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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7日,黄琛南在家里吃完早餐后,像平时一样骑摩托车去上班。
20多分钟后,其父黄亚生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的是儿子的号码。“喂,请问你是黄琛南的父亲吗?”手机里传来了一个陌生人焦急的声音。“你是?”黄亚生里一紧,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是医院的一名医生,你儿子出了车祸,不省人事,现正在医院抢救。我们从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和手机,这才给您拨打的电话,你们快点来医院吧。”“好,我们马上就到。”黄亚生慌慌张张地对老伴郑梅喊道:“儿子出车祸了我们得马上赶到医院。”郑梅一听,慌了神,丢下手里的家务活,与黄亚生一起赶往医院。
当他们赶到医院时,还是迟了一步。黄琛南因伤势过重,来不及见亲人最后一眼便魂归天国。黄亚生老泪纵横,郑梅则瘫倒在地。这时,黄琛南的妻子孙琼也从单位赶到了医院,她扶起婆婆,然后呆呆地站在走廊上……
悲痛过后,一家人慢慢地回过神来,他们从医生那里弄清了黄琛南出事的经过。原来雨天路滑加上黄琛南的车速过快,摩托车不慎翻下了路边的沟坎。更不幸的是,他失去控制后头部着地,重重地撞在了_一块岩石上,当即昏迷不醒,当他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时,因伤势过重,医生也无力回天。
儿子安葬后,黄亚生和郑梅开始担忧起往后的生活。原来,年近七旬的他们没有退休工资,一直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他们居住的那幢四层楼房也是由儿子出钱修建的,房产登记在儿子的名下如今儿子去世了,儿媳没准会改嫁,他们因此感到不踏实,不得不为以后的生活考虑。
在黄亚生的提议下一家人召开了家庭会议,他们居住的楼房成为了焦点。房屋归到公婆名下儿媳不同意;归到儿媳名下公婆又不赞成。商量来商量去,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双方皆大欢喜。
2008年12月23日,黄亚生、郑梅夫妇和孙琼经平等自愿协商,就黄琛南去世后的家庭财产分割达成了协议:一、双方现共同居住的四层房屋的产权归黄琛南的儿子黄明所有;二、黄亚生、郑梅、孙琼、黄明对该幢房屋均有居住权,其中一楼、四楼归黄亚生、郑梅夫妇使用,二楼、三楼归孙琼、黄明母子使用……
家庭风波不请自来,协议反倒变成诉讼的导火索
黄琛南去世不久,孙琼的父母和亲友们不停地劝她再找个伴侣。一开始,孙琼念及儿子还小,丈夫去世时间不长,一直拒绝。可后来她也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点头答应了。亲友们四处为她介绍对象,也时不时地有男子来孙琼家附近打听。
儿媳要改嫁,黄亚生夫妇也知道这事儿是拦不住的,司儿媳总是在眼皮子底下张罗着,他们看在眼里,心里难免有些难受。每当他们与儿媳碰面时,老俩口因心情不佳,总会给些脸色,日子久了他们与儿媳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2009年6月28日,孙琼与郑梅在家门口擦肩而过,郑梅说:“你现在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我儿子才死了几个月啊。再怎么着,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面对婆婆的责备,孙琼抱怨:“妈,咱们天天见面,您怎么变得那么生分了而且我正想着事,走神了。”“我看你是急着找个老公再嫁出去吧!”说到这,郑梅满肚子伤心,禁不住落下泪来。孙琼没有理睬婆婆的情绪变化,上了楼后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此后,黄亚生夫妇和孙琼的关系急剧恶化,争吵不断,虽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却形同路人。2010年4月,他们再次争哦黄亚生拨打了“110”。后来他们在警察的主持下达成了一份“补充协议”。按照“补充协议”的规定,房屋的所有权仍归黄明所有,房屋的一楼由黄亚生夫妇和孙琼共同出资进行隔断,各自使用一半。
10月的一天,黄亚生突然想起把房屋产权归到孙子名下的争情一直没有办理。为此,他来到房产管理局咨询该如何为孙子办理房产证。咨询完后,黄亚生火冒三丈。原来3个月前,孙琼背着他们偷偷地把房子转到了她的名下办理了以孙琼为所有权人的房产证。
“这怎么行。”黄亚生回去跟老伴一说,郑梅同样怒气冲天,他们要找孙琼问个清楚。“咚咚咚”,他们使劲地敲孙琼的房门。孙琼一开门,黄亚生夫妇便怒气冲冲地指责她,并责令她马上把房子过户给黄明。面对公婆的责问,孙琼说:“按照协议,房子是给黄明的,黄明又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监护人,他的房子自然由我来管理,我爱登记在谁的名下就登记在谁的名下。”黄亚生夫妇顿时无言以对。
孙琼的回答让他们感到不满,房子若变成孙琼的,那他们的居住权会随时打水漂,而且孙子长大后,也不一定能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该怎么办?黄亚生夫妇静下心来,思考对策。
到了这地步,他们想去法院孙琼。可这诉讼请求该如何提呢?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执行协议,请求法院判令孙琼把房子过户到黄明的名下同时保证他们老两口对房屋享有部分居住权;第二种是请求撤销协议,那么房子便是黄琛南的遗只他们就能以继承人的身份参与继承分割。
遭遇法律瓶颈:没过户的房产到底归谁?
2011年春节后,黄亚生夫妇以一纸诉状,把儿媳孙琼和孙子黄明告上了法庭。他们诉称,当初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产权归黄明所有的约定是一种赠与,他们和孙琼都是赠与人。对房屋这样的不动产来说,只有办理过户手续,赠与才算完成,如果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现在,该房屋还没有过户到黄明的名下他们作为赠与人,可依法行使撤销权,同时请求对黄琛南的遗产即房屋进行分割。
孙琼表示,2008年12月达成的协议不是赠与合同,而是继承协议。那是她与黄亚生夫妇为分割黄琛南的遗产达成的协议,应当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分割遗产的协议合法有效的话,只存在完全履行的问题,不存在撤销赠与的问题。黄明年龄小,她是黄明的母亲,又是黄明的监护人,将房屋过户到她的名下是对未成年人实现权利的一种方式。既然黄琛南的遗产已经分割完毕,继承协议也就履行完毕。
继承协议PK赠与合同,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冲突,法律又该如何抉择呢?2011年4月初,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纠纷案。
主审法官表示,本案的焦点在于那份协议的效力是适用继承法,还是适用合同法。2008年,黄亚生夫妇与孙琼签订的协议是为分割黄琛南的遗产、处理继承事宜签订的,本质上属于继承协议,但协议中关于房屋产权归黄明的内容,又具备赠与合同的性质。可以说,它既属于继承协议,又属于赠与合同。
从继承协议的角度讲,应当适用继承法的规定,该协议自签字时生效,应当得到完全的履行,孙琼应当把房屋过户到黄明名下;从赠与合同的角度讲,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在房屋过户到黄明名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的撤销权。适用继承法,房屋只能是黄明的,过户只是时间问题;适用合同法,房屋则由继承人重新继承。
面对法律冲突,主审法官采纳了“赠与合同”说。主审法官认为,协议中关于房屋产权归黄明的内容,应视为继承人就其所继承的房屋份额作出了赠与处允但因房屋一直没有过户到黄明名下赠与便没有完成,产权也没有因此转移。所以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现黄亚生夫妇撤销赠与,予以支持。本案所涉及的房屋系黄琛南与孙琼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黄琛南死后,孙琼享有一半的份额,另一半则为黄琛南的遗产。黄亚生、郑梅、孙琼、黄明是黄琛南的法定继承人,各自继承相应的遗产'黄亚生、郑梅继承的份额为遗产的二分之一,也就是房屋的四分之一。综合考虑房屋的居住现实、使用方便、各楼层的价值不同等状况,主审法官认为按照双方原有协议的约定,将房屋第四层全部及第一层的一半分割给黄亚生夫妇较为合理。
关键词:期待性遗产;处分;赠与合同;期待权
众所周知,本人享有某物的所有权,则对该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在并未享有完全所有权的情况下处分财产的现象,比如:张三的父母于1995年立遗嘱,表示死后将其价值60多万的房子交由张三继承,在2000年时张三为了建公司向朋友乙承诺若乙愿意借其150万且无利息使用五年,张三愿意把父母遗嘱中现价80多万的房子赠与他,并且承诺一旦拿到房子就给乙办理过户登记。乙同意后按时将150万交于张三。后乙得知张三父母去世,便向张三主张房子过户。但此时房价已超过180万,张三以与乙达成赠与时自己并非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且张三父母在得知赠与合同后已经向乙表示拒绝为由,因而张三无义务将房子过户给乙。而乙主张虽然张三父母得知赠与合同后表示拒绝,但张三当时告诉自己房子早晚他会继承,而此时张三已经获得房子,其有义务协助自己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在该案例中张三在向乙作出赠与承诺时,其无权处分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张三与乙达成赠与合同时,直接跨过原所有权人即张三的父母,张三父母作为第三人对赠与合同的否认是否适用于《合同法》第51条,以权利人的拒绝追认从而否定赠与合同的效力;而乙是否也能基于《合同法》第51条,认为自己对张三赠与行为具有期待权,且这种赠与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现在张三已经取得房产,所以该合同应该有效。如果完全否认赠与合同的效力,显然对于乙是不公平的。正如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赠与合同应当有效,理由是处分人对财产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者完全享有所有权对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赠与合同是负担行为,负担行为的结果是为了产生物权的变动,但并不是所有的负担行为都必然产生物权的变动,如果存在无处分权的情况下,负担行为的履行就可能存在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若出现履行不能,行为人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认为无效,无处分权人就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①此种理论运用在此案例上显然更能保护乙基于遗嘱上家庭关系稳固的信任度所作出的愿意借用五年大额资金且不要求利息的义务。但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若全面适用此理论,又会不利于赠与合同中双方权利的平衡。本文结合期待性遗产的概念和特点分析期待性遗产提前处分的原因及潜在的风险;并针对法定继承、遗嘱及遗赠继承中的不同情形对赠与合同中双方权利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从而正确处理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中的纠纷。
一、期待性遗产的概念
所谓的期待性遗产,主要是结合德国学说中的“期待权”和中国学者对继承权是否为期待权的争议而创设。“所谓期待权者,系指因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受法律保护,具有权利性质之法律地位。”②可见,权利完整取得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步入完成的过程,当事人对具有法律支撑可获得完整权利的期待性理由。但继承权是否属于“期待权”?有的学者基于稳定性差认为继承权不能作为一种期待权,客观意义上的继承人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可以继承人的名额,而享有一个继承名额并不能必然导致其成为遗产的所有权人;在继承真正发生之前,继承人并不能对于现有的被继承人财产进行任何形式的控制,被继承人享有完全的财产权。③也有学者认为,在法定继承中,继承人为民法所限定,除因一定原因而丧失继承资格外,推定继承人只要无继承权丧失的事由,任何人均不得剥夺其继承地位,故而应该为期待权。④无论继承权是否为期待权,但不可否认继承人对继承权标的。本文中的“期待性遗产”是指继承人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遗嘱及遗赠继承、法定继承方式,极有可能从被继承人处获得的合法遗产。故而期待性遗产在被潜在继承人处分时,其所有权仍属于潜在的被继承人所有。当然继承人的期待性遗产仅仅通过事实取得并不能获得遗产之上的所有权利,还需要通过法律的公示行为获得完整的所有权。
二、期待性遗产的性质
(一)不稳定性
根据《继承法》第20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5条“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抗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故而,对被继承人来说,其可以通过订立新的遗嘱、现有财产的处分来影响法定继承的份额;且为了保护被继承人的利益,《继承法》按照公序良俗原则对于继承人损害被继承人利益的行为也给予了剥夺继承权、减少财产分配份额等惩罚措施。而对于继承人来讲,继承人的死亡、继承资格的消失等也会造成其丧失期待性遗产。故而,期待性遗产具有不稳定性,虽然对于被继承人来讲,是明确具体的;但是对于继承人来讲,其可能会随时丧失期待性遗产。故而继承人在提前处分期待性遗产时,可能事后并不能取得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
(二)所有权的脱离性
继承人取得期待性遗产的同时,其并没真实取得遗产的所有权。确切的说,仅仅取得的是作为继承人的资格,而遗产的所有权仍归继承人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当继承人处分期待性遗产时,其处分的究竟是继承权还是继承的遗产?基于继承权的人身依附性,故而继承人处分的当然只是未来可能会继承的遗产。但是,此时却存在了冲突,继承人处分了期待性遗产,而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人却又并非自己,那么继承人能否处分无所有权的财产,或许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事后的补充形式来弥补所有权脱离时的缺陷。
(三)经济性
若是禁止所有期待性遗产的流动,显然不利于资源的利用,比如根据我国继承法13条和《继承法司法解释》第61条都规定可以明确在一定特殊情形下,会出现期待性遗产获得的可确定性,尤其是法定继承中,继承人甚至在与被继承人相处过程中可以直接提前处分可能为遗产的部分,故而完全否定期待性遗产的经济性是不合适的,且对于期待性遗产在特定情形下的利用能够更好的达到社会资源配置。
三、期待性遗产的赠与合同效力分析
(一)动产期待性遗产的赠与合同效力分析
首先,在法定继承中的动产期待性遗产中,虽然继承人尚未取得所有权,但是可能基于家庭关系,被继承人可能以默示的方式已允许继承人采取处分行为。如年满18岁的甲将父母家收藏的一幅字画,在未经父母的同意私自拿出赠与爱画的女朋友乙。家里的东西基于家庭之间的忠诚度与信任度,对于甲当然属于法定继承中的期待性遗产,若此时没有甲父母的同意或者甲事后未获得所有权,则此时当然适用合同法中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情形,则意味着甲或者其父母可以要求乙随时返还,此时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是当存在附条件赠与的情形时,若完全否定赠与合同的效力,将会严重影响受赠人的利益,也会为赠与人利用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分离性从事违法、不道德事提供理论支撑,所以在处理法定继承中的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时应该更偏向于保护受赠人的利益,承认赠与合同的有效性,而将赠与人即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权利争议划入家庭内部解决,这样不仅有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也防止继承人恶意利用期待性遗产的法律漏洞从事不合规格之事,故而针对法定继承中动产期待性遗产,即使赠与人只是做出赠与的许诺,都应该赋予被赠与人请求赠与人履行承诺或者要求被继承人交付动产的权利,若是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被继承人利益的情形,应建议被继承人依据物的追及效力直接主张物权。
其次,遗嘱继承中的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若遗嘱继承中双方之间具有家庭关系,可以参照以上法定继承的理论,肯定赠与合同的有效性。若是遗嘱继承中双方不具有家庭关系,如比尔盖茨立遗嘱将部分遗产捐给社会公益机构,此时应该否定合同的有效性,即使其遗嘱已经过公证。若赋予非具有家庭关系的人可以凭借遗嘱提前处分遗赠人的财产,不仅是不道德,而且遗赠人生前对财产的处分可能会影响到期待性遗产的份额,而且这种无偿赠与没有一定的家庭关系作为支撑,故而也应该严格限制遗嘱中受遗赠人的权利。此时若遗嘱中的受遗赠人提前将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他人,应该否认赠与合同的效力,一是因为受遗赠人此时并未控制遗产的所有权;二是未有权利外观的情形下,受赠人仅凭赠与人对自己展示的权利资格而做出了接受赠与的行为,未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故而不应该支持非具有家庭关系的赠与人做出的无权利外观的赠与行为。
当然,遗产的获得还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56条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应该直到被扶养人死亡才能正式确定,在获得期待性动产遗产前,受遗赠人应该以照顾被扶养人为首要义务,且基于被抚养人的弱势性,也应该禁止受遗赠人未经被扶养人的同意处分任何期待性遗产。故而,针对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的效力也应该完全否认。
(二)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的效力分析
对于需要以登记为公示要件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作出赠与行为时,当然要另当别论。因为动产的所有权转移要件为交付主义,而在法定继承中提前处理期待性动产遗产时,其外观权利的可信度显然值得依赖,为了保护善意的受赠人权利,应该对于法定继承中期待性动产遗产的赠与合同采取偏重保护受赠人的权利,将赠与人的这种无权处分行为带来的后果交于家庭内部解决。而不动产期待性遗产的赠与行为要以公平地原则来平衡其效力。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转让需以有效的合同加上登记。故而在对不动产所有权的期待性遗产进行赠与时,根据《合同法》第187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则此时尽管赠与人答应将自己的期待性遗产赠与相对人,但根据《合同法》186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而赠与合同虽成立但并未生效,此时的赠与合同偏向是一种实践性合同,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则此时受赠人应尽到一个自我注意的义务。故而文首案例中,若张三对乙主张撤销赠与合同,乙可以结合《合同法》第189条“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者意图,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请求法院来进行权利救济,但是显然法律的漏洞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意味着乙获得法律救济的艰难性。故而,我国在《合同法》中赋予赠与人一个没有现在的任意撤销权是不太合适的,不能为了弥补赠与人因无偿赠与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利益不均衡状态,而忽视这种利益不均衡的状态极有可能是赠与人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尤其是赠与人对外订立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中,可能出现赠与人利用此漏洞恶意损害被赠与人的利益,所以应该废除这种无限制的任意撤销权,维护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故而,在法定继承中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和具有家庭关系的遗嘱赠与中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我们仍应该基于受赠人对于赠与人家庭关系的稳固信任度,肯定合同的有效性。而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的效力,更应该加强受赠人的自我注意义务,否认合同的有效性。
(三)特殊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分析
依据《合同法》186条第二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故而法定继承中的期待性遗产从事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时,若继承人已经获得期待性遗产所有权时,原则上应该主张合同成立且有效;若继承人最后未取得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应该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认定赠与合同不能成立,毕竟遗产的可期待性表明继承人可能获得遗产的所有权,也可能没有获得,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为了体现公益自愿的性质,故而在继承人未获得期待性遗产时,对于其事前订立的合同,采取注重保护赠与人权益的倾向。
遗嘱及遗赠中的期待性遗产相对于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其期待主体的范围更加宽泛,甚至超出了亲属关系,故而赠与人获得期待性遗产的可能性更差,当期待性遗产发生纠纷时涉及的应该是被继承人、继承人(赠与人)、受赠人三方之间的权利纠纷。纠纷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继承人(赠与人)过早处分了自己不确定的权利和非完整所有权的财产,故而在纠纷发生时要更加注重保护被继承人与受赠人的权利。
四.结语
凡是权利皆应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期待性遗产的不稳定性、获得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所有权与继承人的脱离性,都意味着当期待性遗产的继承人意欲利用遗产的经济性时,都会给处分行为的相对人造成一定潜在的危险。因此,当期待性遗产的继承人在做出赠与行为时,要结合具体情形来确定赠与合同的效力。(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注解:
① 李义军:《无权处分赠与合同的效力》[N].江苏法制报,2014-09-16.
②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N].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7.
③ 饶晓曜:《简析继承权是否能成为期待权》[C].当代法学论坛(二一年第1辑),2010.
④ 郝燕:《期待权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
参考文献:
[1] 李义军:《无权处分赠与合同的效力》[N].江苏法制报,2014-09-16.
[2]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N].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7.
[3] 饶晓曜:《简析继承权是否能成为期待权》[A].当代法学论坛(二一年第1辑)[C],2010.
摘 要 在当前商业银行住房贷款业务发展中,借款人死亡后,如果存在继承人(受遗赠人),住房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当然终止;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有可能做出终止或继续履行借款合同的决定,对此应予以区别对待,并充分注意业务发展中的几种特殊情形,以充分有效地保护商业银行债权。
关键词 个人住房借款 继承人 阶段性保证担保
近年,住房按揭贷款业务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该项业务的开展,我国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法律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特点,各商业银行在住房贷款中仍然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借款人死亡后如何保护银行债权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以期能对司法实践和银行业务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帮助。
一、借款人死亡对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影响
1.借款人死亡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是否当然终止
借款人死亡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一方主体消失,那么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当然终止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保护商业银行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依照我国《合同法》第91条,发生下述情形之一,合同权利义务终止:①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②合同解除,③债务互相抵销,④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⑤债权人免除债务,⑥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⑦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在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中,借款人死亡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中的前六种,至于第七种情形,由于我国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死亡后合同权利义务即终止,因此,关键的问题还是看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是否有此种约定。目前,从各商业银行住房借款合同内容来看,有的约定将借款人死亡而无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继承人(受遗赠人)拒绝代借款人履行合同项下义务的情形约定为借款人违约情形;有的商业银行则在《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死亡后,其财产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或法定监护人继续履行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但各家商业银行住房借款合同均没有明确约定“借款人死亡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即终止”。
综上可见,在当前商业银行住房贷款业务发展中,借款人死亡后,如果存在继承人(受遗赠人),住房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当然终止。这一结论与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也是一致的。依照该办法第28条,“借款人死亡、宣告失踪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财产合法继承人继续履行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
2.《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不终止的法律效果
(1)如无其他特殊情形,继承人(受遗赠人)应继续履行借款合同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借款人死亡即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能再作为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人。而依照我国《继承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亦即借款人死亡,继承即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承人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或者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则继承人(受遗赠人)有权取得遗产,并有义务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因此,借款人死亡后,应由借款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除非继承人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人不接受遗赠。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没有明确规定,但从类似规定推理,应能得出相同结论。比如,依照我国《合同法》第234条,承租人死亡后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依法享有原租赁合同项下权利,承担原租赁合同项下义务。依此类推,本文认为借款人死亡后,也应由其合法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依法享有原借款合同项下权利,承担原借款合同项下义务。
(2)发生争议时银行可以继承人(受遗赠人)为被告主张权利
如上所述,借款人死亡后应由借款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如果当事人因借款合同发生争议,则商业银行应以继承人(受遗赠人)为被告主张权利。
上述结论,从我国《民法通则》和《继承法》相关规定中也能推导得出。依照我国《继承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借款人死亡后即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与其遗产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仅为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如果继承人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人表示接受受赠遗产,则其应依法取得借款人的遗产。这样,依照我国《继承法》第33条,继承人(受遗赠人)便应以取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继承人(受遗赠人)继承遗产后便负有清偿借款人债务的义务,如此一来银行便能以其为被告向法院提讼。
我国《物权法》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上述观点的适当性,依照该法第29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可见,借款人死亡,继承或受遗赠即开始发生效力,继承人(受遗赠人)即取得其应继承或受赠遗产的物权,继承人(受遗赠人)取得遗产后则依法负有清偿借款人债务的义务,因此银行便能以其为被告向法院提讼。
二、借款人死亡后,《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如何处理
借款人死亡后,住房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当然终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有可能作出终止或继续履行借款合同的决定。现实中还可能存在继承人(受遗赠人)下落不明或根本不存在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情形。那么出现这些情形时借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应该如何处理,银行应如何保护自身债权,这些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分别予以探讨。
1.存在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时,住房借款合同如何处理
借款人死亡后,如果存在合法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则依照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银行对借款合同的不同态度,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基本情形。
(1)继承人(受遗赠人)希望终止合同,银行希望终止合同
此种情形下,由于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银行都希望终止合同,因此操作起来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与银行协商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合同终止后,银行可以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以借款人的遗产清偿债务。
(2)继承人(受遗赠人)希望终止合同,银行希望继续履行合同
此种情形还可根据继承人(受遗赠人)是否放弃继承权(受遗赠权)予以分别讨论:第一,继承人(受遗赠人)放弃继承权(受遗赠权)的,依照我国《继承法》继承人(受遗赠人)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因此银行无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只能以借款人的遗产清偿债务;第二,如果继承人(受遗赠人)继承了遗产(接受了受遗赠的财产)并希望终止合同,则其应在继承遗产(受赠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
(3)继承人(受遗赠人)希望继续履行合同,银行希望终止合同
此种情形通常发生在继承人(受遗赠人)资信状况不佳或还款能力不足时。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当然终止,因此,银行不能够单方解除借款合同。但是,在借款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资信状况不佳或还款能力不足的情形下,如果银行不能在借款人死亡后及时解除借款合同并用借款人的遗产清偿债务,则可能会出现遗产被继承人(受遗赠人)挥霍,而导致银行债权无保障的情形。因此本文认为,为消除这种风险,银行应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人死亡、宣告失踪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银行有权终止借款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4)继承人(受遗赠人)希望继续履行合同,银行希望继续履行合同
此种情形比较好处理。双方可以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28条的规定继续履行借款合同权利义务,也可以经协商办理转按揭手续、变更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对此,本文推荐后一种做法,因为其更有利于明确债权债务关系,从而有利于银行债权保护。
2.继承人(受遗赠人)下落不明时,银行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此种情形下,由于继承人(受遗赠人)下落不明,因此银行不能与其协商处理借款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关系,而只能以继承人(受遗赠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讼。但是提讼需要一个前提,即银行应能向法院提供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联系方式等基本资料。对于这些基本情况,银行往往知之不全甚或一无所知。对此,银行可充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尽量查找联系继承人(受遗赠人),尤其要充分发挥借款人所在单位或借款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作用。通过上述基层组织,银行即使不能与借款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取得联系,但如果能够了解到该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则可以以该继承人(受遗赠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讼,由法院向其公告送达相关文书并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后,以借款人的遗产清偿银行债权。此外,如果银行通过一切手段都无从得知借款人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基本资料,则可以考虑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无主财产认定程序(详见下文)认定该遗产为无主财产并以其清偿银行债务。
3.无继承人(受遗赠人)时,银行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一般出现在下列情形之中:①借款人死亡后,无继承人(受遗赠人);②借款人死亡后有继承人(受遗赠人),但是全部继承人(受遗赠人)都明确表示放弃该项权利;③借款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受遗赠人)虽然没有明确放弃权利,但是依法丧失了继承权。
针对上述情形下的财产,我国《继承法》第32条明确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但需注意的是: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无论是收归国家所有还是收归集体所有,都不是按照继承遗产的程序转移,而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无主财产的程序转移。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175条、第176条,认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案件,首先应当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遗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上应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为无主财产的根据。其次,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申请并经审查核实后,公布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后无人要求继承和接受遗赠的,即判决认定该项遗产为无主财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该项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应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在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之前,该项遗产应优先用于清偿借款人所欠税款和债务。
三、如有抵押房产,借款人死亡后银行可否直接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抵押物
在上面,本文针对继承人(受遗赠人)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探讨了借款人死亡后如何保障银行债权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中,大多数的借款人都已经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那么,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借款人死亡后银行可否直接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抵押物呢?
关于抵押物处置的问题,依照2001年《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40条和第41条,抵押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而无人代为履行到期债务的,或者抵押人的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拒绝履行到期债务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处分抵押的房地产;至于处分方式,该管理办法规定:经抵押当事人协商可以通过拍卖等合法方法处分抵押房地产,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2007年我国通过《物权法》,依照该法第195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通过上述两处法律规定对比可知,虽然在抵押权诉讼实现方式上两部法律稍有不同,但对抵押权的实现,两法均规定“协议实现”和“诉讼实现”两种途径。其中“协议实现”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协议决定抵押实现的情形;“诉讼实现”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并且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不能就抵押权的实现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通过对抵押权登记等证件的审查来裁判实现抵押权的情形①。
综上可见,尽管依照《物权法》,抵押权实现程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简化,但银行依然不能直接委托拍卖机构拍卖抵押物,只能与抵押当事人协商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四、特殊情形下,银行可以采取的特殊救济措施
在前面,本文分几种情况探讨了存在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下落不明和无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情形下如何保护银行债权的问题。但是,在个人住房借款业务中,下述两种情形也经常出现,并且,在这两种情形下,银行又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对此,各商业银行可予以充分利用。
1.如有保证人,银行可依法要求其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在住房按揭贷款中,当事人通常约定由开发商作为保证人,向贷款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对借款合同项下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借款人所有其他应付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常情况下,这种保证担保直到正式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且贷款人收到记载有正式抵押登记信息的房屋他项权利证书后才能解除。因此,从理论上讲,如果借款人死亡发生在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之前,那么银行还可以以开发商为被告,要求其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2.夫妻共同债务,借款人死亡后,银行可要求其配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如果借款合同项下债务为共同债务,则借款人死亡后,银行可要求其配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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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利明.物权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柳经纬.物权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4.
我同事伪造了一份假借条,内容是我向其借了10万元,并向法院要求我还钱。后通过笔迹鉴定,证明借条上我的个人签名是伪造的。请问,他是否涉嫌诈骗罪?
律师解答:
根据最高检察院有关批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由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第280条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第307条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摘自《法制文萃报》)
读者问:
我和丈夫结婚后,一直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平时由我们照顾两位老人。去年我丈夫去世,公公婆婆要求我继续和他们生活。最近公公也去世了,我本无意于老人的财产,但丈夫的兄弟姐妹对我处处设防,担心我侵占老人的财产,还怂恿婆婆将我赶出家门。请问,对于公公的财产,我依法是否有权继承?我儿子是否有继承的份额?
律师解答:
我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即你的儿子享有你丈夫的继承份额。《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您和儿子有权继承您公公的遗产。
(摘自《上海法治报》)
读者问:
我最近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对工资待遇比较满意,但对方说目前该岗位只需要一个短期的员工,因此合同期只有半年,试用期1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劳动合同只签半年的情况。请问律师,劳动合同是否有最短期限的规定?半年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律师解答: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因此,《劳动合同法》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最短期限并未限制,公司与你签订半年劳动合同并约定一个月试用期是合法有效的。
(摘自《上海法治报》)
读者问:
张某近日去世,未立遗嘱,留有一处房产。张某的老伴还在世,此外有一子两女,其中一个儿子已故,留有一个女儿(即张某的孙女)。请问,这处房产具体应如何分配?各继承人的份额是多少?孙女是否有继承权?
律师解答:
张某死亡后,如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而且房产又是张某一人所有,则其配偶、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一般按均等份额进行遗产分配。
另根据“代位继承”的有关规定,继承人(张某的儿子)先于被继承人张某死亡,则张某的孙女应该享有代位继承权。
据此,张某的老伴、两个女儿、孙女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按均等份额继承遗产。另外,如果此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作为张某遗产分割的,应是该房产的一半产权。
(一)由于继承人只在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死者生前债务负清偿责任,因此遗产确切数目的确定就极为重要。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下,债权人若不能证明遗产数额,将承担败诉后果。在对继承人缺乏监督的直接继承的制度下,继承人极有可能转移、隐匿遗产以逃避责任。这对债权人显然极不公平。鉴于继承人处于极为有利的优势地位,为维护双方当事人间的公平,有必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继承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由于继承人清理债权债务的行为处于不受监控的状态,若其资信较差,则极可能发生挥霍遗产或混淆个人财产与遗产,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根本不可能受偿或不能全部受偿。这样对债权人显然不公平。因此,若债权人为保证其债权的实现请求法院实施诉前财产保全,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符合条件后,可以采取保全措施。鉴于死者生前债务清理对债权人的共同性和继承人的有限责任性,可以设立遗产管理人清理债权债务,以此作为财产保全措施。其法律依据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三)我国继承法对于特定条件下死者生前债务的清偿问题,虽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根据一般的继承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应当认为,死者生前为继承人的需要所欠债务和继承人应尽扶养义务而未履行义务所欠债务,不应以死者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应负无限的清偿责任,即应以自己的固有财产进行清偿。
(四)对于那些附条件、附期限的债务的清偿问题,我国继承法未作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又时有发生。从理论上讲,对这些条件尚未成就、期限尚未到来的债务,债务人并无清偿义务。但由于继承关系的发生和继承责任的特殊性,为使死者生前债务的清偿更符合公平原则,对于清偿期尚未到来的债务,可以考虑扣除自实际清偿之日起到清偿期限到来之日止这段期限内的利息后的余额提前清偿。对于附条件而条件尚未成就的债务,债权人与继承人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后,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估价或选定鉴定人评定其数额以清偿。
被继承人死亡前,可能达成债务承担协议,由第三人取代被继承人成为新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被继承人共同成为债务人,此即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这种债务移转已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只要符合其要件就会发生法律效力。(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论述债务承担的要件与效力。)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债务承担系无因行为,“其所由作成之要因的法律关系,即使不复存在,债务承担契约仍然有效。”尽管该理论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但并未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所采纳。因此原因行为的无效与可撤销,势必与其他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之要素一起对债务承担的效力产生影响。情况复杂的是,被继承人死亡后,若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无效或请求撤销为由而拒不履行债务,或者,债权人以债务承担无效或请求撤销为由向继承人主张已由第三人承担的债务,因此诉至法院将如何处置?笔者认为,既然债务承担无因性理论不可采,且债务承担作为合同之一种,其效力状态自然存在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诸种情况。但是,由于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被继承人已经死亡(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赞同债务承担须经债务人同意的观点。),要证明这一点就显得更加复杂。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第三人或债权人若要主张债务承担无效或请求撤销,则须提供相应证据,否则法院将不予支持。也就是说,若第三人或债权人主张债务承担无效或请求撤销,除非能举证证明无效或和撤销事由,否则,第三人仍应承担其约定承担的债务,债权人则只能向第三人主张约定由其承担债务部分的权利。
被继承人死亡前,若被继承人与第三人达成协议由第三人代替被继承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并已向债权人发出通知,从而形成有效的代为清偿(亦称第三人代为履行)协议,则第三人须负代被继承人为履行债务之义务。根据代为清偿原理,在代为清偿情况下,债务并没有真正在法律上发生转移,第三人只是作为履行主体而非债的当事人,第三人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而不能向第三人请求承担责任。]因此,即使被继承人死亡前缔结了代为清偿合同,若第三人违约,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主体(被继承人)之继承者(继承人)主张权利。
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在遗产范围内的死者生前债务概由继承人承受。也就是说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成为新的债务人,并且其所负债务仅以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为限。因为种种原因,第三人与继承人、债权人间仍可能达成债务承担协议。若是一般的债务承担按照相应规定处理即可解决。问题在于,若该债务承担合同是以超出遗产范围的死者生前所负债务为标的,事后第三人又反悔而拒不履行合同或拒不按约定书数额履行合同,因此引发争议当如何处理?至于第三人或债权人主张债务承担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按照债务承担的一般原理处理便了。我们要考虑的是在债务承担有效的情况下第三人与债权人间争议的解决问题。必须强调的是,该债务承担的当事人是第三人与债权人、继承人,被继承人作为死者自然不可能成为当事人。鉴于我们采纳债务承担须经债务人同意的理论,因此,该债务承担合同须经继承人同意方可生效。一般来说,这类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债务承担合同中确定由第三人承担的债务数额应否如约履行。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认清债务承担的标的是继承人继承的债务而非被继承人生前所遗留的全部债务。因而第三人承担的债务只能以继承人继承的不超出遗产范围为限的死者生前债务。也就是说若债务承担合同标的额超出了继承人继承的债务则超出部分无效。对于无效部分无论第三人还是继承人均无履行义务。
[关键词]南苏丹独立;石油区块过渡协议;国家继承
[作者简介]金振宁,就职于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法律合同部,法学硕士,北京100029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1-0048-04
继20世纪冷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超国家的立法机构,即不存在所谓的“世界政府”,国家本身是国际法规则的制定者,是国际法主要的主体。它以自己的行为和作用来保证国际法规则得以实施。但新国家是如何继承前任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呢?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上一个复杂而又现实的问题,是指一个国际人格者由另外一个国际人格者以联合或者合法合并的形式所代替,因此会涉及相关主题在法律权利和地位方面的重大变化。原有的法律关系发生中断是继承的主要特征。本文将就新国家的继承问题,以南苏丹石油区块合同谈判视角,作一简单论述。
一、国家继承的基本概念
根据1978年的《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和1983年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及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国家继承”是指一国将涉及其领土关系的国际关系所担负的责任转由另一国承担。其中“责任”这个词必须与“领土的国际关系”一词结合起来理解,这种搭配在国家实践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它适用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况,而不论相关领土处于何种地位,属于何种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这种表述具有中立性。
1.有关国家继承的习惯国际法
在国际法下,习惯国际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实践(statepractice),另一部分则是法律确信(opinum juris),指的是国际社会各国对于某种原则、习惯或做法长期且一贯的实践构成了某种法律确信,使得各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自觉主动地遵守该原则。有关国家继承的国际法实践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独立国家的大量涌现,以及90年代一些国家的解体,极大促进了该领域国际法的迅速发展。非殖民化过程中新国家的不断出现,直接导致了1978年和1983年有关国家继承的两个维也纳条约的通过,这也在这两个条约的序言中得到了体现。
20世纪90年代,世界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国家合并、统一及解体的事件。比如1990年5月22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合并,合并后的国家正式命名为“也门共和国”。两国明确将“合并”一词写入双方的条约中。国家统一的形式则发生在德国,这个过程经过了数轮的努力,首先,1990年5月。东德和西德之间建立了一个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随后,两国同意将1990年10月3日作为统一日。1992年9月12日。两国以及4个同盟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4个同盟国终止了对柏林及整个德国所承担的有关权利和责任。两德的统一是以东德(民主德国)并入(accession)西德(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的。两德统一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涉及到民主德国的国家责任的继承问题,还涉及到联邦德国的国际法人格的延续问题。此外,国家解体或分裂的情形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问题上都出现过。
2.有关国家继承的国际条约
学者认为,国家继承问题之所以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延续和继承的条件与程序方面。目前尚且缺乏公认的规则。正如南斯拉夫问题仲裁委员会所说的:“在国家继承方面,成熟的国际法原则还为数不多,这些原则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个案的情况而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家继承问题之所以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延续和继承的条件与程序方面,目前尚且缺乏公认的规则。
尽管1978年的《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和1983年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及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为国家继承原则指明一定的方向,不过,1978年公约和1983年公约很大程度上是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编纂的成果。例如涉及领土割让、分离、解体和统一的那些条款。可惜的是,这些条约在实践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批准或者通过这两个条约的国家很少。其中,1978年的公约尚未生效,目前只有7个缔约国,另有6个国家签署。正如1978年《公约》所面临的困境一样,由于涉及新独立国家的国际法规则不多,使得这些已签署该公约的几个国家在是否主张该条约中的原则是否适用其他未缔约国或国际社会的时候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1983年《公约》同样得不到各国的欢迎。此外,国际法协会还认为,各国不愿意加入这一公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公约所提出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公平比例的标准)过于抽象。而且在现实中,国家很难适用上述条约去解决国家继承方面的问题。但是,上述两个维也纳条约,基本上涵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出现表明,与国家继承相关的法律相对来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法上的继承还可能发生在其他类型的主体之间,比如国际组织之间就有可能发生这种关系。
二、南苏丹石油区块合同谈判的背景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通过全民公投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南苏丹独立后。位于南苏丹境内的各个石油区块的政府分成油由南苏丹政府提取并销售,收入也归南苏丹政府。由于输油管道、海上终端及部分原油处理设施在苏丹境内,北苏丹政府要向南苏丹政府征收每桶石油较高的处理、输送、服务和过境等费用。经过两国政府的多轮谈判,双方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为了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不断采取行动,互相向对方施压。2011年11月8日南苏丹政府总统令,将北苏丹石油公司(以下简称“SUDAPET”)在南苏丹区块的权益收归南苏丹国家石油公司(以下简称“NILEPET”)所有。同年11月22日,北苏丹政府作出了停止南苏丹政府的分成油通过苏丹港出口的决定。
另一方面。为解决原有的勘探产量分成合同(Exploration&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以下简称“EPSA合同”)在南苏丹的过渡及继续适用的问题。南苏丹政府在2011年7月29日邀请相关外国石油公司投资者针对EPSA合同在南苏丹的继承问题展开谈判,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对EPSA合同在南苏丹区块石油合同的过渡安排及对EPSA合同部分条款的修改及继承。我国的两大国有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与另外三家外国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印度国家石油公司以及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同参与了与南苏丹政府关于区块石油合同的文本谈判。双方针对协议文本的分歧比较大,主要包括合同稳定性、成本回收、油田关闭停产问题以及南苏丹政府审批等问题。本文拟针对南苏丹国家石油公司NILEPET能否替代北苏丹石油公司SU,DAPET成为南苏丹石油区块的合同方是否符合国家继承原则进行论述。
三、南苏丹石油区块过渡协议中的国家继承问题
南苏丹政府针对石油区块合同的谈判,其中一个主张就是强调在南苏丹从北苏丹独立之后,位于南苏丹境内的石油区块的所有权属于南苏丹国家所有。因此南苏丹国家石油公司NILEPET应代表南苏丹政府与各外国石油公司签署一份全新的石油区块合同。此外,南苏丹政府还在协议中主张NILEPET不承担在南苏丹独立日前因SUDAPET的行为而导致的责任、赔偿和诉讼请求。那么,南苏丹的诉求在国际法上是否能否成立?是否存在相关的国际法理论或者实践的依据呢?
1.南苏丹的国际法主体适格且对其境内油气资产享有排他
南苏丹的情况在适用国际法的承认问题方面不存在太大的异议。承认是国家行为、国家单方面国际法行为,主要是指国际法上的各种声明,如外交通知、承认、承诺、放弃或者抗议等等;以及关于国际法上实际采取的行动,如对某国的军事占领或武力吞并等等。国家多方面的国际法行为,则主要是指缔结国际条约等。承认是一个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所作出的单方面行为。
只要有新国家成立,就会有承认问题。然新国家的产生有多种情势,如宣告独立的新国家属于既存国家的一部分:既存殖民地和平地分离而独立;或新国家为既存一国分裂为数国或既存数国合并为一国。在上述情况当中,既存殖民地和平地分离而独立或新国家为原一国分裂为数国或数国合并为一国,相对来说好办一些。既存国家的一部分或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独立出来,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比较多见,不少亚非国家或原联合国托管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独立成为新国家的,国际社会不会有什么异议。苏丹一分为二,也属此类情形。
1956年1月1日苏丹宣布独立后,原殖民统治者英国为保持其在南方的影响,大力支持和接济南方反政府武装,苏丹因而陷入长期战乱与动荡之中。2005年1月。在美国及东非的“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斡旋和推动下。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内罗毕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规定苏丹南部地区将于2011年1月9日公投,以决定南部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2011年1月的公民投票如期举行。从投票结果看,98.83%的投票者支持南部从苏丹分离。对此。苏丹总统巴希尔表示愿意接受公投结果,公开表示他将“尊重南方公民的选择”。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从国际法的角度看,由于南苏丹是在原既存国家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公民投票而成立的。其国际法主体资格基本上不存在争议。
另外,根据1978年的《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和1983年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及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中所阐释的习惯国际法,在国家分离、解体或者成立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时候,继承国对在其领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因此,南苏丹政府对位于其领土范围内的油气资源享有排他是毋庸置疑的。
2.国家继承是否适用于南苏丹石油区块合同的继承尚存疑问
根据上述两个维也纳公约以及相关习惯国际法,国家继承主要分为条约继承和国家财产、档案的继承两种。考虑到原是石油区块的签署主体为北苏丹政府授权的SUDAPET和各外国石油公司。从法理而言,该合同属于私主体之间签署的协议,它显然不能划归到各国家之间签署的国际条约范畴。而南苏丹政府对其境内油气资产享有排他并不必然推导出南苏丹国家石油公司NILEPET替代SUDAPET成为区块石油合同的继受者。理由如下:
首先,SUDAPET持有的原合同项下的油气权益是否能够被定义为“国家财产”还存疑问。根据1983年的公约规定,“国家财产”是指“在国家继承之日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为该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这个定义考虑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即目前国际法上还没有现成的定义可以适用。在普通法系的国家,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在任何情况下向来都没有太大区别。1993年8月13日,南斯拉夫问题仲裁委员会在第14号意见中指出,相关财产、债务和档案的所有权需参照国家继承发生之日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内法来确定,特别是该国1974年《宪法》。SU,DAPET持有的原合同项下的石油权益是否属于“国家财产”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查证北苏丹的相关国内法规定才能确定。
其次,“被继承的”国际法主体存在疑问。在本案中,南苏丹的“国家继承”行为所针对的主体是SUDAPET。但笔者发现SUDAPET已于2011年初完成了由国家石油公司到私有化石油企业的转变。SUDAPET的大部分公司股份由私人所持有,国有股份仅占极小的比例。诚然,一个企业的股权比例大小不能完全作为判读其是否为国有企业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根据苏丹当地相关法律SU―DAPET属于私营性质公司,那么南苏丹政府通过颁布总统令的方式直接剥夺SUDAPET原持有的区块权益有可能构成国际法下的非法征收,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
最后,笔者认为最后,NILEPET和南苏丹政府涉嫌违反了国家继承中的一并继受原则。南苏丹政府在谈判中强调,NILEPET直接取代SUDAPET但不承担基于SUDAPET行为而导致的合同责任、赔偿和诉讼请求。这与国家继承的权利义务对等和一并继受原则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根据国际法关于国家继承的原则,新独立国家对之前的条约、财产和债务属于一并继受的关系。南苏丹政府关于只继受财产而不承担基于财产所引发的责任或者债务的主张在国际法上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四、如何通过国家继承原则解决南北苏丹关于石油合同的继承争议
涉及国家财产的继承规定。通常由相关国家以协议解决,这是国家财产继承的首要原则。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国际法实践,2001年6月29日。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五个继承国。就继承问题再维也纳举行会议。并就相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与会的五个继承国分别是克罗地亚、波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2004年6月2日,在五个国家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书之后,该继承协议正式生效。根据国际法,在两国缺乏协议的情况下,相关的国际法目前只能在习惯法和1983年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及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中寻觅。
根据上述两个公约所阐释的习惯国际法,在国家分离、解体或者成立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关协议。那么位于继承所涉领土上的不动产应由继承国继承。与被继承国涉及该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动产,应当归继承国所有。除此之外的其他动产,也应当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如果相关领土在动产和不动产创造的过程中有所贡献,那么它们可以根据其贡献的比例大小继承相应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公约》第15条规定,继承国和被继承国之间的协议不得影响各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财务和自然资源享有的永久。笔者认为,上述表述仍较为模糊。结合本案分析,倘若位于南苏丹境内的区块油气资产根据苏丹国内法可以界定为一国的不动产。那么南苏丹对该资产当然享有合法继承权。但将一国的油气资源认定为不动产是极为牵强的。另外,上述《公约》的15条又似乎表明,新独立的南苏丹民族应对作为自然资源的石油享有毫无争辩的永久。
综上所述,解决南北苏丹政府关于石油区块合同的继承争议问题最好的途径应为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签署相关的条约最终解决。
五、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挑战与对策
自从南苏丹的上述总统令颁布之后。北苏丹政府反映强烈,我国两大国有石油公司也深感为难。一方面,我们中方石油公司持有的石油区块权益横跨南北苏丹境内。而且之前与SUDAPET签署的石油区块合同在北苏丹境内仍是属于合法存续,北苏丹政府和SUDAPET也多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其合同利益受到了损害,将依据有关合同和协议保留向各外国石油公司进行索赔的权利;另一方面,虽然石油区块大都位于南苏丹境内,但油田输油管道却基本位于北苏丹境内,外国石油公司从南苏丹开采出的石油必须向北苏丹政府缴纳高额的油田管输费才能对外出口,因此得罪任何一方我们都将麻烦不断。
[关键词] 被保险人;受益人;同时死亡
[中图分类号] F84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8-0146-03
[作者简介] 张庆侠,河北工业大学分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河北 廊坊 065000)
在人身保险实务中,由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通常是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因此,在发生意外事故如车祸、飞机失事、火灾、洪灾、地震等时,他们往往会在一起,遭遇共同灾难。当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而又无法确定死亡顺序时,保险人应当如何给付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我国保险法对此无明文规定。为此,本文试图探讨此种情形下死亡的推定规则及其法律精神,希望对该问题的澄清有所裨益。
一、源于同时死亡之案例
2003年因生意需要王某向朋友刘某借了40万元。8月,王某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金额为30万元的人身保险,受益人为王妻。10月,王某买了一辆20万元左右的轿车并投保了车损险等。2004年5月的一天,王某夫妇在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中不幸遇难,车毁人亡。保险公司理赔后,王某的儿子从寿险公司获得理赔款30万元,从财险公司获理赔款15万元。8月,刘某拿着王某生前给自己写得40万元的借条找到王某的儿子,要求以该笔保险金归还其父生前所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王某的儿子以借款字据上的借款人不是自己为由拒绝了刘某。刘某于是将王某的儿子诉至法院。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王某和指定受益人王妻死亡的先后顺序,因此,寿险合同中涉及的30万元保险金应当如何给付,法院产生了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被保险人王某和受益人王妻在同一事件中死亡而又无法判断谁先死亡,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之规定,推定王某和王妻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即王妻的受益权归于消灭,理赔金作为被保险人王某的遗产由其儿子继承,因此,王某的儿子应以此偿还其父亲生前所欠债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推定被保险人王某先死亡,保险金应作为指定受益人王妻的遗产由其儿子继承,王某的儿子因继承的是母亲的遗产,因此,没有义务用该笔保险金为其父亲偿还债务。对上述两种意见笔者不敢苟同。
二、基于司法解释的多维思考
针对上述案例及其相关分析,从司法角度看有多方面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第一,不能简单地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继承人死亡顺序推定的司法解释
我国《保险法》A22(3)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即保险受益人的受益权源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指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以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而且继承人享有的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与其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的义务是对等的。但是受益人不一定是继承人,即使是继承人,受益权也不同于继承权,因此,不能以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衡量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同时死亡的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存在继承关系时,适用该司法解释则近乎荒唐。
第二,确立、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理念
保险法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重心来配置法律资源,分配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构造保险合同权利制度。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不违背保险法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依合同自由原则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负有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一般民事合同不同的是,投保人并不因投保而当然地享有保险合同利益,保险合同利益实际上是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存在。《保险法》A22(2)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保险法强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危险依附的载体必须具有利害关系保险合同才有效。因危险不发生被保险人保有现有利益,因保险危险发生被保险人受到经济、身体乃至生命的损害。因此保险合同生效后真正受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他作为保险危险发生载体的归属者享有法定的保险合同利益,是当然的、绝对的第一位的保险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该请求权是依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产生的,不受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说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不是基于其被保险人而是基于其当然受益人的地位而依法享有的。
第三,正确理解和把握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关系
《保险法》A22(3)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A61 (1)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从上述内容来看,投保人似乎可以指定受益人,但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因此,受益人的产生实际上是由被保险人的同意权来控制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虽然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均可享有受领保险金的权利,但二者受领保险金的前提条件和种类不同。在通常情况下,基于保险合同产生的利益由被保险人享有。依照保险原理,在单纯的生存保险、年金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中,因被保险人健在且合同主要是为被保险人今后养老、医药花费和医疗诊治等提供一份保障,因此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不受理其他受益人的指定。在含有死亡因素的人身保险和死亡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因此在法律技术处理上,保险法另外单设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不能或不愿享有合同利益的时候,使被保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将合同利益处分给符合其需要的受益人。因此,受益人的受益权是为满足被保险人利益而设,是被保险人按其自己意思处分合同利益的结果,为受益人利益而投保实际上是被保险人按其自身意思控制、处分保险合同利益的结果。受益人依据被保险人的指定享有受益权,实际上是被保险人利益的延伸,被保险人最终控制着保险合同的命运和利益归属。
因此,受益人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何人具有享受保险合同利益的权利。被保险人可以自己为受益人,亦可以他人为受益人,当保险合同未约定或无法判断受益人时,理所应当推定被保险人为受益人。
第四,身故保险金应界定为特设的债权,而非被保险人的遗产
遗产系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遗留性、财产性、个人性与合法性。而死亡保险金于被保险人死亡前毋需给付,于被保险人死亡且属于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时方需给付,并非被保险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纯属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受益人之利益而设定的债权。死亡保险金既非遗产,又何来遗产继承之说。因此,无论是继承人受领的身故保险金,还是指定受益人受领的身故保险金,均非被保险人的遗产,都是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他人利益而设定的债权。
我国保险法A64条(1)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笔者认为,上述情形下将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无法真正尊重和满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投保意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所以投保,一方面为了生前寻求一份保险保障,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对家庭的一份责任,即当自己发生意外时不会因此给自己的亲人今后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被保险人希望自己的身故保险金能够全部留给自己的亲人。但是如果上述情形下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被法律视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来对待,那么按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清偿完被保险人生前债务后,还有剩余的才能归被保险人的家人所有。其结果不仅使被保险人亲人今后的生活雪上加霜,也无法满足和了却被保险人的心愿。
第五,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同时死亡且无法判定先后顺序时的受益权归属问题的确立
依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受益人享有和行使受益权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一)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二)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指定了第三人为受益人。(三)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仍生存。(四)受益人不存在失权、弃权的情形。失权是指受益人因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依法丧失受益权。弃权,则指受益人拒绝享有本应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死亡又没有证据来确定两者之间的死亡顺序,对此种情形下保险人应该适用何种规则支付保险金呢?
一些法官认为,在本案中应推定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受益权有效;因受益人也已经死亡,保险金应作为受益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保险受益权并非继承权。由于我国保险法没有要求被保险人与指定受益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所以,当保险受益人不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时,按此观点势必导致与被保险人关系疏远甚至毫无任何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保险金,而与被保险人关系更为密切的人反而不能获得保险金,其结果有违被保险人参加保险的初衷和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
保险法的精神在于以被保险人利益为重心分配权利义务,以此来设计保险合同的主体及其权利。保险法的宗旨在于成就被保险人的生活,因此,在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于同一事件中死亡而不能确定死亡先后的,应按照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准则推定受益人先死亡。
就本案来说,因受益人不符合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仍生存的条件,因此,此种情形下指定受益人王妻的受益权应归于消灭,基于保险合同产生的利益应回归于被保险人王某。
第六,国外立法模式和司法实践运用类比分析
在美国,如果被保险人和第一顺位受益人在同一灾难中丧生,二者同时死亡,或者无法确定谁先死亡,则多数州采1940年的《同时死亡示范法》(The Uniform Simulaneous DeathAct) 规定,人寿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已经死亡,但无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其同时死亡的,则保险金应当以被保险人后于受益人死亡的原则予以分配,保险金由仍生存的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受领。除非被保险人在死亡前对已指定的受益人予以变更或撤销,否则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给付保险金。但是,如果受益人比被保险人后死,哪怕间隔时间很短,保险人也不能援引《同时死亡示范法》。因为受益人已享有既得利益,在受益人死亡时,保险金已成为受益人的遗产。
在日本人身保险实务上,如果保险合同没有指定受益人,虽然按照保单条款的规定,死亡保险金也是支付给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但日本的保险立法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利益,未将这种情况下的死亡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来处理,而是将死亡保险金的请求权作为继承人固有的权利,而死亡保险金则是其固有的财产,这也是保险合同债权不同于一般债权的地方。这样处理的结果,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对保险公司支付的死亡保险金享有完整的权利,不必用其清偿被保险人的生前债务。同时,根据保险法的通例,权利人根据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在税法上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在保险金所得上亦不征收遗产税。这使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根据保险合同能获得更优越的保护。
综上所述,不论保险受益人与被保险人是何种关系,也不论保险受益人是否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处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于同一事件中死亡而不能确定时间先后的均应按照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准则推定受益人先死亡,基于保险合同产生的利益回归于被保险人,并借鉴日本的做法,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作为法定受益人享有死亡保险金而不是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来处理。即在本案中,王某投保的寿险合同中涉及的30万元保险金应由王某的儿子作为法定受益人领取并且无须清偿王某的生前债务。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立法的启示
我国保险法没有对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而又不能确定先后顺序时,如何确定其死亡先后作出规定,系法律的遗漏,在现行法的条件下,也不能通过法律解释来解决,只有依赖法律修正才能予以解决。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应修改和增加如下内容:
1.完善保险受益人制度
为矫正我国保险立法有关受益人规定的缺陷,完善保险受益人制度,笔者认为,应借鉴日本保险立法和实务的经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根据受益人产生的原因将受益人分为指定受益人和法定受益人,并对我国《保险法》相关条文作出修改。现行《保险法》A22 (3)可修改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指定或法律的规定,而于被保险人死亡时对保险人享有身故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64条可修改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指定受益人的;或指定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或指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放弃受益权,又无其他指定受益人的,由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作为法定受益人。”“法定受益人的受益顺序依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同一顺序的法定受益人为二人以上的,平均受益。”
2.坚持科学、合理的受益权利配置原则
为贯彻保险法以被保险人利益为重心的权利配置原则,使保险法上主体之间的权利结构保持统一性,现行保险法应增设一条规则,其内容如下:“当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于同一事件中死亡而不能确定时间先后时,推定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法定受益人。如果指定受益人为多人,其中之一死亡时,则由生存的其他受益人受益保险金。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中国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
(一)农村承包权不能继承的观点及理由
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研究继承法的学者认为农村承包权不能继承。主要理由是:
1.农村承包权的标的即农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人对农地不享有所有权,农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不发生继承问题。
2.承包合同关系是不能继承的。在农村承包中,发包方与承包人之间是一种承包合同关系,此种合同关系因当事人的一方(如承包方)死亡而终止,根本就不发生继承。
3.承包权不能继承。因为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关系所产生的经营管理权,是一种非财产权利,不属于财产继承的范围,故此种权利不能继承。
4.农村承包绝大多数是以家庭名义承包的,承包权为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多为长辈)死亡,其他家庭成员仍然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条款;发包方也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如果发包方撕毁合同,承包方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从而维护承包制的稳定性。因此,那种只有承认承包权的继承才能稳定承包制的观点不成立。
(二)农村承包权可以继承的观点及理由
1.理论依据。(1)农村承包权是物权。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观点,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农村承包经营关系中:第一,承包地具有特定性。在农村承包合同中,承包人承包土地的面积、位置、土质都是特定的,甲的承包地与乙的承包地是绝对不相同的。由此可见,承包地具有特定性。第二,承包人享有对承包土地的直接支配权。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人即对承包土地享有直接的管理、占有、使用的权利。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享有的直接支配权,是任何第三人,包括土地所有人都不享有的。任何人,包括土地所有人都无权干涉承包人对承包地行使直接支配的权利。否则即为违法。第三,收益归承包人享有。依照现行法律和承包合同的规定,承包人在承包地上耕作、养殖、放牧等取得的收益,在交纳承包费用后的其余部分,全部归承包人享有。可见,农村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全部特征,属物权的范畴。(2)农村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农村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定的物权,即是他物权;并且,是以对承包地的管理、占有、使用、收益为目的的他物权,故是一种用益物权。
我们知道,物权,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既然农村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物权,是财产权利,那么,当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死亡后,承包权理所当然地成为遗产,成为继承的标的。继承人是可以继承承包权的。
2.法律依据。1985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简称继承法)第4条规定:“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虽然通常以户为单位签订,但农户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承包人,而且,每一个承包人承包的土地面积,应交纳的承包费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说,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实质上是个人承包。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只要法律明文规定允许继承人继续承包,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承包权就允许由继承人继承。可见,我国继承法并不排除承包权的继承,只是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法律明文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1993年7月2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简称农业法)第13条第4款规定:“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此条规定,满足了继承法第4条关于“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条件。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我国公民从1993年7月2日起,即享有了对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继承权。
(三)驳论
1.承包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承包人对承包地不享有所有权是事实。但承包人的继承人在承包人死亡后,继承的不是承包地的所有权,继承的是设定在承包地上的承包权即用益物权。所以承包地不是承包人的私有财产,并不影响承包人的继承人继承承包权。
2.合同关系不能继承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承包人的继承人继承的不是合同关系,而是农地承包权。因此,以合同关系不能继承为因,推定农地承包权不能继承是毫无道理的。
3.如前所述,农地承包权具有物权的全部特征,是一种他物权。具体地讲,是一种用益物权。既然农地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当然也就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是依法可以继承的。所以,那种认为承包权是非财产权,不属于继承范围,不能继承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4.否认农地承包权可以继承的第4条理由可概括为:“承包权为家庭成员共同享有。个别家庭成员死亡,其他家庭成员应当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发包方也必须按约定履行,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的观点。首先,此种观点无法律和政策依据。我国有关农村承包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中,从来没有此种规定。其次,此种观点没有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因为,从理论上讲,该观点是建立在农村承包户中每一个家庭成员均享有家庭承包权的全部权利,承担交纳全部承包费义务基础上的简言之,是建立在家庭整体承包基础上的。当然,我国农村承包的实际情况是,在以家庭的名义进行的农地承包中,并非每一个家庭(不管人口的多少)承包土地的面积、交纳的承包费都相同。承包地的面积和交纳承包费的多少是按人头确定的。即在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每一个集体组织的成员(即每一个人)承包土地的面积和应交纳承包费的数额都是明确的、相同的。家庭人口多的,承包土地的面积大,交纳的承包费也多;家庭人口少的,承包土地的面积小,交纳的承包费也少。每一个集体组织的成员承包的那一份土地,是其基本的经济来源和生活的基本保障。由此可见,农村承包实质上是个人承包,并非家庭整体承包。将我国农村承包视为家庭整体承包的观点是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的,因此也是不能成立的。
农村承包权的继承人范围、继承原则及继承的方式方法
(一)农村承包权继承人范围的确定
在解决农村承包权的继承问题时,考虑防止农地零碎化、防止农地荒芜、防止农村集体经济受损失三个方面的因素无疑是应当的、正确的。但是,为达到防止农地荒芜、防止农地零碎化、不使农村集体经济受损失这三个目的,就以剥夺多数继承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会极大地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认为,农村承包权继承人的范围,应依照继承法有关继承人范围的规定确定,不受其他任何限制。具体地讲,继承人的范围包括继承法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当然,只有在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或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放弃继承时,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才能实际继承农村承包权。以现行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范围为农村承包权继承人的范围,可以通过灵活的继承方式来解决防止土地荒芜,防止土地零碎化,防止集体经济受损失的问题。
(二)农村承包权继承的原则
从性质上讲,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是一种物权继承。因此,必然无条件地遵循继承法规定的继承的一般原则。又由于农村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与财产所有权和债权的继承比较起来,有显著的区别。故对农村承包权这种特殊的物权继承,还必须遵循若干特殊的继承原则。
1.一般原则。包括:(1)男女平等原则。在继承问题上男女平等是指男女均有继承权利;在分割遗产时,不因性别的不同而多分或少分。若分割遗产的其他法定因素相同,仅是继承人的性别不同,那么,原则上不同性别的继承人应当分得数量相同的遗产。(2)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权利义务一致是指在法定继承中,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多少,原则上应当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义务的多少相一致。在均有条件和能力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下,谁对被继承人尽的赡养义务多,就应多分遗产;谁尽的赡养义务少,就应少分遗产;谁没有尽赡养义务,法院就可以判决不分给他遗产。(3)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实行特殊保护。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下,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应当多分遗产;在遗嘱继承的情形下,如果遗嘱未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遗产,将全部遗产用遗嘱的方式指定其他继承人继承时,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后,其余的遗产才依遗嘱继承人继承。
在解决农村承包权的继承问题上,坚持上述三个一般原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确定继承人的范围;二是当继承人为2人以上时,确定各继承人实际应当继承的农村承包权的多少和有无。
2.特殊原则。(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即在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确定继承人均享有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承包权的客观状况和继承人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确定承包权的继承方式、方法,不能照搬财产所有权性质和债权性质继承的方式、方法,力争农村承包权继承的最佳社会效果。(2)有利于发挥农地经济效益的原则。此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基层组织)在处理(调解)农村承包权继承纠纷的过程中,要以此作为衡量调解或判决方案是否恰当的标准。(3)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防止土地进一步零碎化原则。农地实行规模化经营,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农地的过份零碎化,不仅不利于生产经营,而且也必然影响农地经济效益的发挥。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农村承包权继承纠纷的过程中,在提出、设计继承农村承包权的判决或调解方案时,在确定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方式时,必须坚持有利于农地规模经营、防止土地零碎化的原则。违背此原则的继承方式、方法和判决、调解方案,都是不科学、不可承的。(4)尊重承包人的财产权利原则。因为承包人享有的农村承包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尊重和保护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享有的物权权利是我国法律的基本要求。坚持此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中,一是切实保护继承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若遇组织或公民侵犯他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时,应排除防害,制裁侵权行为;二是有遗嘱继承时,在遗嘱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应保护遗嘱继承人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权。上述四个特殊原则,适用于根据一般原则对农村承包权的继承问题进行衡量后,承包权的继承人仍有2人以上的情形。也就是说,特殊原则适用于承包权的共同继承中,具体地确定农村承包权的继承人,以及各继承人继承承包权的方式、方法。
(三)农村承包权继承的方式方法
根据农村承包权继承的特点,在不违背前述农村承包权继承的特殊原则的基础上,当农村承包权的实际继承人为2人以上时,可采用如下继承的方法:
1.共同继承。此种方式主要适用于:(1)继承人所继承的农村承包权不宜分割,如果强行分割,会导致土地零碎化,或大大影响所继承农地经济效益发挥的情况。(2)继承人愿意共同继承。共同继承的具体方法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数个继承人共同承包、共同投入、共同经营、共同承担承包费,定期分配承包收益。此种共同继承的方法,从继承的标的看,适合于耕地、水面、荒地、林地、果园等承包权的继承;从继承的主体看,适合于各继承人生活在同一经济组织(如继承人都生活在同一村、同一社的)或各继承人居住地距继承的承包地较近的情况。因为各继承人居住地距继承的承包地较近,才便于继承人共同承包经营,发挥承包地的经济效益。二是由继承人轮流承包。此种继承方法是指各继承人轮流承包一定的时间,承包期内的收益归承包者,承包费亦由承包者交纳。轮流承包的期限可长可短,但最短不得短于一年。耕地、渔塘等每年收获一次的承包权的继承,可以采用此种共同继承的方法。
2.分别继承。此种继承方式是指各继承人分别继承一部分承包权。分别继承只能适用于所继承的承包权分割后不会使农地零碎化,不影响其经济效益的发挥,且各继承人又不愿共同继承的情形。具体地讲,对荒地、林地、果园承包权的继承,一般可采用分别继承的方式;所继承耕地面积比较大的,也可以采用此种继承方式。
3.部分继承人继承。此种继承方式是指将承包权确定归部分(或某一个)继承人继承,由其继续承包。继承承包权的继承人给其他继承人适当的经济补偿。对于既不适合共同继承,又不宜分别继承的农村承包权的继承,可采用此种继承方式。采用部分继承人继承方式时,应当注意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1)恰当地确定承包权实际继承人。一般情况下,应将从事农业,有能力且便于经营承包地的继承人确定为实际继承人,以利于充分发挥承包地的经济效益。(2)确定适当的补偿数额和补偿方式。在确定补偿数额时,应当考虑所继承的承包权的承包期限的长短(即承包人死亡时,剩余的承包期限的长短),继承人正常承包经营情况下的正常收益,实际继承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使补偿的数额公平、合理。关于补偿的方式,应当根据实际继承人的经济状况和承包项目的收益周期等因素,确定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但在一般情况下,应确定一次性补偿,以免节外生枝,导致执行困境。
一、保险受益权适用范围之争
保险受益权究竟应适用于哪些险种之中,可谓仁智互见。依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三款之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言下之意,受益权亦即受益人依照人身保险合同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可见,《保险法》是将保险受益权与受益人严格定位于人身保险合同之中的,而与财产保险无涉。此种观点正是保险法、保险学中主流观点。揆其理由,杨仁寿先生解释云:“财产保险契约之性质,既在‘禁止得利’,则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损害填补人不得因而得利,除被保险人之外,别无所谓受益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属同一人,称之为自己利益保险。要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不属同一人,则称之为他人利益保险。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除被保险人之外,并无另有受益人存在。”[1]
另有学者在论述受益人、受益权存在意义时,主张受益人制度仅于死亡保险中存在,而在生存保险中,领取保险金的权利只能由被保险人享有,于被保险人之外并无受益人存在之必要。[2]
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就财产保险合同中可否存在受益权范畴之争执,持肯定观点。他们认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如甲以自己的货物订立水险合同,而以丙为受益人,有何不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为第三者设定权利的行为,应该允许。”[3]
笔者认为,人身保险,包括人寿保险(生存保险、死亡保险、生死两合保险)、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常有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之要件,因此,除被保险人之外,尚需有受益人存在之必要,以免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无人受领保险合同上之利益——行使保险金赔付请求权,而与投保初衷相悖。此为受益人(受益权)制度由来之始因。因此,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之保险合同中存在受益权、受益人范畴,当无疑义。至于生存保险有无受益人、受益权范畴存在之必要,笔者持肯定见解。理由有三:其一,此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处分自己私权的行为且未损及任何第三方利益。而“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个人自由权具有对其他价值——机会均等、一般福利、社群、家庭等价值——的优先性。”[4]法律无由禁止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基于内心真意而利他之私权处分行为。其二,尽管此时直接受害人为被保险人,但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当自己发生保险事故时能给受益人提供一份保障,所以此时的受益人多少亦有间接损失,可以说,这并没有根本违反生存保险合同之目的。其三,保险事故(即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发生后,大多数被保险人将因为身体欠佳而不便亲自行使请求权,此时由受益人行使请求权,当可减少交易成本——既可避免烦琐途径(如寻求),也可迅速得到补偿。
而财产保险合同,亦断非毫无受益权范畴存在之余地。众所周知,受益权系专属于受益人之独立债权,其行使无须经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同意,受益人亦于保险诉讼中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基于受益权之独特性,实践当中不乏有人以自己的财产投保,而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如此,一则可以减少资金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二则可对特殊债权人予以特殊保护,免除保险金为其他债权人瓜分之虞。鉴于此,保险法毫无理由否定财险投保人转让自身权利于第三方行为之法律效力。
综上,受益权实现的典型氛围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但也不能排除其于生存保险、财产保险存在之可能性与必要性。故建议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三款修改为:“受益人是指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或者依本法第六十四条享有法定受益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二、保险受益权之定性分析
保险实践中许多争执皆因误读保险受益权性质而致。笔者以为,保险受益权之法律性质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界定:
⒈保险受益权是综合性权利
权利以其标的物为标准,可分为非财产权和财产权。前者指与权利主体的人格、身份有不可分离关系的权利,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后者指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可分为债权、物权及无体财产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保险受益权,通说认为就是保险金请求权。[5]因受益人并非继承投保人地位之缘故,保险费返还请求权、责任准备金返还请求权及利益分配请求权等,原则上仍属于投保人,受益人不能享有。此外,受益人既不得行使合同解除权,亦不得与保险人合意而使该保险合同消灭。而这其中“保险金请求权”显然为一经济性权利,并可与权利主体相分离(例如受益权之丧失、变更),因而,当为一财产权利。
另一方面,保险受益权并非仅仅以保险金请求权为限,它还包括知情权,即知悉保险合同履行情况的权利,亦即受益人享有了解合同当事人、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享有了解查阅与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权利。此项“知情权”为受益人基于受益权主体资格而享有的一项权利,乃存在于一定身份关系上之权利,为非财产权无疑。
一言以蔽之,保险受益权为一项综合性权利,既有财产权性质的保险金请求权,亦有非财产权性质的知情权。
⒉保险受益权是债权上请求权
以权利之作用为划分标准,可将权利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其中,请求权为权利人得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由基础权利而发生,必先有基础权利,而后始有请求权。受益权请求权的基础权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对保险人的债权。因“债权上请求权系从债权成立时当然发生”,[6]故受益权之取得时期,除保险合同另有订立外,则为保险合同成立之时;若于合同成立后指定者,则自指定之时,该被指定之第三人即取得权利,并不需其作同意受益之表示。所谓不须第三人作受益之表示者,并非强制该第三人非受益不可之意,故不惟该第三人可拒绝其权利之取得,即便取得后亦允许其抛弃之。
⒊保险受益权是期待权
权利以其成立全部要件已否具备,可分为既得权与期待权。已具备全部成立要件的权利亦即具备现实性之权利,属于既得权。一般的权利属之。反之,“权利发生要件之事实中,惟发生一部分,其他一个或数个事实尚未发生时,法律对于将来权利人的所与之保护,谓之期待权。”[7]亦即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权利。受益权作为一种期待权,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具体实现,而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这种期待权往往还会因为变更、丧失等事由而随时被取消。当然,受益权由期待权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时,仅有保险事故发生是不够的,还须具备受益人后于被保险人死亡等要件。“毫无疑问,受益人只能比被保险人活的时间更长才能获得保险所得”。[8]如果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除另有约定外,其受益权就会因此丧失,保险金的请求权仍归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可以另行指定新的受益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受益权虽是一种财产权,但其却不能作为受益人的遗产而由受益人的继承人予以继承。只有保险受益权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时,才能像一般的财产权一样被列入遗产继承中。受益权作为期待权,还使得受益权的转让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受益权转让必须先经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或者保险合同原先就载有允许转让的条款。否则,转让无效。这种限制,仍然是从受益权的实现必须有保险事故发生这一点来规制的,如果没有被保险人的同意或事先授权,就允许原受益人将受益权转让给第三者,这无疑将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概率。
⒋保险受益权是固有权
从受益权之取得而言,受益权是原始取得,抑或继受取得?理论界意见难达一致。通说主张,“受益人权利之取得,系原始取得,并非继受取得。”[9]但亦有学者认为,“受益权之取得,原本是据保险契约利益之第一受益人(要保人)之自由意志,因权利之无偿让渡而取得,故在性质上仍属继受取得。”[10]
笔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受益权为受益人从被保险人那里继受而来,但实则不然。受益人所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属于固有权,并非继受而来。当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属一人时,受益权之固有性不言自明;即使当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不属同一人,受益权之固有性也无疑问:因为此种保险合同为利他合同,而受益权之本质是本于合同而发生。
三、保险受益权与继承权之辨析
继承权是继承遗产的权利。根据继承法继承的遗产,是被继承人生前合法所得的积累,包括实物和货币等多种形式。在被继承人生存时,这些合法所得作为其财产而存在,只有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才成为遗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遗产以继承关系为限,只有与被继承人存在继承关系的自然人才能取得继承遗产的权利;继承法中有代位继承和转继承制度,继承权可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继承遗产必须以尽义务为前提——只有在清偿了死者生前债务、税金之后,继承人才能继承;对于遗产,债权人——而非继承人——有优先请求权。
保险受益权与继承权都是一种期待权,两者都具有排他性,并且都存在丧失的可能性。但二者之法律关系截然不同。首先,保险受益权受保险法调整,继承权受继承法约束。其次,主体不同。保险受益权的主体是受益人,而其产生有指定、法定两种[11],其资格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限制,自然人、法人均无不可,胎儿也可作为受益人,但法定受益人在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中产生,只能由自然人充任;而继承权主体为继承人,其产生方法有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两种,但一律由自然人充当。再次,受益人与继承人之义务不同。受益人除了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和证明的义务之外,不再承担其他义务[12];而继承人的义务包括清偿被继承人生前债务和应当缴纳的税款以及遗嘱继承所附义务。因此,“受益人纵同时为被保险人之继承人者,其所应领之保险金,亦为其固有财产而非继承财产,斯时该受益人(基于继承人之资格)为限定继承时,则其所领之保险金,便不在被继承人之债权人之执行范围以内。”[13]保险受益权制度之优越性可见一斑。此外,二者在权利的来源、权利的移转以及权利行使障碍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差别,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对于有指定受益人的保单,受益权不同于继承权,保险金不能作为遗产,各国立法以及理论界的认识基本统一,但对于无指定受益人的保单,保险金能否等同于被保险人之遗产,则存在争执。我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亦于其第113条规定,“死亡保险契约未指定受益人者,其保险金额作为被保险人之遗产。”而1988年3月24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问题的请示”,认为“未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或赔偿。”
笔者以为,上述立法及司法解释殊值商榷。在通常情况下,受益人仅存在于人寿保险方面。投保人寿保险的目的,是被保险人为其亲属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免遭经济上困难,以其生命、身体为保险标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给被保险人之亲属。美国著名保险学教授侯伯纳(S.S.Huebner)先生指出,“一个人生命的经济价值体现在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之中。正如古语所言:”人不能独立存在‘,相反,他是为别人的利益而活着。在任何时刻,生命的延续都应该有利于他人、家庭后代、商业团体或慈善机构。人寿和健康保险的必要性也在于此。“[14]因此,即便是在没有指定受益人,而是以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为受益人的情况下,继承人之间分配保险金,属于对共有财产分割领受,而不是作为遗产来继承。更言之,当法定继承人成为受益人之后就不再以继承人身份,而是以受益人身份领受保险金而不是继承遗产,从而法定继承人以受益人之身份行使受益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亦不课征遗产税。据此,建议我国《保险法》第64条删除”遗产“一词,以”法定受益人“等语词替代,以便更好地保障被保险人遗属之权益,实现保险之初衷。
注释:
[1]杨仁寿:“从财产保险契约之本质论为他人利益保险”,载中国台湾地区《法令月刊》第46卷第9期,第5页。
[2]参阅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计红:“保险受益权初探”,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45页。
[3]郑玉波:《保险法论》,中国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4]莱利斯。雅各布:《民主视野》(中文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5]覃有土、樊启荣:《保险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6]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7]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8][美]特瑞斯。普雷切特等:《风险管理与保险》,孙祁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9]陈云中:《保险学》,中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2页。
[10]尹田主编:《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273~274页。
[11]李宝明、鞠维红:“论受益人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保险研究》1998年第7期,第39页。
[12]参阅我国《保险法》第22~23条。
[13]陈云中:《保险学》,中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2页。
小利的父亲早逝,一直和妈妈相依为命。从读书时的奖学金到工作后的工资、奖金等,妈妈都以小利的名义存进了银行。
前年年初,小利带男朋友回家,却遭到妈妈的反对。但小利执意要和男朋友在一起,母女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去年年初,小利为了筹备婚礼,想取出由妈妈保管的22万余元存款。结果却令她大吃一惊,妈妈竟然在几个月内分批将这笔存款全部取走。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小利只得将妈妈告上法庭。庭审中,小利表示,为报答养育之恩,自愿给付妈妈5万元,但要求其返还17万余元。妈妈辩称,22万余元中包含了亲戚给小利的压岁钱、自己的退休工资结余、小利每月交出的生活费、保险合同到期给付金等。因此,22万余元包含了自己和小利的收入,且其中属于小利的款项,小利已赠与了自己。后因纠纷,小利的男友将自己打伤,故上述款项已被自己用于购买冬虫夏草、助听器及其他开销。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应返还原告17万余元。
本案从法律关系上讲属于保管关系的纠纷。本案争议的这笔存款,无论其来源是由什么费用构成,它以小利的名义存在银行,属于小利所有是小利和其母亲事先达成的共识。小利的母亲只是这笔钱的保管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在保管期间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保管物,保管人不仅无权擅自处分保管物,而且有义务按寄存人要求返还保管物。因此,小利的妈妈拒绝返还这笔存款是不合法的。当然,小利作为该笔存款的所有人,对该笔款项有处分权,她主动表示从中给付5万元给妈妈是应该给予认可的。所以,法院判决支持小利的诉讼请求,由被告返还原告17万余元是合理的。
存入岳母账户的钱应该归谁
刘某与秦某原系夫妻。2008年至2011年,妻子秦某到美国务工,两地分离让夫妻关系产生裂痕,2012年刘某、秦某离婚了。2010年,妻子秦某回国探亲时曾带回2万美元,夫妻二人用岳母的身份证开户,将钱存入银行,随后秦某将存单交给了自己母亲,期满后其母亲将本金及利息取出。离婚诉讼中,刘某坚称这2万美元只是因为当时夫妻闹矛盾,暂交岳母保管,为原夫妻共同财产,应分得其中一半,而秦某则认为这钱是夫妻二人赠送给母亲的。为此,离婚后刘某向法院,称其岳母取走该款属于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其中的一半,即1万美元。其岳母辩称,刘某夫妻曾讲明该款归她养老使用,应属赠与。
后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刘某的诉请。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某与秦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秦某母亲的名义存入银行,并交给秦某的母亲保管的这笔款项,其性质是赠与还是代为保管。这笔款项是秦某在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应当属于刘某与秦某共有的财产是不错的,但如果他们当时将它交给秦某母亲的行为是赠与,该笔存款的所有权就转移了,刘某就无权主张获得其中的一半;但如果他们当时仅是交给秦某母亲代为保管,秦某母亲就有返还的义务。
那么,究竟应该认定是赠与还是保管呢?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的情况。那么,就只有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来处理本案。本案的原告(即主张人)是刘某,当证据不足时应由刘某承担败诉的后果。再加上当时这笔款项存入银行的时候就是以秦某母亲的名义存入的事实,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继女取走继父存款,是否应该归还
蔡先生和小雯是继父女关系,蔡先生与小雯的妈妈左女士结婚时,小雯刚两岁。去年1月,蔡先生与左女士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约定双方名下的存款及生活用品归各自所有。去年6月,蔡先生发现在自己离婚后的住院期间,小雯将其家里的银行存款单拿走,取走了其名下的166万余元存款。蔡先生认为,小雯未经自己的许可而私自将自己的银行存款取走,侵犯了他的财产所有权,于是蔡先生将小雯告到法院,要求小雯归还银行存款166万余元及利息。
庭审中,小雯称自己取走的166万余元存款系继父蔡先生赠与自己的。小雯说:“我作为他的女儿,和他生活了20多年,感情一直很好,后来我因为身患严重疾病,作为父亲的他为了我将来的生活及治疗考虑,就给我存款100多万元,该钱一直由我保管,也是我设的密码,我经过了父亲的同意才将钱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内。”同时,小雯称根据相关证据,蔡先生对于赠与自己的财产是认可的,因此蔡先生编造各种理由予以反悔,索要争议的存款没有法律依据。
本案中小雯取走的存款是其继父蔡先生赠与小雯,并已经由小雯保管的钱款,对这一事实原告蔡先生并没有否定。所以,这个案件实际上是蔡先生对先前的赠与行为反悔,要求撤销的案件。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的撤销有以下两种情况:
任意撤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但在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合同。
法定撤销。赠与合同中,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即丧失了任意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但在以下条件具备时,赠与人仍可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法定权利,即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本案显然不符合这几类情况,因此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蔡先生的诉讼请求。
老人去世前他人取走的存款,
继承人能否要回
文秀今年刚四岁,不幸的是,2011年,文秀的母亲因病去世了,没过几个月,文秀的外婆也因病去世了。由于文秀的母亲是独生女,而文秀的外公也早几年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文秀就成了外婆唯一的直系血亲,拥有了法定继承权。文秀的外婆家境富裕,除了拥有房产之外,银行账户内还有共计人民币386万元的巨额存款。为了治病,文秀的外婆在生病期间陆续从银行取出了80余万元,并且立下字据就自己后事的处理及房产问题做了安排,但没有涉及到其他的财产。在文秀外婆病重期间,主要是她的姐姐和弟弟两人在照料,身份证和银行存折也是交给两位老人保管。
文秀外婆去世后,文秀的父亲找到两位老人,要求作为文秀的法定人继承遗产,却意外发现两位老人在文秀外婆病重期间,从银行取走了270余万元。目前,银行账户中只留下了30万元左右的存款,两位老人只同意这30万元作为遗产由文秀继承。为了维权,文秀将两位老人告上了法院。
最终,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了文秀的继承权,并判决两名被告返还已经取走的存款。
本案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立有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来处理。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法定继承是按照继承顺序,先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时才由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同时,《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本案中,文秀母亲先于文秀的外婆去世,文秀依法成为其母亲的代位继承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外婆的遗产。法定继承具有排他性,即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就没有继承权。因此,被继承人的姐姐和弟弟没有其遗产的继承权,其私自从文秀外婆账户中取走的钱应当依法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