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问题探析

民间借贷在温州有一定历史了，从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到企业集资、农村合作基金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可谓形式多样、名目繁多。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的主要组织形式，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资金的供求价格，有其存在理由。

2011年下半年以来，温州发生了“民间借贷危机”。这是温州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在危机的演变过程中，社会信用冻结加速了社会信用去杠杠化，触发信用风险的因素出现转移、扩散，经济增速随之下滑，银行业信用风险连续释放。到2012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仅5%，低于全国7.8%的水平；全市不良余额达到了181.41亿元、较危机前上升了158.94亿元，不良率达到了2.69%、较危机前提高了2.32个百分点。从演化趋势看，金融风波先后已经历了企业投资经营资金链断裂（风波爆发前）、民间借贷中介资金链断裂（风波爆发时）、参与民间借贷的企业（或个人）资金链断裂（风波高潮时）、企业互保圈资金链断裂（2012年以来）等四个阶段。至今，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进入了后危机时代，担保链、资金链风险扩散和房地产价格下滑可能进一步引发新的潜在风险。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及时地采取许多措施，防范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取得了明显效果。可以说，温州民间借贷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利率变化、规模结构以及发展趋势将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也发生过多次民间借贷危机，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四次“倒会”风潮（乐清黄华会案、抬会、排会、平会和银背）；九十年代的基金会、城市信用社经营困境；直到这次“民间借贷危机”，对温州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次比一次大。但令人困惑的是：不论事件本质和结果如何，涉及面多广，危害多大，受害人有多少，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另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又在“蓬勃”发展。似乎“好了伤巴忘了痛”，大有“春风吹又能生”的感觉。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温州民间借贷”的生命力会如此之强？这里的人们都没有风险意识了吗？是什么导致人们在风险面前失去警惕？

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利率”——高利率，象一支“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使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前赴后继地组织资金投到“民间借贷”中去……

实践证明，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必须正确看待。

一、从经济发展层面上看。温州模式的产生、发展。民间借贷有重大作用，正有于融资的形式和规模不同，“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才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温州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民间借贷，造成了以家庭工商业、专业市场为主民营经济模式，走“小商品、大市场”道路。苏南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集体集资和政府信用，成就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集体经济、城市经济模式，走“工业化、市场化”道路。

二、从资金配置效率上看。民间借贷对社会闲散资金的集聚，投入到生产领域中的效率和速度是正视金融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它具有灵活、高效、兼容等特点。意向口头表示，期限自主约定，用途自由选择，结算方式便利，等等。这些都是其受中小企业及个人欢迎的原因。

三、从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上看。从温州模式的发展历史可以证明，民间借贷在推动着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促进金融企业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加强金融创新，疏通融资渠道，自动优化融资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规范管理恰当，它能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但我们也要防止无序的民间借贷会有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有反作用。

四、从充分就业上看。相比于国有企业获取廉价的金融资源而大量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较高，更倾向于投资劳动密集形产业。因而能促进社会就业。有数据表明：温州地区2007年，每亿元国有投资解决的就业人数为1044人，而每亿元非国有企业解决的就业人数为1562人。

当然，民间借贷有其相当明显的缺陷，如加剧金融“脱媒”现象，扰乱金融秩序，加大企业财务负担，加剧非法集资风险，等等，这些均要求有关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智慧，加大科学管理的力度，因地制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逐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之朝正常的发展轨道良性运行。

应该从哪里入手去规范管理民间借贷行为呢？既然人们热衷于民间借贷是因为“利率”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利率”改革入手，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直线上升，而利率水平则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民间借贷规模1980年约10亿元，利率是34.8%，1990年约110亿元，利率是34.8%，2001年约300亿元，利率18%，2011年约1100亿元，利率是25%（见附表）

从上表可知，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论如何变化，却始终高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原因何在？仔细探究，却有其存在的理由。

一、民间借贷的成本较高。这里包括其风险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风险成本：有法律、政策和信用三个方面的内容，民间借贷的许多交易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又受到种种政策限制，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资金供求、通货膨胀等等。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的现金流充足，借款人还贷能力较强，信用好、风险较小，利率可能低些。当经济萧条时期，社会的现金流不足，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弱，信用差，风险大、则利率高，所以就需要的一个“风险溢价”作为补偿。

交易成本：贷款者要对借款者进行相应的信息收集、跟踪、调查和评估等，同时，又要对借款人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这些都随着交双方的人际关系，亲疏而变化，关系亲密、信息收集成本小，利率就可低些，反之亦然。

机会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投资的机会在增加，资金用于存款或者贷款以外的收益率也在不断提高，如实业投资及股市、债市、楼市、汇市等，经济越繁荣投资的回报率就越高，资金投入到民间金融市场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要求的利率就高。

正因为民间借贷的成本存在有许多复杂且多样的因素，其变动幅度也很大，貌似非理性，但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需求差异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趋高。民间借贷需求主体的生产方式，生产周期，资金回报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因人而异的定价方式比较明显。一是借款方的履约能力，收入水平，投资效益、社会地位，平时信用均影响其利率水平，二是周转性需求，借款方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往往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灵活、高效和填补缺口为特征。如从正规金融融资，则受其方式、资质、用途、资金比例等贷款条件的限制，往往无法如愿。所以，宁可付出较高的利率，能及时地融到资金，使生产和贸易能较快完成，资金及时回笼。三是投资性需求，这一批人具有较强的投资意识和致富欲望，敢为人先，有冒险精神。在经济高涨时期，白手起家，活跃在房产、矿产、股市等高回报、高风险投资领域，只要能融到资金，他们不计成本。从而推高利率。

三、金融市场的不平等竞争状况的影响。首先，存在有局部垄断现象，由于民间资金的分布及供求的不平衡性、私密性，借款人很难选择贷款者，这就会诱使贷款者谋取垄断利润，索要高价；其次，正规金融在融资领域的相对垄断地位，信贷规模、资金供给的变化，利率水平和贷款结构的调整等等，都直接影响着民间借贷的利率。特别是信贷规模忽紧忽松，短时间内造成贷款供应的紧张局面，会迅速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快速上升。

四、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温州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市场经济起步较早，以家庭工商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市场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时，在永嘉学派重商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又非常习惯于民间借贷，并有抵触正规金融繁琐手续和苛刻条件的潜在意识。只要用款时间、投资利润、成本负担等条件允许，他们就会使用“民间借款”以图“方便”。这种“方便”就是少有附加条件，时间快捷，但利率偏高。然而，正是这个“方便”，却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也正因为有“危机”的存在，让贷款者要在利息中获取高额回报，来作为“危机”的补偿。

民间借贷在温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形式上、本质上均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孤立的、一对一的、互的民间融资活动，演变成联系的、一对多（或多对一，多对多）的、盈利性的社会金融活动。对社会经济金融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从八十年代以前的个人借贷违约，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倒会”风潮，九十年代的基金会、典当行倒闭……，到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影响面、破坏力以及范围和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

实践证明，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经历多次危机后仍然延续并发展状大，有其独特的存在结构和变化规律，而高额利率便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要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其切入点就在于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制定相对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政府——特别政府监管部门，应尊重民间金融市场，尊重民间借贷主体，优化市场环境，扩大彼此的生存空间，促其良性发展。

一、坚定地积极推进区域性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长期以来对此进行严格管控。1980年苍南金乡信用社进行的“浮动利率改革”。打破了利率，同时也拉开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之后，温州地区的“利率市场化”一直伴随着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之中。虽然几经起伏，但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环境，人文习惯等方面有了基础，特别是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以后，将利率推向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的高低，呼声很高，区域条件成熟，有关部门应该适时加以引导，积极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6月份降息的同时，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这就说明，利率市场化问题已经在政策层面开始破冰。温州虽然在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时，没能在此方面得已突破，但现在已经到了区域性的“适当最合适”（周小川）之时了。

二、确实保护民间借贷的正常运作，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温州民间借贷是温州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一直大于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见附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正由于政策层面等原因，民间借贷的发展规模逐渐趋缓。营造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的协同运作，更有利于温州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突破资金瓶颈方面。所以，应该给民间金融正名，让其获得与正规金融同样的发展空间，国内外也有类似成功的经验（美国）。我国从2007年就已开始《放贷人条例》的起草工作，主要用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可先制定一些规章，来规范和保护民间借贷，维护正常的民间金融市场秩序。

三、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在对待民间借贷的问题上，政府各职能部门一直以来分工不清，长期处于监管真空。“有权利的事情争着做，有责任地事情赶紧推”的状况时有发生。近年来虽然也出台了一些办法，但总有隔靴挠痒之感，缺乏系统的监管措施。国务院“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十二条措施，在给了政策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了监管责任。就是要重视“指导”和“服务”。

由于民间借贷带有区域性、私密性，松散性等特点，金融生态治理的重点在于”疏“而不在于”堵“。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开拓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如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开放其项目经营权的转让；允许民资投入到正规金融并实行专家理财和管理等），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引导民间借贷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四、加快金融创新，健立民营银行。曾有经济学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建立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樊纲）。而“真正的民营银行应该是民营企业、个人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占绝对总量的银行”（吴晓灵）。2007年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指出：要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该意见已经为建立民营银行开了一条路子，但在投资人的持股比例、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等方面，还需要降低门槛，以适应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建立民营银行的优点在于：一是将松散的民间资本组织起来，形成规模；二是缓解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融资困难；三是可以放手制定一些符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的投资政策，因地制宜，发展自己，四是利率掌握更趋理性，五是有效地防控区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