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温州民间借贷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专门对温州民间借贷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总体而言,温州民间借贷受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传统商业文化的信用租金贴现值在温州民间借贷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民间借贷;宏观调控;金融全球化;信用租金;贴现值

一、温州民间借贷概述

温州民间借贷异常活跃。民间借贷通过地缘、业缘、亲缘及社区化的方式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由此产生了精英信任。精英信任是指当地德高望重之人通过调解或者担保,为借贷双方架起了一座经济交易的桥梁。精英信任既是一种担保品,也是一种无形的声誉,由此较好地解决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难题。我们通过温州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例研究发现,在超越精英信任的范畴时,当事双方往往选择法律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非信任风险”。

我们在2009年的专门调查中发现,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流向贸易性行业、投机性产业、企业新兴体以及创业型企业,少部分资金流向家庭式事务或个人型事务,也有极微弱的资金流入地下“”和具有投机性质的摇会组织,但真正做实业的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或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来筹集资金。

形成上述民间借贷资金流去向的原因是贸易性行业和投机性产业的资金周转期很短,资金缺口很大,商业机会稍纵即逝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企业借助民间借贷来服务于自己的商业计划,而银行系统办理信贷的手续烦琐,时间跨度长,甚至要付出很高的机会成本,显然不具可行性。一般的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抵押担保品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只能依靠内源融资或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而真正做实业的企业已经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壮大,与当地银行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或者由于业绩颇佳已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市,因此,这类企业主要通过外源融资,较少从民间借贷的途径获取资金。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温州当地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生态格局的变化,当地一些非法担保公司的介入,打破了通过地缘、业缘、亲缘及社区化的传统介入的单一方式,更多的金融掮客的出现,形成了“二元”金融生态结构,即传统借贷与专业化、投机性借贷并存。由于民间借贷投机性的扩张,增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不良贷款的余额亦呈现加速累积的趋势。在很多情况下,民间借贷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温州地区各类担保公司数量众多,资质良莠不齐,担保公司违规从事高息融资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办理票据贴现(收购光票)、保证金垫资、代还贷款等。很多担保公司具有明显高利贷性质的民间融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其业务操作也不规范,容易产生民事纠纷,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州民间借贷虽然在向专业化领域转型,但转型的过程有点乱。

二、温州民间借贷利率走势与风险机制分析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经历了从高利率到低利率再到低利率水平的震荡缓冲期。大概在2004年左右经历了一个低利率震荡缓冲期,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近几年是温州历史上民间借贷市场利率较低的一个时期,只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末的最高利率水平(35%～45%)的1/4,而利率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开始持续走低,直到21世纪初出现的稳定波动水平。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方面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前的利率水平低很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银行信贷结构正趋于合理化,信贷规模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对民间借贷形成“挤出效应”。由于银行信贷的发展速度迅猛,使得民间借贷从原来的快速扩张、高利率时代转向理性的、低利率状态,同时也说明了温州民间借贷正在转型,并且在90年代末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加大。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80年代民间借贷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干扰较小,由于当时银行信贷结构的不合理与规模问题,国家通过政策改变银行信贷的行为还不怎么会影响到民间借贷。

基于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边界难以界定,外界大多数人认为其风险很高。但我们在调查和采访中意外地发现,民间借贷高风险并不出在实质性借贷上,而是出在投机性质的地下金融活动上。所谓实质性借贷是指真心实意创业、应付突发事件、大宗消费品等借贷,但投机性质的地下金融活动如高利贷、地下、老人会、坐庄性质的合会、地下钱庄、银背、类似于传销性质的摇会、具有金融“三乱”特征的基金会等,这些都是高危的地下金融活动,参与人群众多,牵涉面广,人际关系复杂,风险极高,而且易于向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辐射效应,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倒会风波”都是这类活动引起的,因此政府对此类活动采取严厉打击态度。

对民间借贷中实质性借贷风险不高的现象,温州当地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温州商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地域特征的“重商主义”(其“重商主义”的核心是商业文化契约化)以及互帮互助的邻里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逐渐地构成了他们在商业领域里的一种生活常态,最开始在熟人圈的借贷一般是无息的,带有救济性,后来被救济的人慢慢富裕起来了,出于感恩回馈部分利润给借款的人,这种由无息借贷开始演变成有偿放款,而这种有偿放款的大面积扩张最终形成一定规模的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的基础是民间信用的交易,信用交易是内生于民间借贷机制的,因此,民间信用对风险有自发的消散作用,起到了降低风险或转移风险的效果。这种自发消散风险的系统形成是基于民间信用的交易基础,民间个人信用又可以认为是个人未来潜在的租金,信用度越高,则未来租金越大,那么对未来租金的贴现能力越强。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持有未来租金的人都希望可以通过信用度的提高来增加自己的租值,这样一来,租金贴现率与增大信用度的双重治理机制派生出了一个有效化解借贷风险的自组织系统。

上面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相关数据中得到验证,在2002年全市300～350亿元的民间借贷规模中,真正出现社会性风险问题的资金只有2.87亿元,占比不到1%;而当时全市银行的“两呆”贷款率在3～4%之间,这组数据表明民间借贷的风险并不像人们普遍理解的高风险,内生性的风险消散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上面坊间流行的说法相吻合。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化解一部分来自基于信用基础的内生性的风险消散机制,另一部分未能释放的风险的化解应该来自制度性的风险抑制系统。而制度性的风险抑制系统需要政府的鼓励和引导,真正让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下钱庄、金融“三乱”、银背等诱发的高风险都属于制度性风险抑制系统的失灵,因此,民间金融的风险化解不仅仅要尊重它的内在法则,也要从制度上着手解决。

三、温州民间借贷后续研究

从相关文献与现有的情况来看,温州民间借贷的演变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持续、快速、活跃的发展阶段,这是温州民间金融真正草根性的鼎盛时期,恰逢中国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的改革与去短缺经济化的兴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金融体系还无法覆盖全部的经济实体,特别是无法覆盖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实体,而民间借贷却是一种非常有效与廉价的国有金融产品替代;第二阶段是增长趋势逐渐放缓、区域金融结构边沿化、理性化、转型化的特殊时期,由于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地挤出了地方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当然也与民间借贷的自身缺陷以及未合法化有关;第三阶段是民间借贷虚拟化与国际化相互依存的新型金融过程,部分原因是资本的高度投机与炒作可以带来超高的利润,民间资本通过虚拟化来增大投资杠杆,以便能够快速地进入资金需求非常庞大的房地产、山西煤炭等行业,部分原因是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民间资本对资本国际化的变相整合。由此可见,温州民间借贷的后续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与拓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温州金融生态建设探索与实践[Z].内部资料,2006,2.

[2]史晋川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

[3]温州图书馆.2004年温州统计年鉴[Z].

[4]陈明衡.关于民间借贷若干问题的探讨[Z].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内部发言稿.

[5]市人行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持续下降[EB/OL].温州网―温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