济的存在使得在每一个利率点上实际失业率与实际所观察到的失业率并不一致，地下经济部门的外生增长效应就是在政府开支和税收收入之间产生一个差距，这将在货币政策和外生政府开支既定的情况下扰乱政府预算约束。为筹措弥补转移到地下经济部门的税收损失资金，政府必然通过大量发行债券来弥补。由于居民与企业积累的债券储蓄越多，资本储蓄就会越少。一旦达到产生挤出效应和提高利率的地步，就会出现资本均衡水平下降、劳动需求减少、失业率提高的情况。如果继续增加政府开支用以补偿失业者，就会使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加剧信贷市场的进一步全面紧缩。

三、思考

人的动机天然是机会主义，这是人们为实现目标而寻求自我利益的深层次条件。“并非所有人……都理解长期利益和真善美的力量。所有人往往都企图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H・Z・A・哈特如此评论。从现实情况来看，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政府及其政策执行机构会碰到大量不回答问题和自由选择偏向的干扰。并且，由于政策制定者和观察者受本身利益的驱动，在信息的汇集、整编和使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信息扭曲效应。

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发挥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又必须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制度，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政府掌握的经济情况和经济信息为依据。然而，地下经济的存在和蔓延，增大了政府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的难度，甚至可能错误地导向政府决策。

以上说明，由于地下经济始终是政府难以统计和监督控制的经济领域，它已成为造成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系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加强对地下经济学的研究，探寻其运行规律及其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必然会有助于推进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完善。■

（本文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课题“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号为GXZSKY06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