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发展与FDI技术外溢:东道国吸收能力研究的新视角

摘要：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FDI的外溢效应和东道国自身的环境条件相关。其中金融发展在技术外溢效应中的作用是目前较为前沿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中的研完成果进行系统的概述和评价，以期为国内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发展 FDI技术外溢 吸收能力

新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化往往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其中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FDI技术外溢的效果受到东道国自身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即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其中金融发展作为“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促进FDI技术外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金融发展制约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

对FDI溢出效应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溢出问题，此后众多学者检验了FDI对不同国家的溢出效应及溢出效应发生的机制。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开始转向测度技术外溢效果的实证研究，即重点考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外资企业的存在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的程度。众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该论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l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

第二类结论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是不明确的(ambiguous)。这些研究使用微观层面数据对FDI外溢与企业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相关研究。在一些国家发现了正的外溢效应，如墨西哥(Blomstrom和Persson，1983 Blomstrom和Wolff，1994；Kokko，1994)、乌拉圭(Kokko，Tansini和Zeiam，1996)和印度尼西亚(Sioholm，1999)；而在另一些国家，如摩洛哥(Haddad和Harrison，1993)和委内瑞拉(Aitken和Harrison，1999)没有找到存在外溢效应的证据。

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忽略了东道国国内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考察。Cohen和Levinthal (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的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借鉴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后一些学者试图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FDI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相联系的，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能力、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都忽略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Levine(1997)在其综述性文献中将金融金融发展的作用概括为调节资源分配、动员储蓄、风险管理等，金融发展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物质资本积聚和资本分配效率的提高。传统观点认为FDI本身即为一种对东道国的融资，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不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认为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在于：

1、东道国若要吸收利用FDI的先进技术，其国内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经营方式、结构重组、购置新设备、聘用高级管理者及高技术员工等，在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诉诸于外部融资，这样，由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可能会受到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

2、原有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差距越大，外源融资的需求就越大，对金融发展的要求就越高(AIfaro et a1.,2000)；

3、由FDI所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也需要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一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可能阻碍潜在的企业家及出现和新企业的建立(AIfaro,2007)；

4、此外，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可能由于国外公司的进入而加剧，传统观点认为FDI所带来的资本能够缓解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但是如果国外公司从国内银行大量借贷，那么它们就可能把国内公司从信贷市场挤出，从而加剧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

因此，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强调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应中重要作用的理论正逐渐成为最具活力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金融发展影响东道国FDI技术外溢的吸收

FDI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使FDI发挥正效应的能力，包括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1986)也指出一个国家为了获取外部技术成果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FDI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比较强调人力资本、经济体制、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和市场化程度、开放度以及产权制度等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而普遍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所有的吸收能力中，东道国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的吸收作用国内外成果相对较少，Alfaro et al.，(2002)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Alfaro et al.，(2002)建立了一个以金融市场为渠道的作用机制模型，把样本国家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只有信贷市场的71个国家，一组是既有信贷市场又有证券市场的49个国家，通过对两组面板回归的对比研究发现，不考虑金融市场的差异，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确的(ambiguous)；在考虑了金融市场差异后表明，金融市场对FDI的溢出效应的约束非常明显，一个落后的金融市场甚至会对一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产生负效应。

Hermes和Lensink(2003)选用了1970-1995年期间67个LDC国家的数据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强烈地依赖于东道国的环境条件，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和健全是加强FDI与经济增长间正向作用的前提，发达的金融体系对FDI的技术扩散会生产正的效应。

Omran和Bolbol(2003)以阿拉伯国家为样本考察金融发展对FDI外溢的吸收能力，研究发现在既定的金融发展水平下，当考虑FDI与金融指标的相互影响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发现在阿拉伯转型国家FDI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其政策建议是金融改革应先于其他吸引FDI的政策改革，从而为FDI的引入创造良好的吸收条件。

Chee-Keong Choong,ZuIkornainYusop&Soo Siew Choo(200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发达，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强，从而FDI的技术、效率与管理的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生产率增长。

Alfaro et al.，(2006)构建了一个强调金融市场发展在促进FDI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以此来解释FDI溢出效应在不同国家的不确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外资流入量既定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约是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较差经济体的两倍；当FDI增加或者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时，与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相比，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将会导致更好的经济增长；其他外部条件，如市场结构和人力资本等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以我国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构建了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并基于我国1978-2003年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王永齐(2006)指出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则探讨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国内金融市场是通过资本形成、就业增加、技术实现和投资效率提高等渠道诱使FDI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比较好的省市，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出效应。

三、金融发展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途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吸引外资并不必然意味着东道国能够通过获得FDI的技术外溢，FDI技术外溢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东道国对于外资企业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吸收能力，金融发展作为重要的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FDI技术外溢中金融因素的作用的文献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于对金融发展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于FDI溢出效应中金融因素作用的内在机制还存在很大争议。

1、人力资本效应

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总体来说，如果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话，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较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就越容易。Benhabib和Spiegel(1994)指出人力资本会影响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能力；Keller(1996)认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Bin Xu(2000)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的FDI吸收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欠发达国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存在着“人力资本门槛”，东道国要想利用FDI所引入的新技术必须要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技术转移，即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地雇员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培训等方式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后，转向国内企业或成为企业家建立自己的企业(Javorcik,2004)，FDI溢出将由潜在转化为现实。

阳小晓，赖明勇(2006)在一个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中考察了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是如何依赖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通过考察本国代表性居民的微观决策，指出本国金融体系效率、金融深化程度对本国FDI技术外溢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居民能够便捷地从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获取投资建厂的固定投入时，本国才能充分吸收、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来提高国内部门的产出。

王永齐(2006)通过对FDI溢出中金融市场效率的考察，发现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将使得东道国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溢出效应，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促进人力的学习能力，提高建立新企业的努力。降低人建立企业的门槛，因而将增加人由外资企业转向国内企业或者建立新企业的努力，FDI内含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将转化为现实。因此，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出单纯的资本积累效应，增强了FDI通过人力资本形式进行的溢出效应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而建立自己的企业需要一定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高技术含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及金融效率就非常重要，金融市场在FDI的溢出中起着联结作用。一般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成本越低，劳动力从外资企业转向国并建立新企业的概率就越高，从而通过人力资本发生FDI溢出的效果就显著。

2、产业关联效应

所谓链接效应是指国内中间产品的供应商与其下游部门跨国客户之间的后向链接，或国外中间产品供应商与其上游部门国内客户之间的前向链接，FDI技术外溢会通过其前向和后向的链接效应而发生作用。Hirschman(1958)最早从链接效应的角度解释FDI的溢出效应。Rodriguez-Clare(1996)认为FDI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的作用。Javorcik(2004)、Alfaro和

Rodriguez-Clare(2004)分别在立陶宛与委内瑞拉、智利与巴西发现了下游供应商与跨国公司之间后向链接效应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与FDI溢出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的结论是一致的。

上述研究对FDI溢出效应的产业机制作出了很好的考察，但是他们均没有考察本地金融发展状况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Alfaro(2006)参考Grossman and Helpman(1990，1991)小国开放经济下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并在他们的框架之上加入了外资企业和金融发展等因素来考察FDI技术外溢的后向链接效应，他们的模型强调金融市场促使FDI通过后向链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时，东道国将会通过后向链接效应对东道国经济产生正向溢出。

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较好的省份，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溢出效应，原因就在于以间接融资度量的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强FDI与我国地区产业的后向链接，从而促进FDI溢出效应的发生。

3、技术创新效应

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FDI技术外溢效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有关。Cantwell(1989)对欧洲的美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关键因素；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关联效应；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技术外溢效果与两国之间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而Keller(2001)则发现在1983-1995年间G7国家的技术外溢的吸收效应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因此引进外资未必带来外溢效应。这也是我们上文分析中对FDI技术外溢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较好的技术外溢效果，必须大力加强本土研发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首先，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Hicks(1969)第一次对金融市场与技术选择的关系做出了强调，他认为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新技术的采用，而对新技术的采用需要大量的流动性资本投资，按照希克斯的观点，工业革命与任何特殊的技术发明没有丝毫关系。他认为，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大多数技术创新已经完成，但是它们在经济中大规模采用和充分实施却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流动资金形式，而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这种流动性，并使得对这种技术的投资成为可能。

其次，东道国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基于FDI的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散机制。在落后地区，为了赶上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熟悉先进技术的外部投资者促进和带动当地的技术进步。而技术创新通常伴随高风险。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中介通过在大量投资者中分散异质性投资风险而推动高收益性投资和技术进步。BenCjv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办法而提高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增长。Rioja和Valev(2004a)认为金融发展还使得经济主体能够通过套期保值等手段来转移和分散风险。

4、市场环境优化效应

东道国的市场体制、法制环境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也会对FDI的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Bhaqwati(1985)、Ozawa(1992)和Balasubramanyam e{a0(1996)等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FDI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那么外商企业的加入会强化市场扭曲效应。Dunning(1993)、Kokko(1996)发现外资企业往往趋向于进入那些原本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超额利润。Smarzynska(1999)则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考察了吸收能力，认为如果东道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措施，那么外国投资企业趋向于进行低技术投资，而且外资企业也缺乏在当地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而FDI是产生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Lai，1998；Javorcik，2004)，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吸收FDI并从中收益。

金融发展与市场体制、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环境因素密不可分，良好法律体系及产权保护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对市场环境的提升及改善产生内在动力。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2002)通过对92个国家的实证检验证实了明晰的产权安排对金融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合理产权制度的构建。而La Porta、Lopez-de-Silances、Shleifer和Vishny(LLSV)的多项研究证明了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金融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会产生内在要求并进而促进FDI技术外溢的效果。

四、总结性评论

FDI技术外溢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的研究上，其中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成为研究的焦点。

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金融发展作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而被严重忽略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对金融发展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较为零散。通过对既有文献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FDI的技术溢出不会自动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实现要求东道国必须具备吸纳技术外溢效应的能力，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发展等因素。

2、金融发展是吸收能力的核心要素，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环境优化效应而促进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实现，金融发展在所有FDI吸收能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思想下，吸收FDI的多少已经甚至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标准。不可否认，FDI的大规模引进可以弥补国内的储蓄不足，增加就业岗位，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自身吸收能力的不足，FDI技术外溢效应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FDI的大规模引进甚至带来了潜在的负效应。因此如何加强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特别是强化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吸收中的核心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金雪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郑明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