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传统图形；符号；图形语言；融合；现代设计

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其中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艺术的结晶，它一直在各个领域默默的陪伴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发展，现代设计如何能够真正体会其民族精神含义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挖掘传统资源和寻找文化传承的脉络，是传统元素运用的发展的趋势，它可以使设计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未来发展空间。因此，如何借鉴，怎样"融合"是我们现代设计师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在"国际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设计一度出现追崇西方设计、而漠视中国的设计风格的现象，在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借鉴和运用上，用简单的复制或生硬的拼凑的方法来完成图形组合，而忽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内涵的诠释，这样的融合是对现代艺术的误解，会阻碍现代设计的发展。

在如何对待传统、应用传统等问题上，日本的做法是实践着把现代和传统同步并行的方法，互补互存，并以复活传统的手段推陈出新。也就是将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艺术用现代设计的感觉和手法去粗取精，在保留本民族特征的基础上以新的面貌使传统重获新生。

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主办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由此"中国风"刮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在视觉设计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成功案例，使人们从新认识传统，设计师们越来越多地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设计来源。中国传统图形作为一种民族个性的图形语言开始在今天的国际设计潮流中逐渐显现出它的魅力。实际上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中国的艺术设计必然要走与国际接轨的路线，在交流中融合和发展。

一、中国传统图形的造形特征

纵观历史，从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图形进行语言交流，并在彩陶上用图案来装饰自己生活，到明清时期“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形的发展，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图形表现形式的更加多彩和丰富。

1、传统图形的形态要素

“图形”在每个时期的形态各异，让我们感受到在丰富多彩的图形中所表现出的特有精神气质，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衍变，那勃勃的生机仍然令我们为之赞叹。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彩陶上精美的鱼纹、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以及汉代漆器上隽秀的凤纹，无不传递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例如传统图形中最有代表性的“龙”的形象，就是在设计历史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我们从世界的神话史或者设计史去寻找，都没有哪种图腾、神兽的形态像中国的龙那样，具有如此之多的属性，从形态上看“龙有九似”，蛇身、鹿角、狮鼻、虎须、鱼鳞、鹰爪……聚九种动物特征于一身，这足以看出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高等级的神兽，其强大的图形整合能力和精神特质，中国龙作为图腾或臆造的神，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是其它图形都无法超越的。

2、传统图形的形式要素

纵观中国设计的历史和世界平面设计史我们会发现，远古时期的图形、符号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类的平面设计、图形艺术，不变的主题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形象寓意，而它们的图形特征，却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转变，而且还跟当时的本土文化、工艺与技巧紧密相连，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在图形形式的衍变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图形形式"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图形元素”的彻底否定，而是以新的审美观念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元素”不断的丰富与拓展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从2008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的视觉表现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张艺谋对传统元素独具匠心的现代化的演绎，其艺术表现形式的视觉效果震撼世界。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的运用，只有利用现代科技，现代化的设计工具对传统元素进行新的创意，才是未来艺术设计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传统图形的语言魅力

1、具有寓意的传统图形语言

中国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它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图形美感，而是图形深层蕴藏着的吉祥寓意，这些寓意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的崇拜，而衍生出的具有吉祥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企盼的表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吉祥图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牡丹象征着富贵、桃子象征长寿，石榴预示多子，鸳鸯象征成双等寓意，这些图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万事如意等美好愿望。其中最有特色的图形寓意是“吉祥”所谓的“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再也没有那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吉祥如意的了。“吉祥”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深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处。中国人借用传统文化把人们美好的祝愿画成优美的形象、吉祥的图案，并用这些元素去装饰生活、馈赠亲友、慰藉精神和满足心里需求。

2、传统图形语言的符号特征

在人类之初，人们就开始用图形符号来进行语言沟通了，因为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便于理解。现代的视觉设计也是以自己独特的图形语意来传达设计主题的，因为，视觉设计本身就是力求以符号化的形式来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通过精练的图形语言符号传递一种设计的意境。所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图形的寓意特性，更准确的运用图形语言来进行设计创意，可深化设计的文化内涵，使设计和受众之间建立起思想上的沟通和视觉上的默契。

在传统图形形式上的转化也就是保留图形符号原来的意义内涵，同时通过形象结构的简化获得现代精神的表现。由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设计的中国银行的形象标志设计中，就用中国的“中”字与传统造型“古钱币”进行了形式简单的符号组合设计，“中字代表以中国资本的联营集团；古钱象征银行的服务特点；圆角的方孔是现代化电脑的联想，上下连串的直线则象征联营服务。”----靳埭强 。标识在保留了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创造出强烈的现代感，其视觉识别理念和识别效果早已被现代人认同。

三、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在现代艺术领域风格多样的艺术门类中，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运用表现得是多种多样。如在环境设计中具有中式风格的现代设计体现；在众多的具有"现代感"的服装、手饰设计中也出现了大量传统纹饰；传统相声的表演形式与现代演出风格的融合，备受人们关注和喜欢，事实上这些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有了很浓的“中国味”。这是走向世界所具备的中国特质，是中国设计的身份标志，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视觉形象。

1、设计的本质就是创新

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创新，这也正是设计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一味地照搬和模仿，就势必为时代所淘汰。

2012年2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以“中国龙”设计作品为主题的"龙行天下"艺术设计展上，以“中国龙”概念为主题的参展作品，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用全新的视觉效果对中国龙文化进行了阐释及传承。用现代的理念，把中国的龙文化与世界文化融为一体，和现代设计前沿相对接，这是一个把传统设计观念向现代设计理念迈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传统设计基础上的创新过程。

以往对龙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龙形、龙纹、龙字的概念上，其表现形式也大多以传统表现手法为主，这些看似保留传统文化特征的表现方式，不但约束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图腾"龙"的深入解读，也束缚了我们龙文化设计思维与世界先进设计理念的融合。

“龙行天下”艺术设计展的设计理念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全新思路，而全新的设计理念应该具备的是创新精神，改变旧的传统概念，使中国设计走向未来与国际接轨。

2、“融入与再造”与时代接轨

将传统图形运用于现代视觉设计，不应该是表面的视觉装饰，或者简单的加工拼凑，要将传统图形所深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表现在现代设计中，必须将传统图形作为一种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视觉符号。

对传统图形的现代设计，还要对传统图形的形式和形态上进行重新分解再造，提取特征元素并且用贴近现代人的图形语言重新转换组合，这样才能做到“兼容并蓄、古为今用”。因此，设计者要充分认知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将传统图形完全置于现代视觉设计语境中，同时，它需要我们要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和现代设计表现能力。

3、添加新元素与世界相融

中国传统图形其图形表现.除了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外，它同时带给人们更多的精神享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变化很大，不可能再完全重复以往的传统，所以传统图形的发展要不断添加新的时代元素，把以前过于繁复的设计简化并且将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与现代的人文生活相融，人们更容易接受。

“新元素”的添加，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尝试，有的简单、有的深奥、都力图向先进的设计思维和理念上的拓展。由此，图形不仅仅是简单的视觉符号，它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视觉上的精彩纷呈。

那么如何添加呢？纵观图形设计的发展历史，从早期图形的形成、到发展成熟，其在设计思想、表现手法和图形语言上不断的变化、添加和完善，它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是很清晰的。现代设计对“新元素”的添加要有更新的创新观念，不断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思维转换，用新的技术新的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代替传统意识和表达方式，使中国现代设计与世界相融。

结语：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设计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也在不断丰富和多样。面对着信息化快速的发展和人们对新视觉艺术元素的需求，视觉设计领域将面临着新的考验。但是可以看到，这种需求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观念思维方式的导入，也为我们对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在国家十二五计划，发展文化产业精神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下转第76页）

（上接第49页）艺术设计的服务对象也将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局面，信息化的普及和人们因生存条件、环境、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会激励人们的想象和创新欲望。只要我们把握图形艺术的时展脉搏，对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设计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用创新的理念去发掘祖国传统艺术宝库，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变革中，推动传统图形艺术的前进，不断推陈出新，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兼容着传统和现代多重元素的中国图形艺术就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参考文献：

《中国艺术设计史》 作者：夏燕靖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年8月

《传统图形语言》 作者：李爱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

《美的历程》 作者：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武术;文化传统;继承特征;发展意识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8-0085-05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heritance of Wushu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awareness of its development

YUAN Jin-bao1,WANG Jing2,WEN Bo3

(1.Sports Science Colleg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2.Wushu Department,Xi'a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Xi'an 710068,China;

3.Departmen of Physical Education,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5,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a lot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the authors analyzed and prob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heritance of Wushu cultural trad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by applying related theories in systematology, culturology and sociology,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such conceptions as “courtesy, humanity, morality, virtue, harmony a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 effective exertion of respective functions of the “cultural trueness” factor and the “cultural recognition,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security” factors, which base their essential connotations on excellent Wushu cultural tradition, is the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ushu culture;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s the tim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and also the theoretical assurance for the scientific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ushu culture.

Key words: Wushu;cultural tradition;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awareness of development

黑格尔[1]曾说:“传统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存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武术文化面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应当如何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无疑是战略性的文化研究问题[2]。显然,武术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双重语境中面临着继承与发展的双向抉择。因此,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下,厘清武术文化传统中的继承特征,探讨武术文化发展意识觉醒的内部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科学开展武术文化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涉及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1武术文化传统的继承特征

1.1武术对传统文化中“礼”的贯彻演绎

“礼之用,和为贵。”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里,几乎一切价值观念、规则、制度、风俗、礼仪以及各种思维模式的产生都以“礼”为构建准则,“礼”是方法、手段。“礼”在武术发展历史上体现的十分突出。如:师徒之间有约定俗成的“礼物、礼仪、礼意”三套规范的程式;武林同道擂台比武多行抱拳礼,左掌右拳(文武兼备),环抱胸前(四海之内皆兄弟),拇指屈曲(谦让);在语言表达上也不乏“承让、感谢赐教、受益良多、甘拜下风”等礼貌用语。可见,“武礼”文化是武术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2武术对传统文化中“仁”的情感依赖

“仁”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规范,它是“和”的情感基础和道德前提,包含着中华民族至善、博爱的情感哲学和道德基础。比如:习武之人首先要有孝心,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要忠厚善良、以礼待人、恭敬谦让,要宽容大度、诚实守信。从古代习武者的行为实践来看,他们多是以个人练功为主,与别人交手比试为次,即使交手比试也是点到为止,做到“打拳人不知,出手不伤人”,比试较量的目的在于制胜、制服,而不在于致伤、致死;所谓“止戈为武”、“舍己从人”、“随曲就伸”等武林格言便是武术对“仁”学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一思想对于指导人们实现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内心之间和谐、平衡、适应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指引武术发展的人文内核。

1.3武术对传统文化中“义”的精神奉献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以“仁”为基础、以“和”为目标而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境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人文古训,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演绎成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人文骨气。如对师门尊长的敬义、孝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凭借高超武艺救百姓于水火的侠义、仁义是中国武术对传统文化中“义”思想的精神奉献。

1.4武术对传统文化中“德”育思想的诉求

在武术思想体系中,“武德”是常谈常新的话题,有公义之武德与私义之武德之分。诸如“未曾学拳先习德”、“艺无德者不立”等武德教诲则属于公义之武德。推而广之,古代军事武艺中用来激励士兵遵守军纪、奋勇杀敌的“崇武尚德”精神,同样属于公义之武德。而另一方面,诸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为师者曰,为徒者诺”的武德思想则属于私义之武德,这种思想使尊师重道演变成沉重的道德枷锁,套在了一代又一代武林人士身上。至今为止,这一道德家规仍然严重阻碍着武术文化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科学辩证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武德中的有益成分,去伪存真。

1.5武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诠释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尊崇倡导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包含着差异性,如果没有“异”就不会有“和”,由人及物,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拳种体系更是庞杂无比,这正是“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礼之用,和为贵”,说明“和”不仅是一种尊贵的价值,还是一种和谐的状态。清末陈鑫曾对“敬”字做出解释:“打拳之道自始至终不外一个敬字。能敬则专心致志,自无鸿鹄之射绕乱胸中,壹志凝神专主于敬。”这里的“敬”实际通“和”的意思,只有与周围的环境、事物、人物达到和谐状态的时候,练武之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武术练习中去,达到“物我两忘,虚灵清静”的境界。可见,“和”是武术文化发展的终极旨归。

1.6武术对传统文化中“易”的吸纳演绎

“易”是指以变化、转化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对古人由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演绎。在此基础上,形意拳“内三合、外三合”学说、八卦掌指前打后,指左打右的技击方法,以及长拳十二型中对多种技术动作的形象描述,都是在“易”思想指引下武术技术由简到繁的技术演变。另外,“道者反之动”以及“守弱处雌”学说则是对“后发制人”战略思想的经典概括,对阵双方在打斗比拼时,应从全局出发,做到攻守并重,互不离弃,无过之无不及,中正安舒;故买破绽、诱敌深入以求一击之功一样重要。《庄子• 说剑篇》所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便是此意。

2当代武术文化发展意识觉醒的内部特征

2.1文化真实:武术的文化心理、哲学和逻辑的时代表现

所谓文化真实,是指文化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则、制度、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式,“它是一个时代文化心理、文化哲学、文化逻辑的真实表现”[3]。

文化的长河始终制约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对于古典的传统,我们有理由去指责它在今天的不合理[4]。武术的文化真实是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因人而异的,“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当我们无法判定甚至无由判定其优劣的情况下,即便是‘封建’‘糟粕’‘迷信’,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进行保护和保存”[5]。在文化真实范畴里,精华之于糟粕,借鉴之于抛弃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所谓的抛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丢弃、抹去”,纯粹意义上的“抹杀、丢弃”传统已经有很多惨痛的历史教训[6]。

2.2文化认同:确认武术文化民族归属的历史使命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同族群体之间一种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守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理论依据[7]。然而,武术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应该认同什么、如何认同、由谁来认同,已经成为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这种价值认同似乎正随着科学文化教育的崛起而日渐衰微,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之间的现实反差和学校武术教育的尴尬现状无疑是很好的观察口。

目前,武术文化在整体上已经出现了内冷外热的认同危机。经过几代人倾力以求的竞技武术在国内搞得热火朝天,而在国外的开展并不顺利;与之相反的是,传统武术在国内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国外的传播方面则成绩斐然[8]。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武术,武侠电影里的神功奇技以及长拳、太极拳、刀枪剑棍等套路技术不是他们追求向往的财富,而是通过习武亲身感受武术背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不少美国家长谈到武术时经常说“让孩子学武术,主要是让他学纪律,学做人,懂得尊师重道的道理。”反观国内青少年,“花拳绣腿”成为他们对中国武术的基本看法,更有品位、更时尚的跆拳道、柔道等外来文化,已经把中国武术“踹出时尚都市”,一和他们谈起武术就会戏谑的笑说“降龙十八掌、打狗棒法”等与武术的本真面目不着边际的话,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不够尊重。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课程设置按照套路练习的思路进行设计;从基本功到基本套路练习是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9];教学时数太少,不教或少教现象十分突出;新兴体育项目给学校武术教育带来强烈冲击,其教育和文化价值难以展现。

冯骥才先生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东西觉得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重新构建武术文化认同体系是确保文化民族归属的历史使命。

2.3文化自觉:对武术的发展基础、价值定位和发展趋势上的“自知之明”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

费孝通先生言:“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就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即传统)。”武术发展的基础就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技术体系、理论成果以及对人生的诠释等。武术的自觉反思应以传统文化中“礼、仁、义、德、和、易”因素为基础。在这些传统中,有的对现代武术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如礼仪文化、仁义精神、品德塑造、和谐发展、共存共荣以及各种思维方式都能够带给人们以启迪。而像“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封建习俗以及对一些武林人物的功夫、技艺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以讹传讹则严重影响着现代人对武术的正确认识。对于传统,我们应该意识到,“精华与糟粕”同在的历史必然,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才是最大的自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中心主义”呼声不断,尽管如此,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依然是对武术文化认同的种种危机,发展竞技武术的同时似乎丢失了什么,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马良此时发起“新武术运动”精神似乎显得尤为珍贵,想想他“腰悬长剑,唯我独尊”的样子,虽然与时代步调不太一致,却是对武术发展路径的勇敢探索,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文化自尊”。因此,“在全球化历史潮流下,我们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防止坚持武术民族特征的盲目排外、妄自尊大”[11],又不能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失语,损害武术的文化和民族尊严。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自觉也是人的自觉。武术文化自觉的实现取决于关心热爱武术的每一个人,科研人员、一般爱好者,即便是大隐于市,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民间拳师,都有责任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尽一份力量。文化的继承、发展及其推进社会进入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关注文化命运的人口增加,参与文化发展运作的团体增加[12]。这需要我们思想意识上的高度重视和武术推广事业的实践参与。但是诸如上世纪初掀起的“文化自卑主义”思潮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时下学术界“一边倒、一窝蜂”式的学术态度都是文化不自觉的突出表现。

因此,武术文化自觉是人的自觉,在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上都应当表现为应有的“自知之明”,积极主动的反思武术文化发展的各种问题是武术发展迫切需要的心理姿态。

2.4文化整合:承认文化异质性、互补性和独特性基础上的双向演进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地域和民族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不断使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对武术而言,唯有文化的个性化发展,全球化历史进程才是真实的、富有成果的[13]。

然而,武术的发展却表现出价值本位上的缺失,西方体育文化对武术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参照客体,而成了不容改变的固定范式。长期以来,中国武术“欲拒还迎”地走进了西方文化单向度传输的整合模式当中。练武之人讲求“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不为名利地位等身外之物所动摇,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金钱、名利的追逐欲望,助长了武术领域里的拜金、拜物等不良习气;武术练习本来是个人的身体与心境合二为一的享受过程,需要在清静的环境中慢慢体悟,但是现在练武要进培训班、听音乐;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草书精进,武术的美妙神韵和超然意境少有人体会得到,而对拳击、自由搏击等项目铿锵有力的“击打肉体”的听觉感受念念不忘;“不事张扬、性格内敛、厌恶逞强斗狠”的民族性情在中国武者身上变得模糊,凶狠、硬朗成为培养武术队员的重要标准。不仅如此,西方科学理性文化已经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称重”,太极拳“益寿延年不老春”的健身功效非得靠人体血液中T细胞、NK细胞、TNF等微观因子的含量来证实。可见,武术文化对西方竞技文化的逆向整合尚未开始。

竞技体育是现代人设计的“游戏”,它暴露出来的一切丑恶现象最终还是需要“人性”文化来解决[14],而不能依靠“物性”文化。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而技击的本质则是实现人性的超越,西方竞技体育则在践踏人性的基础上向人体的生理极限发起挑战;武术讲究与自然的和谐,西方竞技体育侧重于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武术对人的塑造在于身心双修,西方竞技体育则善于培育人的生理机能;武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道德素质的提升,西方竞技水平的提高仰仗科技手段的运用;武术的精妙如同年岁许久的紫砂壶,历久弥香,西方竞技体育好比一年到头都是山珍海味,总吃也会烦;武术运动的鉴赏视角是多维的,如手、眼、身法、步法、精神、气、力、功等综合价值的体现,西方竞技体育评析角度则较为单一,如频度、时间、距离、重量、准确度等;武术练习是为了健身、健心,延年益寿,西方竞技体育不可避免的会伤身、伤心,损害生命。

2.5文化安全:确立新的文化安全观、发展观、交往观的历史需要

文化安全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保护意识,其目的在于维护特定人群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认同[15]。在文化安全理念的引导下,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确立新的文化安全观、发展观和交往观。

目前,从文化结构来看,武术精神文化的安全尤其值得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足以看出:防身自卫功能正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而削弱,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技击实战功效更多的被搁置在理论、意识层面,其实战价值定格在竞技比赛当中;武术的健身养生、休闲娱乐功能不再独领,登山、游泳、舞蹈、瑜珈、秧歌等体育形式抢占大半江山;老一辈拳师的文化传播意识逐渐萎缩;学校武术教学“金不换”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喜爱武术但厌恶武术课,对武术的传统文化精神一知半解;武术传承不以品质德行等人文情感为纽带,而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为载体;武术文化的传播不是“躬身施教”的实践方式,而多采用“坐而论道”的形式。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对“少林寺、少林武术、少林功夫”等商标抢注已经十分狂热,这是武术精神文化丢失的最直接表现。因此,武术文化安全理念的提出,对于确立新的文化安全观,正视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长期以来,由于奥林匹克文化的强势进入,使武术的价值陷入了“西方体育”的漩涡,武术不仅是体育,它还高于体育,它还是一种艺术、一种美丽、一种乡俗。武术文化的发展创新,一是从传统文化母体中汲取养分,它可以和舞蹈、戏曲、古典音乐、饮茶、书法等多种文化形式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另外则是从世界大文化中寻求突破。但是,在文化借鉴过程中也应当注意甄别。因为,以西方体育为代表的现代体育文化正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影响到民族和地域性体育的发展,可能对某些民族体育带来毁灭性的吞噬[16],例如:兴奋剂、球场暴力、黑哨等不良文化,随时向纯洁的中国武术施展诱惑。最后,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树立新的交往观。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既有友好沟通和真诚交流,也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武术文化安全的清醒意识,这种文化安全意识并不是破坏性、进攻性的,而是建设性、防御性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国际交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应当是武术文化交往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文化安全理念的具体体现[17]。

总之,武术新的安全观、发展观、交往观的确立是与时俱进的结果。这些新观念的确立对于新的历史背景下武术文化建设的促进具有积极意义。

正如罗素所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兴旺便是在不断交流中诞生的。东方武术文化相对世界文化而言同样如此,不同的是西方文化是横向吸纳文化,武术文化是纵向延伸文化,是对“礼、义、仁、和、德、易”等历史传统文化的纵向延伸,也是武术文化发展创新的理论基础。但是,一切人类文明都起源于“挑战和应战”。21世纪的中国武术已经不可能进行原有文化的自然延续,世界不同文化的高度融合,迫使中国武术文化必须具备发展创新的时代意识,而这种发展意识的觉醒则取决于武术的文化真实、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整合、文化安全等内部意识的共同作用。它们是武术文化发展意识觉醒的内部特征,充分了解它们各自的文化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科学开展武术文化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涉及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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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邱丕相. 武术文化研究和教育研究的当代意义[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2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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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116－05

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关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西方国家一些思想家也希望复活东方文化传统并使之现代化，用来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端。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它并不能自然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与需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其在当代获得新的活力，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也是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法论是传统文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之一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而摒弃其糟粕。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做到在继承过程中既不遗失精华，又能很好地去除其糟粕呢?事实上，关于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发生争论的两种观点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他所提倡的这种方法称为批判继承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所一贯遵循的一种原则。

然而，批判继承法所表述的内容比较宽泛，仅仅给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和一般性原则，对于怎样继承的问题并没有给出解答。实际上，任何思想遗产的继承都是一种批判的继承，都要经过取舍和转化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批判继承’乃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仅只是停留在此原则的一般性上，就既谈不上‘批判’，也谈不上‘继承’。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理论意义上的继承都只能是一种批判继承，都要经过某种取舍、过滤、转化和重构。”而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需要批判继承的对象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批判和继承呢?冯友兰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是在谈论继承传统哲学命题时提到抽象继承法的，但这种方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抽象意义，一为具体意义。他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些道德是跟着社会来的，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根本就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有些道德是跟着某种社会来的，只有这种社会才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它。前者我称之为‘不变的道德’，后者我称之为‘可变的道德’。”他认为某些道德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而如果要根本否定了这一前提，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也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道德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是给出了继承传统的一个前提。有学者指出：“肯定有某种一般性的道德，也就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肯定某些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根本否定这一前提，所谓‘继承’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就在于此。”冯友兰对哲学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实际上是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思路，触及到了在当代如何继承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这种学术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事实上，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冯友兰有过这样的解释：“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于我有利的就继承，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法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

客观地讲，批判继承主要讲的是一个态度和原则的问题，它主张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有选择的进行，它可以防止在继承传统文化过程中的照单全收的倾向，而在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批判多、继承少的问题；而抽象继承法则讲的是怎样继承的方法问题，它有珍惜传统文化的意图，对于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产生泥沙俱下的后果。对此，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朱宝信认为：“‘批判继承法’重在批判，这种方法运用的实际后果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抽象继承法’则重在继承，其抽象性不过是达到继承的一种手段。……抽象继承法能够伸张语言的民族性、普适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才能走进当代中国，即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而按照批判继承法，传统的内容只能(绝大部分地)被拒于当代中国之外。”郭建宁指出：“从历史上看，讲批判继承，结果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讲抽象继承，又往往不加分析，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区分比较忽视。总的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行批判继承法，拒斥抽象继承法。80年代抽象继承法强势反弹，长期盛行的批判继承法则被搁置一边，很少提及。90年代有人重提批判继承法，指出抽象继承法的不足。”

笔者认为，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两者在实践中是互补的，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即既要根据批判继承法的态度和原则摒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过时的糟粕的内容，也要利用抽象继承法提供的方法充分地继承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只有做到科学批判和抽象继承的统一，才能既不传承糟粕，又能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二、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科学的，其结论也必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在当代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的必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基本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受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冲击，其自身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比如：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正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精神动力所在；传统文化诸多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而这与现代的平等意识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传统文化推崇德治，对法治强调不够；等等。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与价值观并不能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浸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着力发掘的传统精神资源，主要与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相联系。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可以认为，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已初步实现了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但由于文化的惯性，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道远。而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容做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模式随意改造传统文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使传统文化中那些可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内容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具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重视习行践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另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相似之处，两者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想中产生了共鸣。在共通的基础上，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在多个层面上，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使之具有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结合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其次，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传统文化中一些价值理念以时代内容，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体现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范式。小康社会的提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小康”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范畴，经由邓小平的诠释而完成了其内涵的现代转换，“小康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想图式和现实指向的纲领。再有，可以使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使其充分发挥对中国建设实践的具体而实际的指导作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范例便是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借用。“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全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确概括。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需要，也决定了两者结合的内容和方向。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显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革命时期，实践需要是鼓舞人民的斗志，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当时两者的结合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舍生取义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合。而在当前的建设时期，实践的需要是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和谐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之间进行多种方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而这也正是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就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人们认识并接受某种外来思想时，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为视界来对其进行评价然后才能采取接受或者拒绝的态度，而这种作为视界的观点则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每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包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内。思想的发展和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了中国，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探索，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

三、弘扬特色与综合创新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为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意识中，对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立身之本，只有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之中不被淹没并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传统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瑰宝，它们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的价值，可以起到与西方文化融合甚至是纠偏的作用。比如，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则凸显了关系本位的伦理规范。不可否认，个人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个人主义中包含了某种原子主义的倾向，它的兴起尤其是被极端化后也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关系本位非常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为推进人际关系走向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有助于走出这种困境。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辩证思维、中庸之道；在方法论上重综合，强调相互联系；在人生观方面重视立业、重德轻利；在价值观方面主张国家为上，爱国主义；在道德观上讲求仁、义、礼、忠、孝、和为贵，等等。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是需要我们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而且影响极大，在实践中需要谨防其负面作用的发生。众所周知，继承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然而，仅仅有批判的态度还远远不够，因为传统文化中这些消极成分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世代传承，而是已经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动。比如，人们都明白法大于隋的道理，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件难以执行等现象比比皆是，追根溯源，都与传统文化中“重关系、讲人情”的理念有一定关联。因此，不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它的这种顽固性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

然而，在传统文化的当展中，仅仅弘扬其特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文化需要积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封闭的文化很难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了。著名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曾经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各种文化都可以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指出：文化的多元性是推动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重要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创新和发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怀，我们的祖先曾经克服种种困难去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而这也正是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更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会推动自身的发展，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必然影响自身的发展与创新。

坚持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在交流吸收中进行创新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保持特色是交流借鉴的基础，交流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特色。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他认为，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一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具体说来，所谓“综合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精华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和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我们在当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指明了道路。笔者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长处的同时吸取各种先进文化的长处，走综合创新之路，符合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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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4

一、现今社会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否则就会成为外来文化的附庸，而最终在世界上消失。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就要求民族自身在文化构建的同时，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髓，形成一种渊源。新的文化形态或形式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继承和发扬，在原基础上的一种更新和超越，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文化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族精神就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它是论文联盟国民凝聚的动力源泉。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日益加重的形势下，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成为每个民族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大到显示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道路和前景，小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和战略地位。文化影响、制约着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在创造上下五千年辉煌灿烂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发展力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对于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在以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前提下，深挖传统文化资源，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这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维系和调节作用。

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紧迫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人们的精神层面越来越多的产生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受到各种理论和主义的影响，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矛盾。意识带上了偏见性，传统成了守旧的代名词，现在仍有不少人在大肆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全盘否定，甚至是埋葬。传统文化究竟是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文化是活生生存在的个体，它没有主动的意识和行为，而人则是存在主观意识和行为的群体，文化是附属于人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当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要不要传统文化，而是如何辩证的对待传统文化，创造出传统文化存在的一种新形式，寻找适应社会现代化经济建设，推动精神文明的进步的新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是简单地做一个博物馆或者有形有声的保存起来，那些只是把传统文化凝固保存，隔离保护，防止流传、流失的方法，只会让这些传统文化固执不前，失去原有的生命力。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也不是一味全部照搬，原封不动的吸收，我们经常采取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发展的观点上，既要给予传统文化合情合理的尊重，认真对待、研习，又要对它里面的糟粕、腐朽之物、容易被今天变相利用思想保持警惕，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是放在表层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它蕴含在文化的深处，我们要主动去探寻传统文化的源头，深挖文化的深厚意蕴。例如孔子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我们现今社会流行的理解，在记载中，“中庸” 的 “中”有中和、中正、不偏不倚等含义；“庸”字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中用之意。刚柔并济，二者互相协调、补充，但在现代社会上却成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利己处世原则了。从根本上认识和熟悉中国文化的渊源，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会盲目的崇洋。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才能端正态度、骄傲的面对，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21世纪是文化征服的年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精神文化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飞速发展，还需要文化思想的同步提升。

三、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必然性

传统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本身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既是抽象的，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1、传统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孟的儒家学说，老庄的道家学说以及春秋时期诸多的百家学派争相产生，形成历史有名的“百家争鸣”现象。儒家的传统思想作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的产生初衷并不是单单约束和教育民众的思想，还应有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和谐有序的社会，体现一种道德规范。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着它太多的精髓和精品，我们在发展当代社会，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应正确对待儒家思想，挖掘其思想中包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学习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强调群体、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爱国情操；尊师重教、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

2、传统文学艺术

中华民族的国画、国乐、书法、围棋等等，除了以本身创作者和作品的形式存在之外，还有一种蕴含着的灵魂和神韵，这些都属于我们要继承和发展的传统文化，无形的，有形的。它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创作才艺和技巧，同时又饱含着作者的思想境界、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优秀代表，在供人们欣赏的同时，又无形中达到一种修身养性的作用。

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要发现文化的世界性、延续性、民族性、交融性，吸纳融合外来文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持我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在积极抢救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遵循其发展规律，坚持可持续性方针的同时，有效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现在正在实施的对一些口头流传、无法文字记载的传统文化，积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点保护；以文化为依托，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城市文化旅游等等，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无时无刻离不开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发展，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不可忽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坚持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为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永恒的动力支持，构建和谐稳定社会。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5

[摘要]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这一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和建构机制，融合了至少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积极的探讨和主张。

[关键词]中国哲学文化；继承创新；哲学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34-06

一　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基本路径

文化创新既是一个领域的创新，又遍及各个创新的领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创新在核心内容上显然就是哲学创新，包括哲学内容和哲学研究方式、研究手段的创新。创新是当今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哲学脱困与建构的首要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传统哲学新生、马哲中哲西哲集成整合性创新的研究，乃至马、中、西三大体系哲学生态现状的拷问，等等，已成为哲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着力研究的重点。大家正在期盼中国新的哲学文化。

中国新哲学应当是在现有中国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不可能撇开现有的“哲学生态”凭空诞生，新哲学的诞生有赖于对现有哲学资源的整合、挖掘和利用，哲学资源和哲学经验的共享是哲学创新的必要前提。近年来，大力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重估国学价值，重振国学，加强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研究的经验、优秀成果以及西方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创新能力，特别是立足于当今社会实践，确立中西这两种哲学视域，继承借鉴中外已有的优秀哲学文化成果，创建中国新的哲学文化，其呼声渐高，行动趋实，成效初萌。我们的主流话语是，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继承创新是任何哲学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现代社会主义学说时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哲学文化创新与哲学文化继承密切相连。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继承不是因袭，而是继优承粹，是扬弃。扬弃包含着批判，更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最好的继承。继承与创新、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辩证的统一。

二　继承创新贯穿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代等历史时期。每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化无不是继承创新的结果，并且又具有各个历史时期继承创新的不同特点。

运用西方近现代的某种思想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实施解构、整合或重构，是20世纪以来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其中，主要是授西学入儒。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生命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这些不同的流派和学说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新儒学相结合，分别建构了“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宋明理学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探寻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最后根源及其合理性，探究践履和完成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方法或途径，即理学家所谓的“本体”与“功夫”。崔大华《儒学引论》评论说：“宋明儒学的功夫、本体之学，即性理之学，或简称理学，是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回应佛学的挑战并吸收其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来阐述这两个主题的。”[2-1]并且作为儒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实现了对儒学基本思想新的、高于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对佛老思想的批判和消化”，[2-2]完成了之前中国哲学天人之辨向宋明哲学理气、心物之辨的主题转换。同时，作为宋学，在研究阐释儒学思想理论的学术方法上，对于汉唐经学显然更加是脱胎换骨的变革。因此说，宋明理学是继承创新的新儒学。

汉代儒学继承了先秦儒学以“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思想核心的理论主题。不过，与原始儒学相比，汉代儒学有其新的、独立的理论内容和特色。第一，以经过改造的、增益了许多新内容的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思想为构架，纳入当时理性认识所观察到的全部对象，构筑了一个十分周延的，即在一切自然的与社会的事物间皆具有互动联系的有机宇宙系统，这是一种既相当粗糙又相当彻底的有机自然观。第二，在这种有机的宇宙图景中，特别明显地凸显出稳定的、具有必然性或规律性的天人感应结构，汉儒称之为“天人之际”。[2-3]至于章句训诂的汉代经学儒学，更是这一时期独特的学术创造。显而易见，汉代儒学的继承创新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先秦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演变的源头，各种不同思潮和学派，具有原创的性质，不言而喻突出彰显着其理论创新的特征。即使如此，仍然各自有其所继承的思想资料和观念渊源。老子和孔子分别建立了以“道”和“仁”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体系。这是我国古代两位文化巨擘的思想理论创造，并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进一步考察可知，老子“道”和孔子“仁”的观念，分别是从先前“天”、“人”的观念演变而来。老子“道”的观念渊源于以前“天”的观念，又是对意志人格和主宰之天的否定。在思想观念的联系上，老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对天命信仰的动摇和疑天精神，直接以道代天，但老子的“道”基本上不具人格化、意志化品格，而是与人格化、意志化的天迥然不同。虽然如此，老子所以能提出道的范畴，仍是由于欲取代至上主宰地位的天帝之故。西周人以德疑天，以德来动摇天的至上和主宰地位，但在根本上仍倚重于天，德从形式上是从属于天的，所谓以德配天。老子则不同。他不相信天神上帝，而思维中亦坚持世界有一根本的实体存在，这个实体就是道。另一方面，老子在观念中废天帝的绝对地位而立道，是将天还原为自然。在《老子》一书中，天常与地并称，或“天下”连用，都以“自然”(或包括人类社会)为内涵。把天还原为自然，还原为世界万物之一物，也就不具有至上的地位和人格意志的意义了。这表明老子由于欲取代天帝而有“道”。以道代天，且道又基本不具有人格、意志和主宰的性质，

与西周人的“以德配天”观念相比较，是一次理论的飞跃。

老子不仅以道代天，而且是由天而道。春秋时，“道”的概念已比较流行，且常有“天道”或“天之道”的说法。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道”、“天之道”或“道”的概念，并非老子的创造。但可以看出，老子是在“天道”或“天之道”观念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道”与“天”分离，并赋予“道”以形而上的意义，把它视为一个超越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和绝对性的观念，以此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本范式，这是老子的贡献。正因为老子的“道”是从传统的天帝、天命、天道等观念体系中脱胎而来，所以，在《老子》关于道的性质的某些描述中，还不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如“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3-1]，等等。

老子由天而道，以道代天，还因于老子之“道”与“天”的本来意义上的联系。在商代，天字本来为颠为大，至上神并不称为天。基于此，老子也将“道”规定为大。如《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3-2]老子“先天地生”的根本本体就是道，也可以勉强称为大。孔子也曾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4]按照郭沫若的看法，《老子》第25章“强为之名曰大”一句，应为“强为之名曰大一”。“老子发明了本体的观念，是中国思想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观念，他找不出既成的文字来命名它，只在方便上勉强名之曰‘大一’，终嫌太笼统，不得已又勉强给它一个字，叫做‘道’。选用了这个道字的动机，大约就因为有‘天道’的成语在前，而且在这个字中是包含有四通八达的意义吧。这些话正表示着老子的苦心孤诣的发明。”[5]“大一”就是道，“道”就是大一。《说文》训“天”为“颠”，从“一大”。“一大”显然与“大一”互为颠倒。可见，天与大，大与老子之道，具有密切联系。在老子的观念里，道由天幻演而来，之后，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一切物质的与观念的存在，连人所有的至高的观念“上帝”、“天”，又都是由道所派生了。郭沫若评价说，老子对于殷周的传统思想的确是起了一个天大的革命。这对于老子，评价是不过分的。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与老子“道”的范畴一样，“仁”的范畴的提出，也并非始于孔子。“仁”，卜辞作“十二”。《说文》曰：“仁，亲也，从人，从二。”《诗》、《书》中均有仁字出现。不过，这些文献中所说的仁，大致只是仪文美备的意思，而并不表现为一以贯之的观念，更不是一哲学范畴。春秋时期，“仁”的内涵扩大了，特别是和“礼”建立了某种联系。可以说，春秋时期，“言仁必及人”已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思潮，“仁”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孔子建立仁学思想体系，奠立了历史文化基础。

孔子的真正贡献在于，第一次把仁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原则，多方面多层次地阐述了“仁”的丰富内涵。即：“仁者爱人”；“孝弟为仁之本”；“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推己及人”，等等。总之，孔子所强调和注重的是人和人际关系，突出的是人的意识和观念，体现出的是对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的确认。一句话，以人为重心，爱人，贵人，重人事、人为、人的作用。这种观念，从渊源上考察，仍然是西周以来疑天而重视人为观念的发展。

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观念，尽管“敬德”与“保民”都还隶属于天命观念体系，但毕竟看到了“敬德保民”的主体――统治者，以及所保之“民”的重要作用。春秋时期，则出现了奴隶解放的潮流。解放的奴隶由“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取得了“人”的资格，这反映在思想家的观念上，也就是“人”的发现。没有这些关于人和人的作用的观念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或许不会有孔子的仁学体系的创立。孔子的“仁”是以西周以来的“德”、“民”、“人”为思想渊源的。否则，如果只有“仁”的简单概念，孔子完不成上述提升。

孔子总结发展西周以来强调重视人和人的作用的思想观念，创立仁学体系，还表现在他对天的理解和态度上。在孔子那里，天大体具有主宰之天和自然之天两种含义。前者反映了孔子的时代局限性和传统天命思想的影响；后者体现出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重视人和人的作用观念的扬弃，以及与老子天道思想的互相影响，同时也表明孔子从“究天人之际”到重“人人之际”的世界观转折和过渡性质。即使孔子仍有很大的天命思想成分，但他轻天命远鬼神的思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天与人，孔子一轻一重、一远一近，明显损天益人的思想倾向，是他创立仁学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孔子“仁”的范畴是对西周以来关于“德”、“民”、“人”范畴形式的总结、改造和抽象化；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是对西周以来怀疑动摇意志主宰之天的地位，提升强化人的地位作用的思想的飞跃性发展。这种早期人文主义的人道精神与老子的贵道原则，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先秦时期我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另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是先秦黄老学，它是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综合继承创新的一个突出成就。黄老学作为一种学说，其基本的学术特征可以概括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其“道法结合”的政治主张，致力于用道家哲理论说法家政治，紧扣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脉搏，适应了列国富国强兵、变法图强的时代需要；其“兼采百家”的学术取向则汇集了各家学说的优长，规避了它们的偏弊，十分符合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的走势，从而引领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潮流，成为那一时代真正的显学。[6]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创新性意义是：改变了传统道家疏离政治权力、漠视政治权威的一贯态度，转而与政治权力合作，积极探讨治国之道，使道家在现实政治的领域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道家哲理引入法家学说使法家的法治主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避免了以往那种疏于理论、缺乏论证、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的缺陷，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黄老学整合百家、继承创新的另一突出体现是，吸取了儒家学说“为国以礼”、“为政以德”、重视道德教化的理念，与法家的核心理念――“以法治国”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调和法儒。它所探寻出来的这一理论方向，不仅成为了战国中后期多数思想家共同认可的政治理念，主导了该时期学术思想的走势，而且最终形成了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需要的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政治模式理论。

三　中国哲学文化继承创新决定于文化的可离析性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在继承上的理论根据是，文化系统要素的可离析性，或者同一文化要素可以成为不同文化系统的结构要素。任何文化系统

都包含若干要素，即文化要素。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文化要素之间除了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既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它们稳定的联系即是这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或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又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7-1]

哈贝马斯指出，尽管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不存在着交流、对话、沟通和竞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的存在方式不应该是封建割据式的独白，而应该是相互之间充分有效的对话。罗蒂也认为不同范式和话语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对话之中不同的范式之间才能相互沟通，只有在与其他范式共同体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超越自我，实现伽达默尔所希望的“视界融合”。罗蒂在为其《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对非西方文化日益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和开放态度。在一切非西方文化中，中国文化无疑最古老、最具生命力、也最丰富多彩。人们或许可以期待，西方理论自身的变化将促进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文化更多受益。[8]我们说，构建中国新哲学或者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同样要通过讨论、对话和沟通，包括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沟通以及与世界所有异质哲学文化的交流对话沟通。这就是哲学文化创新所离不开的继承性问题。

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是中国哲学文化自身超越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创新就不可能发展，创新是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哲学的创新，指的是理论内容上的思想创造、超越提升、进步深化，以及建构方式、表达形式上的变革飞跃、自我解构、话语重建，等等。在历史学的视野下，当哲学文化创新成为一个问题或一种诉求时，它所表达的含义首先是对某种既成理论的拒斥，它所要拒斥的实际上是一种话语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学视野里，这恰恰是某种“危机”――包括理论自身的危机和现实方面的危机――的一种折射。这在实质上就是哲学文化的与时偕变：内容要变，不变就会与时代脱节；形式要变，不变就会与主体要求错位。因此，哲学创新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而在于提出某种现实有效的理论。中国哲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和价值观念，其创新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高发展的客观需要。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发展创新文化，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这一深刻论述为中国哲学文化的继承创新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四　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模式选择融合了20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各种主张中的合理成分

我国学界20世纪以来就如何发展中国哲学和文化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和所形成的几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主张，是非常值得玩味与分疏的，它们在为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而形成继承创新架构方面，应当说均具有程度不同的筚路蓝缕之功。

20世纪嬗变形成的形态各异的中体西用论，就其共同的本质和特点来说，基本上是传统的立场，卫道的态度，折中的方法，抑或具有开放的心态。文化立场是传统的，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约而同地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但又不同于国粹论者对传统一味地僵化固守，只是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人文精神对于中国社会走向近现代乃至对于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并非不有重大意义。正由于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文化危机、西学冲击的背景下，更决定了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者基于传统的卫道态度。但是，他们又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或者停留在旧时代，也由于他们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精神，于是便自觉形成了前此立场态度下的一种开放心态，尽管其开放的视野、目标、程度有所不同，而目的却是一个，即求西用以固中体。这样，在方法途径上采取折中调和的中体西用则是比较顺理成章了。

我们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心态上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取向，初步具有了继承借鉴文化资源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是有其历史进步和开新意义的。当然，这种文化观还根本没提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的问题，而其文化上传统的立场、卫道的基本态度、折中调和的方法更是完全不足取。因为，立足于传统与立足于现代特别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同。同时，传统又有优秀非优秀、好和坏等的分别，立足于传统不可能对此加以正确的区分。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传统做出科学的分析、合理的转化、有效的利用。指出：“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9]张岱年认为，中体西用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方式”，态度和方法上“属于调和折中”[7-2]，因此，总体上是错误的。方克立分析说：“如果不是将中西文化辩证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把‘西用’嫁接在‘中体’上，还是把‘西体’移植到‘中用’上，都很难避免使之变形”，“这种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不但比传统体用观还要落后，尤其不适用于今天开放的时代”[10]。

作为20世纪中体西用思潮演进中的一个理论表现和历史环节，也作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和时生巨大变化条件下出现并日渐泛滥的“左”倾思潮的一个理论回应，或者说是基于难以割舍的作为一位现代新儒家一种原有的“中体西用”心理情结，冯友兰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抽象继承法”的理论主张。该论的历史背景、实际意义和具体作用，当作具体分析，就这一观点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取向来说，显然在于中国哲学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中体西用论相比较，这一观点明显强化了继承的观念，而在观念形式上却淡化了“中体”的意识。就这一方

法本身来说，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它忽视了哲学命题与哲学体系的联系，且仅局限于哲学命题，这就难免失之片面。这是冯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了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成分，即从继承来说，是有其合理价值的。它所讲的是一种继承的方法。关于这一思想，冯友兰在谈到与批判继承观的关系时曾说，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11]我们还可进一步说，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都有一个“继承”，在这一点上二者有一致性。

在反对“全盘西化”论及其变种、国粹论和“中体西用”论等理论思潮中，20世纪三十和八、九十年代产生发展出“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这是20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对古今中西问题在文化观上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和模式选择。这种主张从文化立场、政治立场、文化心态、思想学术态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等，都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论和国粹论，也优于折衷调和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综合创新”论的落脚点在于“创新”。这种“创新”又是辩证的、综合的，因为它的时空前提或资源前提是“古今中外”，这就需要“综合”；综合的目的和前提是“批判继承”，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说“继承”是为了“创新”。这种在“综合”基础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既充分继承、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又具有真正超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现代品格，更是彻底扬弃了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文化一意识形态”那种不变的范式和陈旧内容。它一改我国长期以来文化问题上在中西体用之间打转转的窠臼，以高度理性和开放的胸襟，面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以文化创新为主旨，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为价值目标，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

因此，在今天意义上的继承创新至少是近百年来我国各种文化发展主张理论探索综罗凝炼所得出的理论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融合吸收各种文化主张合理成分而形成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我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理论建树及模式选择。它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哲学文化要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继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为主导、为指导，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文明成果，广泛地批判继承；创新是满足中国哲学文化自身发展需要的创造、创新过程和活动。合起来就是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简言之即继承创新。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统领下的继承，继承创新包摄着无尽的思想内容和开放性的方法层次。这就要求，就现代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大学术系统、三个主流学科来说，“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努力创造出一种能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精华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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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42．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意义重大，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和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新时期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建设的标杆，也是现代道德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碰撞的结果，是新的道德体系重建的支撑。道德文化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和历史传承性，它在纷繁混杂的道德取向上，正本清源，去粗存精，而传统道德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的意义

传统道德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道德观念伦理思想的综合体。它具体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上，内化积淀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得到传承和延续，是这个社会成员的社会道德观念自觉认同的结果，而决不是以强制性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因此，只有正确地对待传统道德文化，才能正确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固具有极大的相对稳定性，它往往是反映和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整体意识和行为倾向，并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传播和积累。因而，传统文化要想对现代文化具有正确地导向性，就必须坚持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它既可以坚持反对“全盘西化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又可以坚持反对过了时的所谓的保守的复古的意识现象的发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往往优秀的道德文化，一方面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另一方面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并呈现了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仍需我们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自觉的选择，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提高自身判断优劣是非的能力，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足于本国实际，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力，国势利导，努力寻找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扬长避短，超利避害，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传统，才能最大程度上提高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否则就会无原则地，失去理性地否认“自我”，陷入迷茫之中，最终背离社会主义大方向。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

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应持的态度

文化与道德的传承是一个文化自身客观延续性和人的主观选择性相统一的辩证过程，客观延续性决定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而人的主观选择则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批判与继承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批判的继承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现实表现，而否认继承的批判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法，两者均违背了人类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观点，它否认了继续与批判之间的相互转化性，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批判是前提，继承是结果，两者密不可分。

继承的批判，包括对事物的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四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继承的批判和批判的继承就有可能背离正确的轨道，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事物发展的延续性。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主要表现在道德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等级道德体系，这显然是一个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了时的、腐朽的、愚味的传统思想，是应该坚决剔除掉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文化。但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而言，也是正统与非正统的矛盾和斗争，在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也有着差异性，具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具体的历史地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

分析是揭示事物的特点，弄清事物本来面貌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它是鉴别取舍、改造的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具有历史性，因此，并不都是优点和缺点，精华或糟粕，鉴别是一种作出事实判断的重要认识方法，而这种判断正误，鉴别好坏必须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完成：首先，必须正确地认清评价主体，对事物主体的评价应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度，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应该为一己私利，而丧失正确的评价标准；其次，正确的标准应该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身客观需要出发，看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并且是否能够推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区分优与劣，好与坏，进行正确的选择与取舍，去粗存精，正本清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正确的道德理念，推动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但是精华的汲取，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照搬，直接沿用，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也应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客观地改造与创新，这也就是毛泽东讲的要“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取”。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中良莠杂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方针，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与继承的统一观。

三、新时期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要求

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变迁中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是如此，它的发展与壮大也是在超越旧传统，创造新文明、新道德的过程中不断延续与提高的。超越创新发展，继续就意味着突破，突破旧的传统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符合时代要求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的新文明、新传统、新道德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情，它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的重任，也是社会发展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首先，社会和谐稳定为社会主义新文明新道德的创造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只有不断地破旧立新，创新新传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真正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证政治、文化、科技获得持续稳定的进步，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次，破旧立新应具有较强的原则性，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在领会新事物，抛弃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从1958年大跃进的假大空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都告诉我们，只有“立”的好，才能“破”的好，只有“扬”的好，才有“弃”的好，只有立足于我们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基础，才能发扬，创立适合社会主我现代化建设的新文明与新道德，重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高扬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好航标；再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同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各不相同，在当今也世界发展进程加快，世界融合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发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把本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起来，借鉴、汲取世界人类文化传统的营养，才能更好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的文明。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个不断超越旧传统，创立新文明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正确地认识本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批判，树立起一个正确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导向，才能更好有效地发扬传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创造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文明、新道德、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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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物权立法/继受与创新/法律文化

继受与创新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离开继受与创新,不仅无以发展,甚至无法生存。法律文化也是如此。在我国,法制建设起步晚,法律文化基础薄弱,要推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离不开法律文化的继受与创新。

在法律文化的继受方面,我们应当继受世界所有优秀的法律文化,既包括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法律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早且发达,其市场体制的法律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积极借鉴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律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我国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法律制度得以建立,与对他国或地区的法律文化的继受,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也与法律文化的继受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在创新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法律的制度创新,并且也取得突出的成就。例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第二条）和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所建立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的一项制度创新；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土地承包的实践,将合同关系运用于集体土地的使用经营,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权制度,也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些法律制度的创新,不仅推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体制改革的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这些也是同样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的文化传承的伟大民族,中华儿女所具有的智慧被充分运用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文化建设中,既有对我国法律文化建设基础薄弱的自知之明,又有对这场前无古人的改革的信念和信心。前者表明我们不会夜郎自大,我们有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实践的胸怀,后者表明我们不会妄自菲薄,我们有建设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实际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自信。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的实践、司法裁判的实践以及法律教育的实践,虽然道路曲折,无端的干扰总是伴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但是我国的法律实践始终在向前不断迈进,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的物权立法,同样需要法律文化的继受和创新。首先,从继受的层面来看,由于我国自古并无现代财产法律文化,因此我国物权立法需要借鉴和吸收传统民法的文化,它包括源自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法律文化,也包括经过我国清末民初借鉴和吸收而形成的现今我国台湾地区的物权法律文化。这方面主要的内容是物权的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制度的整体架构。物权的概念包括所有权以及部分他物权（如抵押、质押和留置）的概念,物权的原理包括传统民法关于物权、债权二元划分的理论以及物权的变动与效力的基本理论,物权的制度架构指传统民法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三元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民法里也有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二元物权结构之法例,如葡萄牙及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

在物权法律文化的继受上当前我国的物权立法并非先例。且不说德国民法典所构建的物权法律文化对瑞士、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及我国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物权法律制度的直接影响,1923年的苏俄民法典也是继受物权法律文化的产物。这部苏俄民法典除了不包括亲属法的内容外,其结构基本采用了德国法的编制体例,设物权为一编,其内容虽不及德国物权法丰富,但采用了物权的概念,确认了物权与债权二元体制,采用了自物权和他物权的结构体例。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鉴于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他物权已经实际上不存在,改编名“物权”为“所有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1994年和1996年分别通过的民法典（第一和第二部分）,恢复了物权编的编名,并采取物权二元结构,物权编规定了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其他物权）,将担保物权作为债的担保规定在债编之中。可见,无论是在苏联解体前还是在解体后,俄罗斯物权法律制度建设都存在着对传统物权法文化的继受问题,尽管其解体前后的社会体制有着巨大的区别。这也表明,法律文化的继受与社会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排异”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排斥传统的民法文化,民国时期所继受的物权法律文化自然无法生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得我国的土地财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财产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开始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来调整这些新的财产关系,并取得成效。对传统物权法律文化的继受,成为我国财产法律制度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虽然回避了物权的概念,采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第五章第一节的标题）,除了规定所有权外,还规定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八十条）以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如采矿权）（第八十一条）。在《民法通则》里,物的担保也得以规定,只不过没有规定在其他财产权里,而是作为债的担保制度规定在债权中（第八十八条）。这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其他物权的存在,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实际上采用了物权的观念。这以后,有关土地使用权的立法,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有关担保制度的立法以及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立法,无不存在对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的借鉴与吸收的情形。

当前的物权立法是在上述有关立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立法活动,也是这种对传统物权法律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的继续。与此前不同的是,从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来看,它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物权法律文化,对现行立法进行梳理和完善的立法活动。现有的物权法草案正式采用物权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这部法律的名称；采用了德国式的比较典型的物权法结构,即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三元结构；并比较系统地吸收了物权法的原理,如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效力规则等。

其次,从创新的层面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物权立法活动,始终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不断地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其典型是从我国的实践出发,不断总结和完善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创设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始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实践。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五条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权”的规定,使得土地具有了一定的财产权意义。1987年开始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得到法律的认可,1988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为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宪法的基础。同年12月通过了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国务院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作了系统的规定,由此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更是具有创新性。从安徽凤阳农村开始的土地承包,在全国推广后,法律上采取合同法的规则进行调整,以此来保护承包关系。随着土地承包实践的发展,逐渐呈现出运用物权的手段加以调整以加大力度保护承包者的权益的发展趋势。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98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加大了对土地承包关系的保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土地承包权的期限为30年（第十四条）。2002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做了专门的规定。它不仅把土地承包作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定了下来（第三条）,而且突显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属性。例如,它坚持了关于承包权法定期限的规定（林地承包甚至可到70年以上）（第二十条）,规定了承包地被征用、占有时有获得补偿的权利（第十六条）；允许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第三十二条）,允许通过招标、拍卖、公开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抵押等（第四十九条）；它采取物权的救济手段保护土地承包权（第五十四条）；它还采取物权公示的原则,规定对土地承包权实行登记制度,通过登记确认承包人的权利（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九条）。

当前的物权立法也是我国以往的物权立法的继续,是对我国实践中所创设的物权制度加以总结和完善的一次立法活动。因此,它不能脱离我国立法已经取得的成就,更不能无视我国已有的立法创新。现有的物权法草案不仅继受了传统的物权概念及其原理和体系结构,更是将我国有关土地使用权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立法成果吸收进来,将我国在物的担保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立法成果吸收进物权法,以构建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界和立法机关就物权立法的其他诸多问题展开的讨论,如关于居住权的讨论、关于典权存废的讨论、关于让与担保的讨论,无不是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虽然这些讨论尚无定论,但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在构建我国的物权法律制度和文化,其创新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

继承传统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福州评话;福州方言;文化土壤;人际交流;继承创新

福州评话是形成于明末清初，用福州方言说表、吟诵，保留了唐宋变文、俗讲、诗赞系词话的古老风范的形式独树一帜的评书评话类曲种。它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被称为古老曲艺的“活化石”，历经历史沧桑，世事浮沉，一度成为福州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然而在几经辉煌之后，福州评话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却不容乐观，市场、演员和创作队伍严重萎缩，导致福州评话这一传统艺术陷入濒危的困境。对于如何走出困境，探求福州评话艺术的生存发展，许多专家都有着十分深入的论证。

一、调动表演实践中演员与观众的人际交流互动，有效提高观众的二度创作作用。

寻找福州评话传播的发展途径，无法回避在表演实践的过程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人际交流互动。现在福州评话的表演缺乏甚至缺失了与现场观众的交流，黄振林在《媒介变革时代的戏剧困境与突围》中介绍：“戏剧最根本的特征是演员与观众的现场交流”，作为近体感染艺术的曲艺艺术的福州评话若想达到或者超出预期的效果，演员和观众则必须处在相对比较同一的空间之中，这样观众和演员就可以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从而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对原有的作品进行创新，而福州评话所采取的高台应聘与书场演出相结合的传统表演形式，在表演实践中，无论是书场还是高台演出都能为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互动提供必要的前提，因而形成了福州评话曾经的辉煌，1960年，福州市曲艺团成立时，福州市有书场27家。高台演出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有二万余场。随着现代媒介的高度发达（如广播、电视、网络等），福州评话的传播途径也得到了有效的拓展，然而正是由于大众对媒介过分依赖的结果导致了观众所接受到的即使是最杰出、最精彩的表演也是固定的、程式化的，观众只能进行被动的接受和体会，而作为演员的一方对在表演过程中与观众的交流则完全被割裂开来，从而缺乏甚至是缺失了对福州评话主题的创新，主题的日益程式化更是使得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福州评话兴趣的丧失，而观众群的萎缩反过来使福州评话陷入主题陈旧的牢笼，这种恶性循环直接导致广播电视节目中福州评话节目的不断减少，更是造成了福州书场的最终消亡，高台演出的锐减。

二、保护作为福州评话主要载体的福州方言，减缓甚至停止其逐渐消逝的状况，营造欣赏福州评话这一艺术文化的社会氛围，逐步使福州评话的欣赏群体年轻化。

有人说：“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对于福州评话而言，福州方言是其主要的载体，离开了方言，将会严重影响其表现力。不能想象，福州评话离开了福州方言，会是什么样子。倘若若干年之后，福州方言真的消亡了，不再有人会说会听福州方言，那么福州评话岂不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化石？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是不容乐观的，会说会听福州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且消亡的速度是令人吃惊的，据福州晚报2006年就福州市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社会工作者等200余名青少年使用福州话的情况做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9.04%的青少年日常会说福州话，7.53%的人虽然会说但不愿意说，17.12%的人能听懂但不会说，而36.3%的人既听不懂也不会说。同时还了解到，90%以上的青少年没有学习福州方言的打算。福州方言的不断消亡由此可见一斑了。而离开语言文化这一土壤的福州评话，岂不是要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这样的话，又怎么创新发展，以期欣赏群体的年轻化呢？而且，由于多数青少年不愿学习福州方言，必然会使福州评话这一传统艺术缺少传承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会不断减少，因此，有关部门一定要在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福州评话的同时，不能忽略对福州方言的保护。当然，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注意通过行政手段加大对福州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比如可以将福州传统文化同旅游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部分旅游景点开辟福州曲艺场所,营造一种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氛围,加大福州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真正培养一种适合福州评话等传统曲艺生长的土壤。

三、福州评话的发展离不开继承与创新这一话题。

无论是要营造一种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还是加强表演实践中的互动交流，都必须以福州评话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妥善处理为依托。继承和创新是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我们不能避开继承谈创新，更不能避开创新谈继承。

传统曲目表演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消耗之后，自然是需要创作新曲目来满足观众的需求。而就艺术而言，如果仅仅着眼于保存、继承传统的曲目，以艺术内容上的不变来应付时代、世事之万变，那么，这样的艺术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相反，只有在艺术内容上不断变革创新，才能使艺术永远保持一种生动、活泼的生命。

在这里我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崛起的黄仲梅，另一个是现在比较火的曲艺节目，即周立波先生的海派清口。

艺名科题仔的黄仲梅先生，之所以能够风靡整个福州市，与他在继承福州评话的艺术传统的同时进行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是分不开的。他用评话的语言技巧向群众宣传时事，发表对时事的评论，他把时事与评论结合起来，用很通俗的语言，用评话艺术向老百姓宣讲。这样的方式自然使得他每次所讲的内容总是贴近观众所关心的时事，而且是常讲常新的。而周立波先生的海派清口，与传统曲艺艺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每一季的演出内容都是不同的，说的就全是社会热点、焦点，挖掘出快乐和幽默的元素，集传统、现代、时尚于一体，进行巧妙有机的兼容并蓄。这样的表演形式和内容又怎不让观众喜爱呢？其实，无论是科题仔和周立波，他们都对传统曲艺的内容进行了最大化的革新。要知道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倘若传统的福州评话艺术，无法在内容上与现代的主题接轨，又怎能吸引青少年观众的注意呢？

当然，内容上的创新不能是盲目的，它一定是在继承传统曲目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一味地求创新，而忽略了对传统曲目的继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