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的温州救赎

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这些关键词语莫不与温州这一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紧密相关，长期徘徊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处于自发无序状态的民间金融所蕴涵的风险集中爆发。一时之间，温州告急，民间资本告急，民营企业告急！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又走到了关键路口。

一、民间金融乱象凸显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合会等。中国的民间金融存在了4000多年，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清时展到了高潮，近代山西的金融业代表着当时世界金融的最高水平。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后，民间金融几近消失。改革开放后，销声匿迹了数十年的民间金融，又在回暖的经济浪潮中逐渐复苏。它首先从广大农村地区起步，最早出现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虽然有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先天缺憾，但民间金融作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后备军，不仅支撑了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对“三农”也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去年以来，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江苏泗洪县石集乡，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个案，把长期以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顽强生长的民间金融的真实生态暴露在国人面前，更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浮出水面。风起云涌的民间借贷热潮，暴露的正是当前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环境。

中小企业属弱势经济组织，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用工荒”和“高成本”的双重夹击，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压力。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民间资本的供需失衡。从民间资本需求方来看，国家为应对通胀而收紧银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持续紧缩，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使得本就贷款困难的部分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在温州，实体经济普遍5%左右的微利现状，使得大部分中小企业难获银行信贷，于是，“付息借贷”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选择。据浙江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浙江小企业约80%都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而民间高利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放大了违约概率。从民间资本供给方来看，由于实体经济利润下降，且楼市实行限购、股市长期低迷、存款出现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在鄂尔多斯，除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而在江苏泗洪县石集乡，高达98%的村民参与到高利贷游戏中。半数以上的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社会资本“避实就虚”，许多中小企业纷纷停产半停产、脱离实体经济领域，使得我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正是因为民间资本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可见，所谓的“民间借贷热”，一方面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吸纳就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其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金融风险更令人惊心：以滚雪球方式过度膨胀的民间借贷，长长的资金链一旦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

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又走到了关键路口。

二、温州金融改革探路民间金融阳光化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

事实上，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这两大政策由于缺乏顶层和系统的设计，并没有引导温州民间金融走向阳光化。温州民间金融在政府规制与民间反规制的“较量”中几经沉浮，民间金融的正规化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民间资本虽然充裕，但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强大的金融。今天温州面临的困局，表面上是高利率的乱象，事实上与温州实业的萎缩，以及长期以来金融业的规范化止步不前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启动，可谓正逢其时。从实业的层面而言，通过建立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匹配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从民间金融层面而言，利用温州自身有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优势，通过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可以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一方面重视实业，另一方面改变金融短板，两条腿走路。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提出了12项主要任务，在政策和现实层面，至少将实现五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正式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的融资制度体系，提出要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之路正式启动；二是为民间投资设立金融机构松绑，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具有重大的制度突破和创新意义；三是提出要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在国内也属于首创，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和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四是在机构创设层面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提出要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等；五是在产权交易体系方面，提出要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此项政策有望在温州催生全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