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男同”艾滋病调查

61个城市,历时18个月,采样5.6万多人,一项规模空前的专项调查在中国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展开。半年前,调查结果已出,但报告至今仍以“暂不公开”状态留存在卫生部。调查显示:存在高危的男男同性恋群体已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情况之严重,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象。西南地区某城市,每5个男男同性恋者之中,就有1个感染了艾滋病。

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捏着一瓶拉夫米定片,小勇(化名)向老王建议:“去检查一下吧。”这种几乎所有艾滋病第一次抗病毒治疗方案中都有的药片,是小勇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地坛医院免费领取的。他和他,已经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的这个四合院里同居了7年。

和以往一样,老王拒绝了小勇的请求。

与此同时,为摸清全国男男同性恋中的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国的61个城市,同时启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由卫生部主导的专项调查(以下简称“61城调查”)。调查分为三轮,历时1年半。

“全国男男同性恋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4.9%。”全程参与了“61城调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对记者说。

2004年调查所得,北京市男男同性恋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0.4%,到2009年,这一数据在5年内翻了近10倍。而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至2009年为止仍在1%以下。

感染艾滋的“MoneyBoy”

“我们是一见钟情。”2004年年初,小勇在北京某洗浴中心遇见了老王。

这时的老王还有妻子和儿子,家里新盖的四合院让老王负债累累,小勇追求老王的方式是帮他还钱,“我就在浴池做MoneyBoy(依靠易赚钱的男同志)帮他还。”在3个月内,小勇频繁出入北京市的多个洗浴中心。这段时间,小勇平均每个月可以挣1万多元,为了讨老王的儿子开心,“1000多块的飞机模型,我也给他买”。

在小勇做着全职“Money Boy”的时候,赵金扣博士正在为针对中国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常规监测系统初次运行做准备。4年后,这位师出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成为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高级顾问,同时也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61城调查”的筹备。

为了搞清楚干预工作最好在哪个环节进行,与赵金扣博士一起参与了常规监测系统建立准备工作的唐宇(化名),辗转打听“同志”洗浴中心的地址,并成了北京同性恋酒吧的常客。“连(同性恋)圈子里的人,有的都不愿意去,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因为工作去洗浴中心的。”唐宇说。

为了不暴露身份,唐宇必须像去洗浴中心的正常顾客一样衣服。“同志”圈里,30岁以上就算老年,但40多岁的唐宇依然会被很多人搭讪。“他们喜欢来浴池,因为这里很直接,就是冲着性来的。”一边推挡化解一边观察,唐宇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

2004年4月初,常规监测系统第一次运行。全职“Money Boy”小勇从“同志”圈子里的朋友处得知,地坛医院有一个检测梅毒和艾滋病的项目,接受检测的人还有钱拿,30元到50元不等。

“我就是冲着钱去的。”小勇说。正是这次检测,小勇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感染者5年翻了10倍

“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我还在新疆陪客户。”小勇用6 个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受不了”和“不知道”。“受不了”的是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不知道”的是是不是做“Money Boy”而导致自己感染的。

“我是哭着给他(老王)打电话的。”得知自己感染,小勇一直在南苑公园流连。老王一直守在失魂落魄的小勇身边,为了照顾小勇,老王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2004年至今,赵金扣参与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常规监测系统的持续运行。每年的4月到6月间,都有一班固定的医护人员和“同志”圈里的志愿者守在北京市CDC旁边的“检测咨询中心”。除了洗浴中心的“暗访”,CDC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还一起展开“明察”。

“我们说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人群,是指与男性发生的男性,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有感情,也有的完全是为了钱。”赵金扣博士向记者介绍到,“而男同志之间的高危,极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为了估算北京地区有多少“同志”人群,参与常规检测系统建设的相关专家走访了疾病控制中心、“同志”民间团体,摸清楚有哪些热门的“同志”酒吧和“同志”网站。在“同志”圈子内有一些比较流行的固定日子,比如4月19日(419,for onenight,)、2月14日情人节,他们通过统计一些酒吧当天的客流量和网站的浏览量,估算该地区“同志”人群基数。

但怎么样让“同志”人群自愿现身,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这些人群被称作“难以接近的人群”,他们不会自愿现身。

“于是我们采取了‘同伴推动’抽样法进行调查。”这种基于社会网络的调查方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京的调查工作中很快被采用。犹如“滚雪球”,通过“同志”组织里的志愿者,告诉身边的“同志”朋友,有这么一个检查以及检查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一个人劝说3个人接受,这3个人再发展更多的朋友接受检查。

小勇就是这样接受检查的。“我是2004年年初,在检测咨询中心做的检查,主要检查有没有梅毒和艾滋病。”3个月内,像小勇这样来接受检查的有300多位。

2004年北京市的第一轮调查数据显示:男男同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率是0. 4%。

因为老王的债还没有还清,身为感染源的小勇,2004年到2008年之间,仍然在接待客户。直到2008年,小勇才正式告别“Money Boy”身份。

而到了2008年,常规监测系统运行得到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男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已经攀升到5.0%以上。

61城“大摸底”

2008年3月,全国范围的“大摸底”开始了。

“‘61城’包括4个直辖市、各个省会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以下有男男同性恋人群基础的县级城市。”吴尊友说。

“大摸底”共分3轮,2008年4月至6月是第一轮,9月至10月是第二轮,2009年4月至6月是第三轮。“我们总共调查了全国61个城市,有5.6万多名成年男男同性恋。”吴尊友说,“最严重的地方是西南片区,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的感染率都在10%以上。”

“其他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有长三角地区,比如上海、浙江,这些地方是5%至10%;天津也在5%以上;还有东北地区,比如沈阳、哈尔滨也是5%以上。”赵金扣博士参与了这次大摸底的方案制订,同时作为专家组成员亲自到访了其中的20多个城市。“西南地区最高的一个点,感染率甚至达到20%!” 在调查进行的同时,小勇的CD4数量骤降(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会不规则性下降,当CD4低于200时,可能发生多种机会性感染或肿瘤)。

2008年3月,小勇的CD4突然降至刚过100,他的双手和胳膊开始起皮疹。此前,每隔半年,小勇就去佑安医院接受免费的CD4检查。医院规定,CD4低于200者,可以申请免费吃药,但拿药之前的一系列检查还是要花钱的,“我检查了肝功能、肾功能,还有心电图和血常规,这些检查一共花了300块左右。”小勇说。

2008年3月,小勇拿到了他的第一瓶拉夫米定片,一天一次,一次一粒,直到现在。

开始服药的第一个月,小勇会心烦、浑身不舒服,根本下不了床,偶尔吃点流质食物,老王一直照顾他。“一个月后就好多了,现在就跟吃普通的药差不多,但是因为吃药,记忆力下降的很厉害,你刚才问我具体什么时候感染上的,我一直想不起来。”小勇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拉夫米定片,药瓶上的标签已经有点褪色。

吃药的同时,小勇也不忘劝老王去检查。事实上,2004年得知自己感染上之后,小勇就开始劝老王去检查,但寡言少语、足不出户的老王“根本就没奔那儿想”,迟迟不愿去。

“已经达到集中流行水平”

“大摸底”一直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调查采用的方式与北京的常规监测系统的调查方式一样,是由同一批人组织,用统一的方法,在统一时间、统一地点进行。

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在各地疾控中心的门诊里进行,每个门诊点至少需要5个工作人员,他们包括组织填写问卷的医务人员两位、负责抽血的护士一位,以及负责快速检测的护士和登记协调者。除此之外,还有负责工作的,比如在实验室化验检测的医生、同志圈子里的志愿者、在酒吧等地帮助宣传检测活动的工作人员。

每一轮、每个城市的调查结束,当地疾控中心和医院都会跟“圈内人”一起讨论数据的可靠程度。并且分析判断他们看到的圈内人士中,有多少是学生、有多少是结过婚的、有多少是流动人口、多少是本地的,与调查结果是否相符。

小勇知道,老王不愿接受检查完全是“鸵鸟心态”,他开始用这些细节说服老王。终于,2009年下半年,小勇陪着老王,在佑安医院接受了检查。

僵持了5年之久,老王最终收到了跟小勇同样结果的化验单。阳性,CD4是500多。

“我从来也不跟人接触,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他,也不胡来,所以我就没奔那儿想。”在小勇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老王一直没有说话,提及何时感染,他终于忍不住了。

老王的检查结果出来时,是2009年的11月。“61城调查”总共三轮的调查已经结束,各地疾病控制中心的疫情数据汇总至卫生部。

项目负责人吴尊友等人审核的调查数据;2009年,全国新增感染者约为4.8万人,同性性传播飙升到32.5%,占新增感染者人数的1/3。2008年,全国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是4.9%。

赵金扣博士解释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过规定,如果特定人群当中HIV感染率达到5%,那么这个病在这个人群中就达到了集中流行的水平,简单说,男男同性恋群体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4.9代表了什么

与小勇和老王同住一个院的“夜来香(化名)”,也是同性恋,他已经60多岁,2005年查出感染,现在也开始吃药了。

四合院里的4个感染者,除了“老玉米”,现在都聚集在“夜来香”的家里。2008年,他们搬到了一起。“夜来香”的家比小勇和老王的家还小,除了一台13英寸的电视,再没有其他家电。

此后,每隔3个月老王都要去医院检查一次CD4,小勇则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拿一次药。除此之外,两人几乎不出四合院,而“夜来香”偶尔还会去乡里甚至市里参加一些活动。“夜来香”是民间防治艾滋病小组的志愿者,平常除了发放安全套之外,也去感染者的活动现场发资料,有时也打电话劝身边的朋友去检查、去听课。

针对情况的不断变化,北京市常规监测系统的调查人员还在修改或新增问卷上的问题。“比如,原来的感染率,年纪大的同志比年纪轻的多,但现在年纪轻得多了。”赵金扣说,“我们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同志是否存在交叉感染。”

为了寻找感染源,在2008年的调查问卷中新增了这样一系列问题:最近的5个是谁?化名是什么?大致年龄是多少?在哪里发生的?对方是不是感染者?

“61城调查”已经结束,但各地的常规监测系统仍将继续运行。未来,4.9%这个数字,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摘自《新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