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汇层面看中国英语的翻译策略

摘要：中国英语兼具英语的特点和汉语言、文化的特质。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语言间的交流与渗透，更是包涵语言在内的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基于中国英语鲜明的词汇特征以及中国英语借助翻译手段而得以形成的机制，词汇翻译可用音译、义译、音义译及解释性翻译等方法，并据“适宜”原则根据实情作出合理选择。

关键词：中国英语；音译；义译；音义译；解释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081―04

在汉译英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中国特有的事物和现象，此时我们无法在英语中找到现成的表达，只能结合我们已有的英语知识，以及该事物或现象的内容或特征来加以表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能完全接受这样的合乎规范的英译结果，并因此而了解中国独有的文化因子，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英语。李文中曾对中国英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汪榕培在分析中国英语的性质时谈到：“中国英语作为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从其性质上来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是其核心；另一方面，中国特点(用语言学术语来说是‘中国当地化的成分’――nativization或indigenization)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汪还进一步断言：“‘中国英语’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特有的文化社会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英语兼具英语的特点和汉语言、文化的特质。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语言间的交流与渗透，更是包涵语言在内的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近年来，英语大家族中的中国英语受到西方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英语词汇中的中国英语词汇在数量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高超认为：“中国英语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句子和篇章等层面，依赖于语音、词汇和语义的结合；其中词汇层面的特征最为显著。”管廷祥认为，“中国英语实际上是运用各种翻译手段，以规范英语为核心，将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翻译成的英语。”基于中国英语鲜明的词汇特征以及中国英语借助翻译手段而得以形成的机制，本文拟从词汇这一最直观的角度来谈谈中国英语的翻译策略。

一、音译

音译法基本上是对汉语词汇作纯粹的拟音处理，用发音近似的英语来翻译汉语。这是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最常用的方法。中西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有些事物和现象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或即使做出解释，也不易为操英语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此时不妨采用音译法，这一译法至少保留了声音。音译法使用范围最广，由此引入的汉语外来词数量也最多，如feng shui(风水)，tai chi(太极)，阴(vin)，阳(yang)，guanxi(关系)等等。单纯使用音译法的结果便是，用于译音的英文字母组合、单词或词组不再保有其自身的原意，而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如，tofu(豆腐)中的to没有表示方向、程度、范围、对象、目的等意思；yamen(衙门)中的men不是男人的复数形式；yukin(月琴)中的kin也不代表亲戚、家族等。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汉语方言可以按照其差异程度层层划分下去，因此，中国英语中有好些词并不是依照纯正的汉语普通话发音，而是由粤语、闽南语发音翻译过来的。例如，dim sum(点心)、won ton(馄饨)等的来源就是照搬其在粤语中的发音。音译词还有一类是来源于威妥玛拼音(Wade-Giles)，习惯上叫威妥玛拼法，又称威玛式拼音、韦氏拼音、韦式拼法，是由英国人威妥玛在1870年代和Herbert Allen Giles发明的。威妥玛在华期间，编写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时创造的以拉丁字母拼写与拼读汉字的方法。威妥玛拼音一般用于早期进入英语的汉语词汇，如：kowtow(叩头)、mahjong或mah-jong(麻将)、Kuomintang()。音译词由于只复制原词的声音，而丧失了意义的传达，但这种方法最简单，也最容易操作。在西方人初次接触这些英译词时，由于无法感知其义，难免云里雾里一般，但音译词中的大部分是从几百年前沿用至今的，可谓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不少西方人来说，这些音译词已耳熟能详，这就足以证明汉词英译的方法无所谓高低贵贱，只要其有利于中外交流、中国文化的传播就足矣。诚如孙致礼所言：“翻译方法无好坏之分，凡有利于人们交流沟通、成功进行语言实践的翻译即为成功的翻译。”

二、义译

尽管翻译无定则，但利于交流、沟通还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说，如果源语本身意思比较明白，译语在保持源语形式的同时也能传达出同样明白之义；或者源语的意思不宜用目标语直接表达，而是经过解释后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更着重于意义的翻译，而表面文字则在其次，这两种情况都不妨考虑语义翻译(简称义译)。义译是笔者在此用以表示与音译法相对的一种翻译方法，它包含我们通常所说的直译和意译。作为义译两种主要方法的直译和意译，二者互为补充，有些译词是两种方法并用的结果。

1　直译。直译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源语转换成目标语。译语不仅传达源语的内容，还尽可能完整地保留源语的结构形式。在译语能够被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直译可算是忠实程度最高的译法，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复制了原语的词义，保留了原语的原汁原味。例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to fish introubled waters (混水摸鱼)，vegetable basket proiect(菜篮子工程)，iron rice bowl(铁饭碗)，the open door policy开放政策，one country，two systems (一国两制)，seek truth from facts(实事求是)，dark horse(黑马)等等。

在我国，鲁迅是典型的直译和硬译的倡导者。鲁迅主张直译有两重考虑，一是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二是为了保持原作的风貌。“易解”与“丰姿”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此外，鲁迅倡导直译也有改良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考虑。在鲁迅看来，传统汉语句子短促，句式简单。而一种语言，若要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就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因此，鲁迅在翻译时没有把原文的长句拆散，化为几句，甚至也不太颠倒语句的前后次序，就在于他想把西文的长句结构移植到汉语中来，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而日本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学习西方、改造本国文句的成功范例。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的“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输入新的表现方法，以

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当年，鲁迅输入西语语言和文化作为改良中国文化的良方；如今，中国英语也成为介绍和输出华夏文明的桥梁。金惠康认为，“中国英语”能够填补不同文化之间的“词汇空白、文化空白和中国意念的空白”、能够“借助汉语表达法、句法、修辞、篇章结构以及认知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风情风貌、人文地理和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种种中国讲法”。

在顺、信不可兼得之时，鲁迅宁取信而舍顺。而在音、义不能兼顾时，若达义不难实现，那么，我们认为，取义舍音应是理想的选择。孙艺风从技术层面上肯定了直译的价值，他认为：“循规蹈矩的‘直译’通常能够减少阐释活动，伴随的好处是，‘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诚然，直译可以让英语的汉译更有洋气；同样的道理，直译也可以让汉语的英译更有汉味，汉英翻译的异化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赵明颇为认同直译法，他认为：“恰当的直译在传播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确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译者应在表达得体自然的原则指导下，在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前提下，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用英语普通词汇进行重组或构建包含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思维方式或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组合或句式，使译文简明有效、新颖自然，颇具异国情调和特色，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感和求异心理。”何自然在对用英语表述与我国国情有关的用语时提出了“语用移情”这一概念。他认为，像youth waiting for jobs(待业青年)，iron rice bowl(铁饭碗)这些例子只要操英语的本族人“排除民族、文化差异的偏见，在交往中乐于语用移情，他们是会逐步接受这种英语变体的。可以说，“语用移情”也是中国英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依据。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若要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直译法不容小觑。直译能保留汉语的语言特点、保存文化特征，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并能够丰富英语的表现法和表达力。

2　意译。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若源语的意思不宜用英语直接表达，就需要在解析之后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意译。意译更着重于意义的翻译，而不拘泥于表面文字。在忠实源语意思的前提下，意译法可以摆脱源语结构的束缚，使译语符合译人语的规范。例如，love me，love mvdog(爱屋及乌)，to grow like mushmoms(雨后春笋)，one stone，two birds(一箭双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译法，其意图是使译词更贴近译入语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习惯。在上述例子中，无特殊文化内涵的英语习语恰好传达了汉语习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汉语言和文化的踪迹已无处可寻了。尽管该译法借用修辞手段传译了源语的修辞语义，但源语中所含的字面语义丢失了，因而忠实程度较低。金陧认为，这种语义调整是“无可争辩的”，“由于两种语言中有关的语言习惯或语用关系都已固定，所以不调整必然引起误会或不理解。”“调整之后，语义虽然和原文不同了，所指却是一致的，即所表达的事实不变。”然而，也有学者对其是否属于中国英语提出了异议。涂秀青认为，中国英语的本质在于它是中国特有文化与规范英语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要尊重英语普遍的语法规则，符合“可理解、可接受”原则，另一方面它要能反映出中国的文化及语言特色，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和汉语言特色的目的。因此，涂在认同中国英语“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重要性的基础上，认为必须加上“文化依附”中的“汉文化依附”与“汉语言依附”两个原则，而且只有三个原则同时具备才是中国英语。她认为，中国英语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用规范英语反映特有的中国文化与事物。如果为了“可理解和可接受”原则而放弃对中国文化及其载体汉语言的反映，那这种译文就不是中国英语，而是规范英语。笔者认为，正如英语中有许多来自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等各语种的借词一样，中国英语也应该允许向英语借词，因此，严格说来，合乎英语规范的、代表和反映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现象的语言只是中国英语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译法主要用于引进能够反映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现象的词语，例如，the Summer Palace(颐和园)，the Scholars(儒林外史)，Dragon Boat Festival(端午节)，Lantern Festival(元宵节)等等。上述例子中，尽管源语的字面语义丢失了，但译语毕竟反映了中国所特有的人文景观和文化现象。

三、音义译

音义译也就是半音半义法，即将原词一分为二，一半音译，一半义译，构成音义合成词。例如Chinarose(月季花)、Chinese calendar(阴历)、beijingopera(京剧)、sunyatsen jacket(中山装)、silk road(丝绸之路)等在翻译时都是采用音义译结合法。分析此类词语，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来说，译者对于源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采用了音译法；而另一部分往往是在中西方具有普适性的事物或现象，因此，中国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和英语文化兼收并蓄的体现。音义合成词的译法一般要求译者具有较好的中西学养，由此才能在源语的拆分和翻译上游刃有余。

近年来，音义合成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taikonaut。这个词是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该词的前半部分“taiko”源于中文“太空”的拼音，而它的后缀部分“-naut” (希腊词根“航行者”之意)与美语中“宇航员”一词“astmnaut”的尾缀完全一样。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就是“太空航行家”或者“宇航员”。cosmonaut是俄语中“宇航员”一词的音译，美语中因而有了用以指宇航员的astronaut。由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又出现了taikonaut一词，这是对中国航天事业和宇航员的极大的尊重和鼓励。这个词堪称中西合璧的产物，它比音译词“taikongren”(太空人)又更胜一筹。

其实，不仅是音义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而成的词，译者应当按照该合成词语素间的结构方式和语义关系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法。首先，判断哪些词在翻译时需要分而译之，哪些词不必分，可以合而译之。接下来，再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音译、直译、意译可以形成多种组合方式，不同的方式产生不同的翻译效果。这类似于西方翻译界尤金・奈达等人倡导的“成分分析”过程。“成分分析法也称语义特征分析法，就是把一个词的语义特征分解出来，在翻译中恰当地表达出来，以提高翻译的精确度。”

当然，对于一些简单的词语翻译，语义分析及翻译是不假思索的，两者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完成的；而对于一些复杂或者看似简单实则颇有讲究的词语，语

义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四、解释性翻译

汉语中出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术语对于操英语的人来说可能会因为缺乏一定的背景知识而难于理解。此时。译者需要充分把握源语的内涵和实质，做出必要的解释，以便让读者领会其中的意义，这尤其适用于一些缩写词的翻译。如：ThreeRepresent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s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onforces，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 cultUle and the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ty ofthe people in China (三个代表)，The Four Cardinal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the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the leadership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Marxiti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四项基本原则)。缩写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将缩写词所涵盖的具体内容领会彻底，再将其直接译出。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易给人以拖沓、累赘之感，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操英语的人对feng shui、yin、yang都不再陌生，可见译者对译人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还是做出了乐观的判断。

夏新蓉认为：“随着以语言在不同社会条件下运用、变异为中心的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标准不标准’的问题已逐渐被‘适宜与不适宜’(appropriacy)所取代。”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英语的翻译“标准不标准”的问题也应该被“适宜与不适宜”(appropriacy)所取代，标准英语无法成为中国英语翻译的唯一衡量指标。但是我们可以预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文化缺失所带来的障碍将日渐消解，简洁明了、易于为操英语的人所接受的中国英语，是译者们从事汉译英工作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