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胡适政治伦理思想

摘 要：胡适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用实用主义改善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家庭伦理。胡适的实用主义伦理思想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道德诉求，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资产积极伦理思想趋于完善的标志。以追求个人权利自由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是其改革思想的重点，也是我们研究其实用主义伦理思想的切入点。

关键词：实用主义；民主；权利自由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11-02

一、实用主义伦理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改良

胡适继承了杜威实用主义方法论，并简化成“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字箴言”在其政治生活上的体现就是实行“”的“好政府”的政治改良主张。

胡适认为：“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1]257此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把“好政府”作为一个假设，作为有待检验的工具。那何为好政府呢？需要满足三个特点：第一，政府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工具，政府存在是因为需要这种工具；第二，政府作为一种工具，它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第三，这种工具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胡适还认为我们可以从“好政府”中得到三个益处：“政府”不过是人们用来自治的“工具”，完全应该成为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种“工具”，能满足“公共”的需要，为“公共”谋利益，这就是“好政府”，反之，“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1]260；可使得到民治，我们做主人的人民，政府正是为我们大多数人设立的，应该好好看守政府，如若放任政府，这种“工具”必然要作怪，这便是民主政治之浅论；可得到革命，政府是应用的“工具”，不能适应要求就要更换，改成“好政府”这就是浅显的革命道理。以上三条就是胡适“好政府”的完整阐述。最后，胡适还提出了“好政府”的实行，需要具备的几个条件：首先要明确“好政府”实行的必要性，它是人们系统学习、正常生活、经济发展的保障；其次，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样便于实行；最后就是需要“好人”的配合，组织有目标的运动，并为之奋斗。“好政府”是对政治改良的大胆假设，接着胡适开始了他的政治改良实践。1922年，按照胡适“好政府”的蓝图，在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组成内阁，成立“好人政府”，但仅仅三个月后，内阁内部权力倾轧，贪污丑闻曝光，总理辞职，内阁下台，“好政府”的政治改良思想昙花一现，随即破灭。

胡适不只是信仰实用主义而且还把它运用到政治实践上，“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地步。”[2]603胡适的社会改良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根本解决”，而是主张一点一滴进行，希望通过“平等”、“协商”、“监督”等方法实现社会改良，他运用实用主义伦理方法建立的“好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人们的权力自由，在当时军阀当政时期是不可能的，但其大胆的假设并付诸的实践却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伦理的实质：民主

胡适的民主首先是确定政府和人民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并且要求保证所有公民都有参加政治、表达政见的机会，这种机会还要得到法律保护。这就是他政治伦理思想的实质――民主。

胡适留美期间，亲身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对美国的民主颇为崇尚，表现出自由主义者对立法的钟爱。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胡适就提出：南北议和，恢复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立宪法。胡适认为“‘的政府’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3]。胡适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所以“好政府”实验的失败并没有摧毁胡适对的信心，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成为执政党，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三步走的《建国大纲》，胡适又燃起了在中国实行真正的希望。可是从1928年正式施行训政开始，直到1932年施行仍然是无望，胡适在这期间通过对的批判，要求实行“约法”，建立实行的政府，保证民主、自由。

胡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的疑问中指出：“《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1]429。胡适指出这是因为“中山先生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1]430。所以孙中山希望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但是以胡适看来，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开始接触政治，不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怕出错就剥夺了人民参政的权利，他们需要的就是参政的经验，慢慢地就会把人民参政能力培养好了。由此看出，作为实验主义者，胡适在问题上工具主义色彩也很强烈。他把“政治”作为教育人民参政的工具，把“宪法”作为设定各个政府机关的法定权限的工具，保障人民的权利。“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并套用孙中山的话“中国今日之当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我们深信只有实行的政府才配训政”。通过对训政不设宪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后，胡适了解了不是准备实行“法治国”而是要“党治国”。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不允许来压制人们的自由，权利。胡适接着发文呼吁结束训政，进入有宪法的，使中国真正走入立宪制。

“九一八”事变，使中的许多议员开始思考政治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数赞成结束训政开始实行，决定成立国民代表大会，从各省级地方和职业团体中选取代表组成。可还没有开始，就有马季廉先生发文怀疑的功用，胡适以《问题》一文来回应对的质疑。胡适认为不仅仅是为资本主义而设的，工人代表也可以通过选举成为政治的中心，代表人民治理国家。胡适指出：“我们不信‘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议会政治只是人民举代表来办政治的制度而已”[1]466。胡适认为可以为资本主义所有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有，且是非常适合初次参政的中国人民，所以在中国实行民主是非常适合国情的。“我观察近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1]556。所以胡适认为民主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政治生活习惯而已；其次，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只有从一点一滴学起才可以进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积累的过程是不能越过的；现在我们要实行的宪法应该是容易理解且容易实施的才行。

胡适始终坚信在中国是可行的，适合当时中国政治形势，易知易行，符合从“幼稚园”开始抓起的参政人民，而且只有通过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才能使人民的权利不受侵害。

三、政治伦理的核心：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伦理的基础，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呐喊，建立实行的“好政府”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充分的自由，为人民谋福利，使人民获得幸福的生活。自由和权利才是胡适政治伦理的核心。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年当中的传播，所以自训政开始，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封锁，实行“党化教育”，激起了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的抨击。胡适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一文中指出：“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1]453。当时的政府对人们的思想进行限制，必然使得思想变成“谄媚阿谀”、“牢骚怨愤”的思想。“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无从建设一切。即使有了建设，也只是建在沙土之上，决无永久存在之理”[1]456。思想自由是思想革命的基础，思想革命又是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没有思想自由，国家政治建设无从说起，就保证不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所以政治进步的基础要确保人民的自由。

我们的思想自由由来已久，春秋时代的老子就是批评政府的第一人，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1]736。胡适所提出的民主不仅是执政党的民主，也是少数人的民主，要容忍反对党，同时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这才是近代民主的真正含义。中国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言论、思想以及政治的自由。

事实上，胡适认为一个不能保证“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配称为民主国家。胡适曾说：“争你们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2]606。胡适是把自由权利放在国家前面的，那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个人的自由和人民权利的实现。

“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用胡适的实用主义工具论解释就是：只有人民获得了自由和权利才能真正参与政治，为“”的“好政府”贡献自己的智慧；那实行“”的“好政府”又是为了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的良性互动，就可以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的政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建立起实行“约法”的“”政府，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季羡林.胡适全集：第2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欧阳哲生.胡适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三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