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的社会症候

疾病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久远。自从人类诞生之时起，疾病便如同魔咒一般束缚在人类身上。任何一次大型疾病的侵袭都令人类付出极大的代价，鼠疫、天花、霍乱、登革热、SARS等病疫都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本身便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历史。医学、神学，甚至巫术的发展都证实着人类试图去了解、控制疾病的努力。但疾病为社会科学家所关注，其历史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二十世纪后半期，这同社会理论“重返身体”的诉求有着重要的联系，例如，埃利亚斯将身体视为文化进程的载体，布迪厄将身体视为个体实践的一种资本，福柯则视身体为一种话语与权力的实践场，等。虽然对身体的关注与探究并不直接等同于对疾病的理解与反思，但无论如何，身体与疾病之间所存在的亲和力是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的。人们在将身体纳为社会理论的客体时，亦无法忽视那些镌刻在身体上始终无法祛除的疾病。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正是沿着这种路径向前延伸着：对身体的关注与探讨促使疾病研究深入发展，研究者们开始反思疾病的社会属性以及疾病背后的“隐喻”。

中外社会科学界对于疾病社会属性的探讨基本上是围绕疾病的社会与文化意涵而展开的，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疾病，并赋予其社会性。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和艾滋病等）开始被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当这种隐喻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认可时，疾病的社会属性就变得比其自然属性更加令人关注。由此，疾病的患者便不单单是生物学上的病态与反常，同时亦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病态与越轨。社会学者不仅从疾病的发生学来考据病患背后的越轨（吸毒、性紊乱等）与社会制度结构（公共卫生体系等），也从疾病的发生与治疗来考察社会的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人在患什么疾病，疾病的治疗在不同阶层之间又是否存有差异）。这种以宏观社会文化和结构为基本构架的疾病分析方式，在呈现疾病社会属性时确实为人们开启了洞察疾病与社会的另一扇窗，但是这种分析总不免对疾病有些隔阂——疾病从生活和社区中被抽离，疾病在成为主体时，孕育疾病社会属性的社区和生活反而变得模糊了。在这个意义上，张翠娥博士的《差异与平等：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性别研究》（以下均简称为《差异与平等》）一书打动了我。张翠娥博士经过实证调查，以中国中部农村的艾滋病为例，通过社会性别理论视角的切入，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不同的层次探讨了疾病与家户、村落社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艾滋病的社会症候在家户场域之中给予了新的解释，并分析了艾滋病与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人们对疾病的发生学以及社会属性建构的理解。

艾滋病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福柯之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虽然艾滋病只是在福柯去世（1984年）的前两年（1982年）才被命名，且福柯在患艾滋病死后两年方才公布其真正的死因，但这一事实仍然“令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讶”。在当时看来，“这个与性、血液和有关的疾病不仅‘奇怪’（因为它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理症状都很奇怪），而且是‘外来的’，来自‘陌生人’，它好像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闯到人类这个清洁世界里来的，它的故乡贫困落后，居住着各种道德败坏的边缘人”。福柯这一社会科学界的大师倒在了当时令人惶恐的艾滋病上，福柯一生的学术旨在对权力进行无情的剖析与反叛，最终却终结在这一被权力与道德粉饰的疾病上。大师的倒下并没有令人们勇敢地掀开艾滋病的面纱，没有令人剥离裹挟在这一疾病上的污名。相反，善意的法国人隐瞒了福柯的真正死因，让大师离去后的花环充满了忧伤。因为“污名化”的艾滋病将可能划破大师逝去的哀伤。

疾病的发生在现代临床医学看来是一个正常的躯体被非正常化的过程，是外在于身体的疾病侵入身体，并致使身体变态化的过程。艾滋病的这一“非正常化”的过程则又被视为与性、血液、以及这些“恶”的行为相关联的。桑塔格曾指出在污名化后，艾滋病具有了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作为一个微观的过程，它更像癌症一样被描述为“入侵”；而当描述为侧重于该疾病的传播方式时，就引用一个更古老的隐喻，即“污染”。于是，艾滋病病人则被视为“不正常的人”。而这种“非正常化”的过程无论是在抽象的隐喻分析中还是在实用技术的解读下，人们将难以窥见艾滋病所依附的那个身体，无法看见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由此，艾滋病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生机理也被掩饰了。在《平等与差异》一书中，张翠娥博士以卖血群体中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为例分析了农村艾滋病患者患病过程的社会发生学。在一个主要因为卖血途径而传播艾滋病的村庄中，卖血者的年龄主要集中于二十到四十岁；男性卖血绝大多数开始于婚后，而女性卖血绝大多数开始于产后。与一般人对艾滋病患者道德沦丧的想象不同，这些艾滋病村民的患病经历却正是他们恪守家庭责任的一种后果，他们卖血的行为亦只有回置到其家庭生活的场域之中才能被理解。正如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那样，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需要坚守自己的职责，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承担自己所该承担的义务。在一个家庭之中，未成年的小辈是家庭中需要照顾的对象，他们大多无需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也不必承受为家庭经济作重大贡献的压力，因此这个群体参与卖血和患艾滋病的人很少。大家庭中，卖血者多是家庭中那个必须挑起家庭重担的人，即中年一代。对于刚刚建立的小家庭，因为已经成家，经济困难也不能再依赖父母，因此他们必须承担建设家庭的重任。当缺乏赚钱的机会时，他们就很容易加入卖血者的行列。女性多在生育后卖血，这主要是因为在农村中妇女一般婚后很快就生育孩子，女性承担着生育的重任，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她们是家庭重要的照顾对象，因此女性一般是生育孩子两到三年后才会加入到卖血的行列。在一个缺乏基本医疗防御知识的乡村，艾滋病在卖血者之间肆意传播，艾滋病的蔓延成为了维系家庭生计的一个“意外后果”。因为卖血引发的艾滋病并不是单一的个体事件，而是家户事件，是家户经济决策所引发的未被意料的后果。

由卖血而引发的艾滋病这一事件本身亦从另一个面向呈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在传统时期，人们生活以物易物，生活基本自给，“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所有农人的梦想。1980年代初分田到户后，虽然令农民的粮仓丰满了，但农民货币化的收入增长却并不多。所幸的是，1980—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带来了契机，但这一美好的时光并未长期延续，乡镇企业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红火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整体衰败。乡镇企业的兴衰自然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迁有关联，但对于农村百姓而言，他们确实生生地失去了在家门口赚钱货币化收入的机会。如果说对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家庭而言，粮食还是家庭生计的依据；那么到了1990年代，货币便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追求目标。以农村随礼为例，传统时期谁家生了孩子，亲戚朋友“五斤油条三斤猪肉”便是一份体面的大礼，最为常见的则是将自家积攒的鸡蛋拎去便是。现如今，一些婚丧嫁娶都要用现金随礼，而且价码越来越高。当百姓的一切生活生计都依赖于货币时（生产用肥不再是农家肥，而要化肥；吃草的耕牛被喝柴油的拖拉机替代等），追求货币的最大化便成为家庭生计的首要目的。于是当1990年代乡镇企业衰败时，人们便背井离乡到城市去打工，而那些不愿意背井离乡的人便可能转求自身身体，以卖血作为代价来谋求家庭货币的增长。这也就是张翠娥博士所描绘的农村艾滋病发生与传播的社会动因。

将由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的发生学置于家户经营决策过程中进行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其一是家户经济的收入——消费均衡论，其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而两者本身又是高度关联的。因为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当收入不及消费而引发不均衡时，家庭的劳力则需要不断谋求收入的增长。这种收入与消费的不均衡更多的是发生在新家庭的创立期和成长期，因为新成立的家庭为了自立门户需要独立地承担较之于分家前更多的支出，而小孩未成年前，家庭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偏低也是导致收入与消费不均衡的原因。当家户经济中的收入——消费均衡失调后，耕地无法再补给，劳力增收空间有限时，以卖血的方式增收则成为一种家户理性选择的策略，而外部环境的诱发（正规医院卖血的成本过高与流动黑卖血站的泛滥）则促使了“意外后果”的发生——卖血者感染艾滋病。

基于家户经济理性所作出的卖血行为而导致的感染艾滋病，虽然在家户内部不会面临“污名化”的困境，但其对家户内部的权力关系格局同样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平等与差异》以夫妻之间的性别权力地位为例，分析了患者患病前后家户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化发现，患病方权力地位明显下降，特别是在患病者为男性的家户中，疾病往往会颠覆了家庭中传统的性别关系格局，打破原有的关系平衡，使男性失去了体力、经济优势的同时，也丧失了家庭中的主宰地位。这种关系格局的转变往往会带来适应期间男女双方的矛盾冲突。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并未能顺利度过这种适应期便破裂了。不少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在丈夫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只身外出打工，从此杳无音讯。如下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知道生病以后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为啥，自己觉得很难受，心理压力大，那段时间我们（两口子）经常吵，吵得也厉害，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我不在家，她就偷偷走了。那时候小孩才三岁。她要是大大方方的走也还好了。偷偷走了，说打工了。走了，失去联系了。我们村里也有像我们这样男的得了病女的没得的，那些女的人家大多数都没走。不过人家一般都是四十多岁的。我也想过，我们家情况还是不一样。我们家的那个还年轻，她走的时候才二十多，二十多岁她想的肯定也不一样。你想，她检查了，没有这个病，那会儿，村里的人对这个病都怕得很。我们结婚也才两三年，她以后的日子还长，她就会想得更多些。其实我们这也还有一家，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女的有这个病男的没有。那男的老是生闷气，女的受不了就提出离婚了。可是人家没有孩子。而且是人家女的先提出来的。我这有孩子，我又没有提出来。如果说搁一起过过不好，我想离，那就算了。现在两个人感情不好了，离婚也不算啥。别说生病，就不生这个病，两个人不好了，那离婚也没事。但我又没提。她是提过的，但是我没有同意，她就走了。

对于农民而言，家庭并不是其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生活场域，村庄社区则可能是更为主要的生活与活动场域。而对于农村艾滋病患者来说，来自村落社区其他成员的孤立才是其面临的最大的压力来源。社区非感染者认为感染艾滋病是因为“不光彩”、“不道德”的事情所造成的，而感染者本身是“可耻”的。由于艾滋病本身的污名化，使得社区在既有的规范下，不仅不会为患者提供帮助，相反会对之进行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原本村庄中的聚会（通常是婚丧嫁娶吃酒席），这些艾滋病患者便被社区隔离，吃饭不在同一桌，艾滋病人一来桌上吃饭，人家扭头就走了。有学者曾对河南和山西两个农村社区的两类人群——普通村民和艾滋病感染者——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村社区内因艾滋病而导致的社会歧视与农村社区的规范、习俗以及社会整合度存在密切相关。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村民们在个体层次的互动中采取着一系列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行动。也正是因为社区规范对“污名化”的疾病具有排斥的特征，所以有人提出以社区这一社会文化的细胞单位为基础来推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艾滋病患者的存在不仅使得村庄社区内原有的邻里关系变得普遍疏远与紧张，而且对村庄的治理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魁（一个艾滋病患者）在确认自己患病后，便开始打自己的妻子，打得比较厉害，导致他妻子离婚。离婚后的魁游手好闲，不仅是一个痞子，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地头蛇。他利用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组织了一些不良青年，在附近的公路上拦截车辆，不给钱就不放行。因为情况特殊，村里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就在作者调查前，他们还在高速公路上抢了一辆客车。每次抢到了钱，他除了吃喝，就是去找小姐，并且在找小姐的时候，从来不用。由于破罐子破摔，艾滋病患者极可能成为乡村社会恶的制造者，而因为艾滋病患者能够“以弱者的身份作为武器”，所以他们同政府和司法机关互动的博弈中往往能够获益。当然，由艾滋病所引起的乡村内部的治理困境远不止于此，这是一个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

全球艾滋病人的数量仍然在扩大，虽然艾滋病的治疗技术正在寻求突破，但是孕育艾滋病发生的社会机理却仍然存在。对于我们当下社会而言，在经历了SARS和甲流感肆虐之后，我们确实该反思，在我们已经经历的、正在经历的、未来还将经历的诸多未知疾病袭击的风险背后，哪些是我们自食恶果？ 狄金华，学者，现居武汉。曾在本刊发表文章《一路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