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土匪在一起的日子

当一伙手中挥舞着步枪、砍刀、棍棒和左轮手枪的匪徒涌进房来时，我想完了!我的同事丁斯莫尔从帆布床上滑了下来，他的蚊帐正巧落在他的头上，帐子团住他的双肩。这使他得以从枕下抽出小左轮手枪。但他没有机会用上它。最接近他的一个土匪在近距离开了火，而另一个用左轮枪指着我的土匪也扣动了扳机。我感到一阵刺痛，显然一颗子弹擦过了我的头顶，鲜血开始流到脸上。我还惊恐地看到丁斯莫尔白汗衫的右边出现了一摊殷红的血迹。

随后咆哮着的土匪们抓住了我们，把我们的手扭到后背，用粗棕绳紧紧捆住。绳子嵌入我们的肉里，皮肤也给磨破了。长长的绳子把我们从前到后捆了个结结实实，仅留下一截供牵拉之用。丁斯莫尔坐在床边，他的脸色显示出正经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鲜血不停地喷涌着。当他无法站起来时，土匪们用竹棍猛戳他，雨点般地击打他的头部和双肩，

因为我也被五花大绑着，故而没能挺身相助。事实上我脸上的流血也使我视线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头紧贴在枕头上，想藉此把脸上的血迹拭去。就在我的脸刚要触及枕头时，一个土匪猛击了一下我的头部。

等我神志清醒时，土匪们正在洗劫房间。他们像好奇的猴子似为检视着每一样东西，把感兴趣的揣进怀里或搁置一边，没有东西能逃过他们的视线。我的衣物被一件件地抖落出来。装有碘酒之类家常药品的瓶子，先是被他们猛力摇晃，继而被举到蜡烛光前，随后拔出软木塞，用鼻子嗅闻。在用舌尖舔过之后，便口吐“呸”声，咳嗽不停。

最后，外面传来了集合令。屋里的土匪们扔下那些大而碍手的赃物，一跃而起。六七个土匪把我们推倒在地，用力把我们拉到了走道里。走道里点着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丁斯莫尔被半推半拉着拖向门口，我则尾随其后。

丁斯莫尔的脸死一般的苍白，我试图靠近他，并发出恐怖的抗议声。然而又是重重的一击，我又被打到了一边。我再没能看到他，直至几星期后我才知道，尽管他也被营救了出来，并被送到沙县的公司办事处，但还是在两三天后死了。

当我和三个中国人被推上路时，天正下着大雨。土匪们快步奔跑着，他们想在天亮前尽可能地远离他们施暴过的地方。我们被捆住腰部的棕绳牵拉着，推推搡搡着前行。我只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白色的帆布短裤。因为光着双脚，我在泥道上脚下不免打滑，踉踉跄跄地奔走着。

随着黎明曙光的初现，我稍稍抖擞起一点精神来，我确信我们的目的地已近在眼前。小径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岩，另一边则笔直地下落5英尺，下面便是粗砺的乱石堆。我小心翼翼地跨过去，当我的脚趾试图踩紧泥地时，牵着我的土匪便急扯我的绳子。我不由自主地向前冲去，重重地摔出了小径。当我滚下乱石堆时，只听见尖锐的爆裂声，立即便感到左手臂一阵剧痛，我意识到我的骨头被摔断了。

这时天已亮了，我看清了其他的“肉票”们，他们紧跟着我们，在小径上挤作一团。“告诉他们，我的手臂摔断了，我自己不能站起来。”我用英语向他们叫喊道。我的洋话惹恼了匪徒们，他们猛烈地推拉我，并收紧我身上的每一处绳子，这使我的伤臂愈加疼痛难忍。最后，我们的人用汉语大声而急促地向土匪申诉我的情景。两个土匪跳下小径来到我身边，把我扯回小径。土匪们检查了我的手臂，当他们发现我近左手腕的一处有骨伤时，不禁咕哝了几声。他们用手指反复地指戳我的伤处，直至确信我的手臂果真骨折了。我觉得疼得快要昏过去了。最后有人递过来一条脏毛巾。我那位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助手李先生把毛巾撕成条状，随后用这些布条竭力固定住我的手臂。而后，队伍又出发了。

已是下午2点左右，我们在路上走了15个小时。在这期间我粒米未进，而仅仅在涉过一条湍急的溪流时，冒着被踢倒和溺水的危险，喝了几口河水。跨过这条溪流后，我们到达一座山村，村里散落着一些泥坯草棚和木屋。我的手被反绑着推进一座空屋中的一间脏兮兮的房间，我们的人也被一个个地推了进来。这房间家徒四壁，仅有两张离地18英寸高、像平台似的中式床铺。我一头倒在其中一张床上的烂草堆里，昏沉沉地入睡了。

后来有一个土匪摇醒了我，将我推坐起来，并把一碗干煮米饭塞到我手里。我用我的那只仅剩的好手抓住碗，可是因为手被绑着，还是难以把碗端到嘴边。那土匪松开了我肘部的绳子，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下咽，这干饭我就是吞不下去。我大口大口地喝下了递给我的一碗水，并比划着想再讨些水。等土匪们自己吃完饭后，一些人聚拢到我们的囚房里来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家伙是这伙人中最老的一个，他显得还有～丝怜悯心，他命令他的手下人找来一些杉树皮和细木条，用这些当作夹板把我受伤的手臂固定起来。李先生在一旁相助。这个老家伙尽量干得十分小心，而且直至午夜之前他没有再来驱赶我们上路。

从我被绑架之日起直到最后逃脱出来，在这期间天气一直是昏沉沉的，而且我们几乎都是借着暮色赶路，因而我根本不知道去向，甚至忘记了日子。我们最后被囚禁的地方，直到后来方才得知位于三清山的东麓，那儿离我们公司办事处所在地沙县有40多英里的路程。

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有关赎金的事情被提了出来。土匪的军师通知我说需要6万墨西哥鹰洋的赎金，如果不能如数付来，那么我将被处死。他们还要求我立即写信说明这一情况，并声明如果军队为营救我而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只会加速我的丧命。

我拒绝写信，坚持声称我只是公司的一个新雇员。那军师根本不理睬我的解释。他辩解道这件事与我是谁无关，因为赎金并不是由我自己掏钱，而是由富有的公司支付。当我仍拒绝为这样一笔赎金写求救信时，土匪自己写封信送去了。在接着的通信联系中，我共寄出8封信。有些是由土匪授意的，信被翻译成中文并经仔细检查，以免我透露出被绑架地点的信息。被解救后，我看到了土匪们最初寄出的那封信，信是由一个副头目签名的。他自称是“福建自治军第一师一团三营营长”，他居然为自己虚拟了一个军衔，并有一个他为之服务的政府!

在我被关押了漫长而沉闷日子的那间坏棚屋里，最初16个人左右住着就已经不宽敞了，但后来却被塞进了总共29人。很快我浑身爬满了虫子，就像那些绑架我的、从不洗澡的土匪一样。我走不了几步路，因为身上的绳索牵制了我。我最大的苦恼就是蚊子了，我的脸和手臂由于被叮咬而不断发热。这间囚房还充满着暗红色的大蜈蚣，看着这些可憎的怪物在我头顶的梁柱上掠过，我时时陷入神志恍惚之中，常幻觉蜈蚣已爬满全身，并正向我的嘴和眼睛爬来。

在我们被关在囚屋里的时候，匪徒们显得有些心神不安。他们三五成群地窃窃低语，看起来他们很怕什么。从我的中国同伴那里我探听到，抓我的土匪很担心势力更强的匪帮会试图把我从他

们手中抢走，去充当他们的“洋票”，或是把我交还给我的朋友。在我这次出巡之前，我得悉我的公司每年付给闽江流域的土匪许多银两，这些土匪已答应他们，不但不找我们的麻烦，而且还要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地方土匪的骚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这么一条规矩，不同帮派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己的猎物是决不许其他匪帮插足染指的。

脱险之后我才得知，绑架我和我的中国助手的土匪是来自远方的匪帮，他们冲着我和可怜的丁斯莫尔而来。通过他们在沙县的密探，他们了解到我们的这次巡视活动，他们还坚信我是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他们故意等我们在闽江流域单独转悠了很长时间，直到让我们在森林里感到自在安全时，才发动袭击。他们害怕来自闽江匪帮的探子为我们指路，但似乎并不十分担忧中国官军会来解救我们。

在宿营地里我们的食物主要是大米，作为新花样，我们还曾吃过煮得很嫩的竹笋，只是并没加什么调味品。每每只要有匪徒光顾山谷里的稻田，他们便总会带回来肥肥的，如小鸭子般的青蛙权充荤菜。一天匪徒们带回许多新鲜猪肉，这些猪肉可能是从农舍里抢劫来的。当看见这些鲜肉时，我口水直淌，我看着他们把这些肉叉在宿营地厨子事先搭好的铁又上烧烤，不禁准备着美餐一顿。可令我失望的是，热气腾腾的烤肉被小心翼翼地抬走了。那晚睡觉时我还在回味那烤肉的香味，梦想着乳猪和苹果酱。

第二天在棚屋的一头，土匪们把红布盖在枝条上，搭起了一座祭坛，并在祭坛前的一块板上庄重地放好烤肉。我被允许在旁观看，但不得趋前。我如饥似渴地观望着，不胜羡慕那金黄色的烤肉，以及流溢到桌上的香油。在此之前我从未像渴望这块可望不可及的美食那样渴求过任何食物。

翻译朱先生总是与我形影不离，以防土匪向我发号施令或对我提问。当我们的看守者稍稍移神别处时，他抓了一块祭品，并把它压在衣服的下面。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他慢慢地挪到我们睡觉的草堆旁，把那块肉塞进了草堆里。那晚，我们默默地、喜滋滋地享用了那块烤肉。不再是饥肠辘辘，我迷迷糊糊地马上就入睡了，这在我被绑票后还是第一次，破晓时分当我们醒来后，那块烤肉不知又被谁咬去了三分之二，残肉余骨散落一地。

我曾反复目睹绑架我的匪徒们的残忍无度，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同伙也显得异常的麻木不仁。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是那样的笃信宗教，时常从各自行李中取出一尊小神像来膜拜，又是焚香、又是磕头。这些活动的领头人往往是匪徒中最年长的那位，他会严厉谴责本帮内某些年轻匪徒的无礼企图。

这位年长者虽不是头目，但却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对其他人有巨大的影响力，晚上他有时会讲故事，其他人围聚在他身边，他的故事里尽是些美丽无比的美女、勇敢的英雄、口吐火焰的长龙和丑陋的妖怪。

匪帮头目不时地来探视我们。会谈前匪首会把我传唤去，提到的大量问题是关于我们公司何时会把我的赎金送来，而且还不断威胁我，如果赎金不及时送达，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通过这个匪首，我与外界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而当接到我的第一封信的回信时，我是一个多么万幸的人啊!因为在第一封信中我提到要送鞋、短袜和药来。我的脚基本上已痊愈，但因为我总是赤着脚，而且老是不断地在污物中行走或站立，我怕我的双脚又会像我的手臂一样中毒，我更担心会染上破伤风。当鞋和袜子送到时，我的脚已经浮肿得穿不上鞋子、也套不进袜子了。虽然后来我做了双软垫，垫上系有带子，但由于没有消毒剂，我曾坚信在被救出之前，我会死于败血症。

公司在给我的第一封复信中声明不会来营救我。土匪们半信半疑。在稍后收到的另一封信中，我被告知不久就将作出一个决定。这时土匪们提出了他们的最低条件。他们同意接受1，5万鹰洋，以代替最初提出的6万鹰洋的要求来作为释放我的条件。我也不再被捆绑着双手，并且被允许有少许的自由，但仍被警告说不得走出他们的视线。

在以后的日子里，土匪与我的关系变得友好些了。晚到的那封信中提到有关赎金问题的信息因一个中间人的到来而得到证实。据他称，他是被挑选来做最后安排的中间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他拿出价值200元的硬币，将它们撒在棚屋前的泥地上。土匪们大声喝采。由于这点钱是被允诺支付的1.5万的前奏曲，我和土匪们一样，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当人们还在为硬币兴奋不已时，那位只能勉强讲点英语的中间人向我解释说，他被派来是为了证实我是否真的还活着。而今他已看到了我，并与我作了交谈，因此他可以回去向人们担保我的赎金不会白白地扔在死尸上了。

在清点和分摊散落在地上的硬币之前，土匪们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开始“开销”起日后才能到手的大把大把的钱财。土匪们纷纷委托中间人采购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并告诉他购物的钱可以从尚未到手的总数中扣除。第一批“定购”的东西只是一些红棉布，这些红布将在我们被抬下山交还给付赎金者时用以裹扎抬我们的轿子。看守我的匪徒也都量好了自己的衣服尺寸，准备购置新衣，中间人仔细地开列了一张清单，上面记上了身长、胸围和选好的衣服颜色。当匪徒们在讨论要通过中间人定购雨伞时，匪首表示反对，对此匪徒群中发生了小小的抱怨声。匪首声称他们是山林之师，而不是什么农民或乡间小贩，他们会因受累于像雨伞那样的婆娘家东西而被人耻笑。

这个匪首有点言行不一，因为我不止一次看见他炫耀过一把雨伞。我们遭绑架的那天晚上，土匪们就抢走了许多小物件，而后我曾多次注意到一些土匪头上像扎头巾似的扎着同样的领带。直接指挥匪徒的二头目把我的手表、表链和我的治安官的徽章抢到了手，他把我的治安官徽章系挂在他的茄克衫上。

在中间人离开之前，他所做的最后一项承诺便是再次保证不派军队来营救我。土匪们不想遇到军队，我也不想看到军队插手，因为抓我的土匪声言，一旦出现我会被营救出去的可能性，我将马上被处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再缺少令人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土匪们笨拙地讨好我和我的中国助手们。一天，匪首小心翼翼地拿来一只包裹，他通过朱先生问我包里物品的情况。当我带着惊喜的目光盯着丁斯莫尔的折叠式打字机时，朱先生对我说，土匪们一直在摆弄这架打字机，他们想留下它，但又有些害怕，因为他们以为那是一挺机枪。我从未使用过打字机，因而无法示范。

另外一件令土匪们好奇的物品是丁斯莫尔的安全剃刀。他们已多次拆开过这把剃刀，而且手指被锋利的刀刃割开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块刀片需要一只如此精美的外罩。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外罩和手柄只能使刀片失去利口。我尽力解释说我从前一直使用的是老式剃刀，由于缺少热水和肥皂来泡软我的长胡子，而且我只有一只手能活动，所以我只能做做刮胡子的动作。然而我还是

用剃刀沿着匪首的前臂刮下了一些汗毛。随后一场大规模的剃毛活动开始了。虽然个别土匪的脸上只有少许汗毛，但每一个人都排队等候刮刮他们的下巴和脸颊。有些人像是在经受刀刃上花式槽口的考验似的，尽管那器具上冠有“安全”字样。这把剃刀最后落到了厨子手里。最后一次，我曾看见他正用这把剃刀忙着刮鱼鳞呢。

在等待赎金的日子里，匪首和他的手下人与我讨论这笔财产的最佳使用法，他们决定用1万元购置武器和弹药，然后把余下的钱财按每个人的头衔和服役期分配下去、添置武器的钱将由可靠的使者转送到闽南，那儿有一些显然是最可恶的白人，他们会将长枪、左轮手枪和弹药卖给这些土匪，压首自豪地告诉我，等大量武器到手后，他们将召募更多的新兵，并专门从事绑架洋人他们已经确信，中国的“肉票”付不出高额赎金。

匪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的设想变得越来越宏伟：有了更多的武器，他和他的同伴们就能去绑架更多的洋人，洋人变成金钱，而后就能购买更多的武器：如此这般卣到他们壮大成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最终这支军队将成为福建省的主要势力，它能制定政策，任免官吏我猜想他把自己想象成了，未来的统治者。鉴丁巾同有许多省份的执政者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爬上权力之巅的，所以他的这个梦想并不像听说的那样荒诞无稽、为了与他保持好关系，我便鼓励他去实现他的白日梦。

他设想中未来成就的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致于使我几乎想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永远成为他的这个残忍团伙中的一员。最后他解释道他和大头目都被我的态度所打动，都不约而同地萌发邀我入伙的想法，据此，他被授权与我一起拟定一个计划。当赎金到手后，我必须宣布我不在乎被释一事。这样匪帮就能一举两得，既多了一个人手又得到了钱财。他说我会带给他们很大帮助，因为我知道如何去绑架洋人，我能够判断该开出多大的赎金数目才能被对方接受，我也能协助他们参与所有必要的联络和谈判活动。

尽管我对此感到吃惊和气愤，但还是假装赞成这项建议。有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闪现――我也许可能在赎金送达之前出逃成功，这样被迫为我支付赎金的朋友就能省下这笔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建议。我解释说我的伤臂近况不佳，如果我还需要强健起来，那我就必须去看外国医生。如果我能立刻前往某个我不知名的城镇去诊治我的伤臂那么不久后我就能成为一名羽翼丰满的“士兵”了。我想我一定是表现得太出格了，当朱先生把我的话翻译给那头目时，从他的眼里我觉察到了一丝狡猾的神情。他对我的信任开始动摇了，他咕哝一声“不”，随后便离我而去。此后再也没有提起拉我入伙的事情。

虽然对我的惩戒放松些了，但我仍被看管着，尤其是在入夜之后。我睡在两个看守者中间，一个看守手头有把随时可以抓到的大刀，另一个则有一支用带子吊挂在头颈上的自动左轮手枪。由于带着伤，我不可能与他们搏斗致胜。但我一直盘算着，一旦出现某种紧急情况时我该如何行动。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这恰恰是我落入匪帮手中度过19个漫漫长夜后的那个黎明的前夕。

像往常一样，我躺在两个熟睡的匪徒中间，很幸运我正醒着。突然在没有一声警报的情况下，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匪徒们即刻从被窝里出来，那头目大声命令着，匪徒们一跃而起扑向门外。我的中国难友和余下的人一起暗地里爬行着。我先是用我那只健全的肘臂撑起身，而后跪坐起来。我抓起一个土匪的大刀，鼓起全身力气用刀背砸向那土匪的头部，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之后当那带枪的匪徒坐起来想拔枪开火的一刹那，我用我的被子猛地包住他的头。在他奋力挣脱头上被子的时候，我死命地向他踢去，这匪徒连同被子一道被踢到了床沿下的粪堆上。

眼看着那匪徒掉下去，我赶忙爬行着寻找藏身之处。从枪声和咒骂声中我意识到一定是军队开来r，对我而言或许更糟的是，某些敌对的匪帮前来劫营，想抓我去邀赏。我面临着被双方火力击中的可能。一方是劫营者，他们在晨曦中射击，因而无法将我从匪徒中辨别出来；另一方则当然是先前绑架我的那帮匪徒。只要他们一旦丧失从眼前的困境中逃脱的信心，那对他们来说杀死我和其他“肉票”将是上上之策。

我跳起来寻找房间的出口，我抓住了一根柱子，脚开始探到了地面，透过薄暮我看见一个匪徒跳起来正对着我在他开火的那一刻，我抓着柱子摇晃着身子，我以为我被击中了。他看我掉了下来，以为我已经完蛋了，因此便从我身上一跃而过，潜入了灌木丛中。

我滚翻而起，飞也似的冲入同一片树林中。接着我听见有人在唤我的名字，是朱先生的声音，“到这儿来!快到这儿来!”他忙不迭地呼喊着。于是我转向他那儿。只见他正蹲在墙边的一座旧炭炉的炉坑里，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

几个士兵迅速冲了过来，他们使我解除了恐惧，从这些上兵中，我一下子就发现了那位曾来宿营地交涉赎金事宜的中间人，他还曾受托要为那些土匪购买衣物呢，现在他为军队当向导一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就近开火，因为万一我睡熟了，岂不要置我于死地吗?一位军官忙解释说，原来的意图是偷袭营地，但由于哨兵发现并开了枪，故而只好行动计划。

我的另两位同伴也赶过来了，我们四个――三个可信赖的中国人和我兴奋地相互握手致意。然而我们死里逃生这件事并非这支军队的荣耀。他们曾不顾我一再提出的不要派军队的要求，同样他们曾漠视我们公司要求支付赎金的意愿。正如我以后打听到的那样，驱使那军官行动的主要原因正是周围人们对他的极端不信任。

这个军官用他的轿子抬我回城，因为我的脚依然浮肿得穿不上鞋，几乎走不了一二英里地。而在军队到求后的混战中，受伤的手臂再次受了伤……那时的我，早已虚弱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