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超越

摘要：《聊斋志异》和《搜神记》同为志怪小说的翘楚，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更加深刻、鬼神形象更加人性化、创作题材更加丰富三个方面，这既体现了《聊斋志异》对《搜神记》的继承，更体现了《聊斋志异》对《搜神记》的全面超越。

关键词：搜神记；聊斋志异；继承；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干宝的《搜神记》，其体裁均为文言志怪，其表现形式均为谈狐说鬼，两部作品的相似性不言而喻，其借鉴相承关系亦不言而喻，但两部作品如具体分析存在极大的差异，《聊斋志异》在以下几方面均超越了《搜神记》：

一、思想内容更加深刻

创作目的往往决定作品的思想深度。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 ［1］这说明“发明神道之不诬”是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叙神灵怪异之事就是为了证明世间鬼神的存在。故《搜神记》中的许多篇章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吴王小女》、《董永》等虽然也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了反抗者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但由于搜奇猎异的创作目的，致使整部作品的思想认识层次较浅，批判力度不强。

到了清朝，已是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的各种顽疾根深蒂固，蒲松龄对此感同身受。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2］可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在叙神灵怪异之事，谈狐说鬼，但目的却是为了抒发他的孤愤之情。正如他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此孤愤之情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封建仕途的黑暗、劳动人民的贫困，只是清初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采用谈狐说鬼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罢了。难怪郭沫若评价此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例如《促织》一文，讽刺的矛头直指皇帝，“异史氏”的那段议论：“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措辞大胆、直击要害、难能可贵。

总而言之，蒲松龄的创作思想总体上比干宝的创作思想更深刻、更积极，与现实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二、鬼神形象更加人性化

干宝生活的时代宗教思想盛行，很多故事被记录下来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故而幽暗阴森的气氛较重，蒙昧意味较强，塑造出的鬼神形象作为一种符号往往被局限在特定的圈子里，性格单一，或恶或善，或美或丑，缺乏想像力。就拿狐狸来说，魏晋时期的观念认为狐狸是一种既凶残又狡猾灵巧的动物，它能劫掠行人，诱人妻女或变为美女，吸人精气，害人女子常被称为“狐狸精”。《搜神记》卷十八就曾记载：“狐者，先古之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可见，那时的狐狸只是单一的恶的符号象征。

及至蒲松龄，为了更好地抒发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之情，唯有使鬼神世界与人类社会一致才能贴近现实生活，所以将鬼神形象极大地人性化。冯镇峦对《聊斋志异》中的鬼神形象有过这样一段评价：“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 ［3］仍拿狐狸来说，《聊斋志异》中的《红玉》、《凤仙》、《张鸿渐》等作品中的狐精都散发着独特的人性光彩，她们和人一样有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有七情六欲的精神需求，且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多具人情”可以说是《聊斋志异》中狐狸形象的基本特征。

当然，干宝《搜神记》中《文颖》、《鬼酣醉》、《夏侯恺》、《戴祚甄异传》、《胡母班》等篇的鬼神形象也不乏人性化的特征，但与《聊斋志异》相比人性化的特征还不够鲜明。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我们可以看出志怪作品日趋人性化的走向，这是认知上的转变，无论在文化还是文学上都极具价值。

三、创作题材更加丰富

应当说《搜神记》涉及到的题材《聊斋志异》基本上都涉及到了，而《搜神记》未涉及到的题材《聊斋志异》也有所涉猎，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科举制度的题材。由于科举制度在六朝时期尚未出现，客观上造成了《搜神记》中科举题材作品的缺失。而从唐至清，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尤其到了清代，科举制度已经十分得腐朽，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此加以大力鞭笞，既展现了他的敏锐眼光，同时也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体现了他对此不堪所产生的切肤之痛。如《司文郎》、《贾奉雉》、《叶生》、《王子安》、《考弊司》、《于去恶》等作品就把科举之病写得深入骨髓，成为《聊斋志异》中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精彩华章。

其次是关于女性经济独立的题材。女性在中国古代是弱者、配角的代名词，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古代大量文学作品对女性都持有相当贬斥的态度。干宝的《搜神记》打破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塑造出许多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有的舍生取义，有的惩恶扬善，有的知恩图报……这其实是魏晋时期相对宽松的礼教约束带给女性的自由空间，是那个时代对女性美德的肯定，也是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折光。如果说干宝《搜神记》打破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一大进步，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把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赋予了她们胜于男性的文才、武艺和胆识，甚至于某些现代文明的特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黄英》、《鸦头》等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超强的经济头脑和经营手段，这恐怕在《聊斋志异》前的文学作品中都极为罕见。在此，女性俨然成为了商品经济的弄潮儿，这充分体现了女性经济独立意识的苏醒，是中国呼唤女性经济独立的先声。

为什么蒲松龄和干宝的创作会有如此得差异呢？仔细分析不外乎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的影响，个人经历、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文化氛围、主观认识的影响等等。但无论如何，这些差异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蒲松龄的创作才华，从客观上体现了《聊斋志异》对《搜神记》的全面超越，从而使《聊斋志异》无愧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巅峰之美誉。

参考文献：

［1］（晋）干宝.搜神记・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张稔穰.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建树［J］.蒲松龄研究，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