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范文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1

【关键词】民意表达；微博；民意传播模式

一、两起交通事故的民意表达

1、“温州动车追尾”

2011年12月13日，新浪了2011年度微博盘点，在这份榜单中，“7·23动车事故”的相关微博总数位居年度热门话题榜首[1]。如果追溯该事件的信息源，第一条消息是由新浪微博发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袁小芫称动车紧急停车并停电，有两次强烈的撞击；2个小时后，互联网媒体介入报道此事故；7月24日1时30分，温州电视台开始直播。

截止12月18日，微话题“温州动车追尾”已凝聚了超过2200万条的讨论量；但其实在事故发生的12小时后，相关微博数量就已突破200万条。

另外，以“温州动车”为标签建立的微博用户达137个，均为网友自发设立。按照用户身份及动机可将其划分为五类：

（1）事故的遇难者（微博为其生前所建）或遇难者家属

如“一一成长回忆录V”、“闲坐不谈语文V”分别是事故最后获救者小炜伊的母亲和父亲；如“杨峰陈碧V”遇难者陈碧的丈夫等。

（2）对动车事故信息的追踪

如“最新温州动车脱轨事故”、“温州动车追尾新闻汇集”、“温州动车出轨现场报道”等。

（3）针对动车事故的调查

如“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温州动车追尾真相探寻”等。

（4）关注事故救援及善后的处理

如“温州动车脱轨救援队”、“温州动车事故维权联盟”、“温州动车关注寻亲”等。

（5）其他

有很大一部分网民将视线集中在有关部门的救援、赔偿情况和对事故的调查及问责上，如“温州动车脱轨救援队”的微博粉丝数量为15万，“温州动车事故维权联盟”为1万。而与此同时，网民不仅仅接收该类信息，也会主动发表个人看法，如搜索关键词“动车事故调查”，能找到2万多条微博；对温州动车事故的热议同样也出现在百度贴吧上，帖子数量接近7.5万篇。

不仅如此，网民的声音也推动着事件的发展。新浪微博不单是最早的信息源，随即也成了动车乘客的亲友寻亲信息的平台，以及献血倡议、组织私家车爱心车队的号令中心，而其他门户网站也纷纷开通微博寻亲专栏，公布医院救治名单；对于“不合理”的追尾，网民一边追问有关部门的解释，一边也给出了或是专业或是业余的事故原因分析，进而引发了民众对动车动车调度、驾驶员培养、动车技术等一些列问题及现状的反思，事故后，高铁项目全部暂停，进行高铁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查，而动车也开始减速；失去5位亲人的遇难者家属杨峰，他的遭遇与质疑引来大批网民的同情与激愤，11万粉丝的力量也大大改变了他的境遇。

由此可见：首先，以微博为代表新媒体及时、持续地报道了该事件；其次，温州动车事故成为网民最为关注的事件之一；第三，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是多元的，有关注救援情况的，有关注事故调查的等等；第四，网民对该事件的表达是多元的，甚至是反权威的，如问责铁道部、追究发言人措辞及态度、质疑救援及善后处理中的问题等；第五，来自网络的民意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湖南岳阳荣家湾追尾”

相较之下，1997年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追尾事故，信息的来源则完全依靠传统媒体，而对该事故的民意则几乎无从搜集。这次事故发生在1997年4月29日，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与停在站内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造成126人死亡，48人重伤，182人轻伤。

而虽然中国在1994年4月就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同年5月又开通中国大陆的第一个BBS站，并且1997年2月瀛海威全国大网开通，但也只是在几个大城市开通，懂得通过互联网查看信息的人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利用互联网去进行民意表达了。

本文选择以上两个属性相似的案例，以此来区别网络环境成熟前后民意表达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一方面来自于硬件，即媒介本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软件，即由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和微博所影响的现实环境。

二、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民意表达

（一）民意表达的形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民意的表达方式可简单分为制度内和制度外两大类[2]。

1、制度内的民意表达。制度内的民意表达“是指国家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的民意表达形式，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制度、听证会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由官方主控的方式。” [2]这种表达类型是由官方设置的，具有反馈较快、影响力较强、比较正式等特点，但只有部分公众会或者能够采用制度内的民意表达，而绝大部分人的民意表达只能通过制度外的方式。

2、制度外的民意表达。是“制度内民意形式的剩余部分” [2]，如利用大众媒介等。这类民意具有偶然、零散、随意、弱小、私下、主观性强等特点。民众一方面缺少媒介接近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找不到其它成熟、系统的渠道，所以，或因这类民意难以收集而被政府机构忽视，或因无从统计而以为只是部分人的抱怨而轻视，致使其对社会事件的干涉能力甚微。

（二）民意表达不畅的原因

那么造成制度外表达途径堵塞的原因即可分为上文提到的硬件和软件等。

1、硬件上的缺陷

即媒介自身特点导致的表达不畅。传统媒体无论是纸媒还是广播电视，都具有以下特点：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2

每逢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传媒业都可以从传播中展现媒体发展的趋势。或许将来回首我国新闻发展史，人们会发现围绕“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舆论引导的不懈努力与深刻反思，如同一次及时开放的“信号灯”，使媒体的主流声音坚定地沿着理性的既定轨道前行。在这次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表现不凡，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主导作为同样让人难以忘怀。

主流声音：权威　主导社会舆论

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和舆论引导工作，运用传媒力量来减缓乃至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牵动着国人的心。事发当天，新华社快讯在第一时间发声，后续新闻滚动跟进。主流电视媒体新闻频道迅速切入画面，主持人口播消息的同时电视屏幕滚动字幕，现场初步确认的信息。各主流网站、广播电台当晚密切追踪事故现场传来的最新消息，及时刷新相关内容。第二天，各地都市报图文并茂地介绍温州雨夜救援和当地群众排队献血的新闻。新华社继7月24日系统报道温州事故“紧急救援24小时”后，25日以“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为题，开始冷静探寻、理性反思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栏目，连续刊发8篇评论，多侧面、多层次深度分析这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原因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敏感话题。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于温家宝总理与遇难者家属见面的录音报道，被认为是此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一大亮点，是主流媒体传播方式的一大突破。

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主流媒体的观点与态度直接影响到公众对问题的认识与情绪。在非常态下，由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信息渠道被部分地阻隔，公众把对真实情况的获知愿望寄托于媒体。在“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救援和前一阶段善后处理、事故调查报道中，传统媒体保持了应有的理性，基本做到了决策果断、调度有序、报道适时适量适度。积极的议题设置，既符合客观实际，又代表公众意愿，展示了高水平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引导、主导能力。

地方媒体拥有贴近突发事件和当地受众的独特优势。受众最关注的就是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而地方媒体的报道往往最能引起当地受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地方媒体充分利用自身熟悉当地人文环境和受众心理的优势，把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具体方案，以及时、全面的方式传播，引导受众正确对待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澄清模糊的观念和认识，以主流声音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准确把握大众传播的导向。

事故发生后，围绕现场救援、伤员输送与及时救治、市民排队献血、抢救小伊伊等新闻的报道，地方媒体与主流媒体选择不同视角，采取不同形式，第一时间发出主流声音，舆论引导有声有色。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提高舆论引导的严谨性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一是一些电视媒体直播救援和抢险画面，由于直播画面缺少专业性的解说，容易给受众造成不必要的误读、误判。“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初期，电视直播的地面救援吊机将悬空的动车车厢用钢缆吊起，放到地面的画面，给观众留下的直观印象是车厢落地时的震颤和晃动，容易给受众造成的联想是，如果车厢内还有遇难旅客的行李，甚至还有种种可能将会怎样，等等。二是媒体报道需要待事故调查结论公布后，客观、准确、严谨地报道与铁路运营相关的工作人员。如一些媒体在国家尚未公布事故调查结果之前，认定动车乘务人员“牺牲在岗位上”，这是有失严谨性、准确性的（应为“遇难乘务人员”）。三是主流媒体在一些特定阶段自发声的缺失，以及报道观点公正性、独立性的缺失，大有跟进微博片面的甚至偏激观点的倾向，让受众感觉缺少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主导性、深刻性，而引领者怎么成了“被引领”者？

议题设置：准确聚焦实现正确引导

突发事件使群众对信息的需求最大化，媒体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客观报道来体现自己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并且引导突发事件向消除误解、吸取教训、完善措施、平息事态的正面转化。

主流媒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过滤器。它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力量，是公众主要倚重的信息源与信息获取渠道，是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与“安全阀”。正确把握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提高应急报道水平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媒体提出的政治要求，也是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温州动车事故”无疑是2011年夏季大众传媒关键词之一，各种消息、访谈、评论、公众热线等都围绕这一关键词展开。在这一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主流媒体进行了精心的议题设置，通过有效传播使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用新闻舆论推动公众舆论，以媒体观点影响公众观点。

从事故发生以来的报道可以看出，主流媒体以自觉的意识和强烈的符号冲击力，为公众设置了这样一些中心议题：一是党和政府及铁路部门高度重视“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二是按照科学、严谨、依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调查处理工作公开、透明，调查进程及时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三是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全力减少因伤死亡、因伤致残。准确核实遇难者人数和身份，妥善做好赔偿、抚恤等工作。

当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告一段落时，主流媒体适时地提出舆论引导新议题：一是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声誉。搞建设、谋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安全、可持续的理念，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的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三是“7·23”事故的调查过程，不仅是对铁路安全运营水平的一次剖析，更是对中国安全发展能力的一次检视。

主流媒体以全新的姿态，以媒体擅长的报道形态，准确聚焦，主动进行议题设置，全方位介入事件报道，并在不断的追问和解释中深化议题，体现出特有的见识和价值，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形成公共议程，缓解了社会质疑的心理，有效地抑制了谣言的蔓延，最终导致了公众“态度的改变”，构建出了舆论引导新格局。同时，进一步引导人们对这起事故进行理性、深刻反思，检讨和改进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将人们的思考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

“7·23”事故报道的实践，检验了主流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两个舆论场：互动互补　畅通民意　提升民气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它是在时间紧迫状态下对一个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突发事件进行的近乎无章可循的传播。如果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在科学判断、精心策划和应变处置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缺失，不仅不能实现对舆论的正确引导，还有可能陷入被动，造成新的社会混乱。

作为近几年兴起的传播平台，微博以其简单、方便、快捷的特点以及在公共事件传播中的作用，发展可谓风生水起。

目前，中国互联网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舆论场，网络与传统媒体互相渗透的传播格局前所未有，由此产生的互动舆论场也是突发事件报道中对舆论引导的新挑战。当前，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存在严重不对称问题。

面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跟进被动时，网络舆论却“铺天盖地”，形成抢占话语权的态势。实践证明，微博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是以天计算，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分秒都有信息传播。

当今社会，人人都是“自媒体”。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引发公众关切，瞬间就会形成新生舆论场。这是一种新生秩序，新生群体组合，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网络、微博等新媒体对信息的快速处理和，使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的消息。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报道中的微博，进一步证明了碎片化传播的价值。碎片化的信息，是对由大众媒体带来的信息的补充。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参照、相互校正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体通过微博上的碎片化信息找到报道线索，进而进行深入采访、加工，呈现给受众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与传统媒体在话题内容设置上具有重叠性和互动性。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微博上，有些消息被讹传，因为网友素质层次不一，的信息就有可能是假象、流言、谣言，这是微博诞生以来就备受争议的弱点。代表着自媒体的微博良莠不齐，数量庞大，网络的隐匿性给了网民“随心所欲”的空间。因此，微博强劲发展的势头虽然令人欣喜，但微博上的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既需要传统媒体也需要网民审慎考量，在八卦或新闻消息之间，媒体和受众要做出冷静的思考和谨慎的抉择，而不是沦为微博平台的“复印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不仅是一个容易滋生谣言、传播谣言的时代，更是一个容易陷入“传谣、辟谣，再传谣、再辟谣”的循环时代。真相告知越快，人们越相信政府诚意，对官方信息真实性的认可度就越强；真相告知越多，谣言就越没有立足之地。实践证明，传统媒体第一时间发出主流声音，让人们及时了解事实真相，是消弭谣言的最好“良药”。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新闻人应该成为网络微博的积极参与者和理性把关人。民众有疑惑、有误解，传统媒体记者要把事实真相及时报道出来，把原生态的东西还原出来。传统媒体人通过微博得到信息、信息，树立个人品牌；而对微博来说，媒体和媒体人无偿地把他们的职业作品以及他们的想法、线索通过微博展现出来，这对各方来说可以实现共赢。

传统媒体开设官方微博，其实正是适应传媒业快速发展的举措，不仅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也会吸引新生代读者，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微博已经对传统媒体形成倒逼，如果传统媒体信息不及时、不迅速，微博的信息就会取而代之。

这是传统媒体的一个发展机遇。传统媒体有最好的公信力、稳定的读者用户。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与新兴媒体相比，虽然传统媒体没有微博的优势，在新闻的时效性上有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但是传统媒体在权威、深度挖掘、细致分析上具有优势，尤其在长久保存和便于随时阅读方面，传统媒体的报纸，无疑具有绝对优势。

面对新兴媒体的竞争，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贴近百姓生活，而民众关心的话题永远不缺读者。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3

报告说，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存在处置不当、信息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去年7月23日晚发生的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故造成4节车厢坠江，40人死亡，近200人受伤。

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在听完汇报之后，同意给予铁道部、承包商通信信号集团和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上海铁路局等单位的54人党纪政纪处分的处理意见。

处分名单中3名高官“负主要领导责任”，分别是铁道部原部长、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长光、通号集团总经理马骋。

其中与光早在2011年2月涉嫌违法违纪受查被撤职，马骋则在8月于深圳因心脏病发不治。报告对刘、张的处理意见均为“另案一并处理”，而马骋则“不再追究责任”。

所谓“另案一并处理”，是因为刘、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会议还宣布，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展调查。

报告认为，“片面追求铁路工程建设速度而忽视安全管理，盲目确定开通时间，压缩建设工期”，致使甬温段铁路的安全检测和评估中出现违规。

未经批准擅自将甬温铁路项目批复的设计标准由每小时200公里提高到每小时250公里，而他的亲信光则因对违规行为失察和把关不严属“工作严重失职”。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再次让、光等铁路系统贪腐高官进入公众视野。这些贪腐官员的背后，就是铁道部这个独立王国权力过大、政企不分。

纵观去年岁末铁道部的频频动作，“改革”已成铁道部今年的关键词。用铁道部部长盛光祖的话说，要转变铁道部职能，解决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

群官“出轨”

2011年2月12日下午，官方通过新华网宣布，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证实”，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在铁道部工作多年，2003年任铁道部长，当时中国正计划修建通往的铁路，而长达1.3万公里的高铁网建设项目也是那时开始进行的。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罢免，这给政企不分、改革滞后等沉疴积弊为中国公众诟病多年的铁道部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虽然被称是养路工出身的铁道部长，但他被曝涉嫌侵吞巨额公款和包养多名情妇而落马。

来自铁路系统内部的消息称，官方通报的问题时：“不仅指其生活糜烂，还涉嫌受贿及帮助周围亲属从高铁相关工程中牟利。”

据报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就通过帮助安排铁路工程项目获中介费高达8亿元人民币，而丁书苗也给介绍多位年轻女子与之发生关系作为回报。

中国多年来最引人瞩目的一桩腐败案调查范围不断扩大。继后，被称为其“左膀右臂”的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光也在2011年2月26日被停职审查。

光曾被称为“高铁第一人”，他和都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奠基人”，还以其雄心勃勃的铁路扩张计划赢得了“刘跃进”的绰号。

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说，光被免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职务，因“严重违纪”接受党内调查。

中国高铁项目问世时，光是最常露面的人物之一，他经常代表铁道部在公开场合对中国高铁项目所创造的一个个里程碑而大加赞扬。

譬如在2010年12月3日，武(汉)广(州)高铁正式开行中国新一代高速动车组CRH380A时，列车最高时速达380公里。

光对此表示，CRH380A高速动车组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科技含量最高的高速列车，他还说以后中国高速列车将达到时速500公里。

而光还被传言在美国和瑞士有存款28亿美元，他的妻子王兴在美国洛杉矶还购置3处豪宅。其中一套别墅占地近3000平方米，住房面积为381平方米，拥有五间卧室。

到2011年7月下旬，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被“”，他是又一位因涉嫌案件而被拉下马的铁道部高官。

苏顺虎是除外，第五名在案后落马的铁道部高官。在他被查前一个月，南昌铁路局局长邵力平、呼和浩特铁路局局长林奋强、副局长马俊飞三人也被“”。

“拔出萝卜带起泥”的事一直在轮番上演，紧接着的“出事者”，是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他在2011年8月16日被免职。

公开信息显示，铁道部在过去一年包括就有8位高官落马，而其他7位已确知与刘案有关联。

高铁全面忧患

铁道部是个敏感部门，这既是因为铁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因为中国正投入巨资建设遍布全国的高速铁路网。

但中国高速铁路网的迅速扩展让人对其质量和安全性产生了质疑，而铁道部高层官员里的这些贪腐使人不禁对中国高速铁路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在被解职后，中国的铁路系统和高速铁路被发现存在许多问题。随着和光的相继落马，有关中国铁路扩张和高速列车建设的许多问题被揭开了盖子。

中国的高铁不仅有超过人民币1万亿元的债务，还被发现有重大安全风险，包括建设方面赶工期、对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失之草率、在建设过程中忽视质量及使用劣质材料等。

就连一位负责质量检测的德国专家曾因对中国高铁建设质量不满而怒气冲冲离开了一次会议，而一位参与高铁项目的中国工程师也发誓永远不会乘坐国内高铁。

就在官方对原铁道部部长立案调查之际，来自国家审计署的一份中期审计报告称，光是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就被挪用了人民币1.87亿元。尽管被挪用的资金不到京沪高铁总投资额的千分之一，但当初正是这份报告把拉下了马。新华社的报道表示，审计有望为拘捕贪腐的官员开路。

极具讽刺的是，就在被查前一个月，以部长、党组书记身份对“2011年铁路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

遗憾的是，本人及铁道部其他贪腐官员的腐败，正是源于未“管住自己”。

国务院总理在2011年2月27日通过互联网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交流时，回答了关于滥用权力的问题。

一位网民提问说，因严重违纪被免去铁道部长职务再次凸显了如何管住“一把手”滥用权力。

表示，这要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出现官员贪腐主要是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

而的继任者、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则在次日即宣布，为提高运输一线职工收入，铁道部将建立运输生产一线职工岗位津贴，并要求尽快发放到位。

这显然是铁道部安抚最底层员工的一项措施。有评论人士指出，若要从根本上安抚民众，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根除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铁道部“紧急改革”

盛光祖主政铁道部伊始，铁路的工程质量和安全问题开始成为“重中之重”。他要求在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上开行时速300公里的列车，“有更大的安全冗余”。

这显示中国铁路建设在经历前任部长被突然撤职后开始了新的调整，尤其是温州动车事故后，铁道部立即发紧急通知，要求全面检修线路及机车设备，确保安全。

就在2011年12月23日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盛光祖在宣布2012年铁路基建投资缩水数据的同时，更是释放出了“体制改革”的信号。

盛光祖强调，要转变铁道部职能，解决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企业市场主体缺位、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要求的问题。

铁道部2012年还要解决铁路安全和反腐倡廉等问题。盛光祖的这番表述，非常明确地显示实质性的铁路“体制改革”开始驶入轨道。

盛光祖说，根据“十二五”计划，铁道部在2012年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500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4000亿元，新线投产6366公里。

这一额度大大低于铁道部2011年的7000亿元投资额，延续了自被免职及温州动车事故后，铁路基建投资一路下滑的趋势。

盛光祖说，2012年铁道部要杜绝旅客死亡的客车事故和客车较大及以上责任事故、货车重大及以上责任事故、从业人员较大及以上事故，并要大力减少路外伤亡事故。

铁道部提出，要将社会监督作为评价站车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铁路客运服务进行满意度调查。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公共安全 铁道应急警务 执法地位

研究背景分析

对于我国的铁路运输，一方面，无论是日常运营还是特情调图处置，都是由铁路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发生事故后也是由铁路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处理，实行的是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体制。另一方面，因为事故调查涉及面较广，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加之现行的铁路公安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即使是现行的《铁道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也未能跳出这些制约因素，因此不能为铁道交通事故处理提供全面科学的指导。这对目前的铁道警务应急处置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与地方公安机关相比，无论是在事故处置的执法地位还是在应急警务活动程序上，二者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理论上，重大铁道交通事故属于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国外对于公共安全危机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日臻成熟的学科，基本理论原则己经形成，核心是全面紧急事态管理原则，在此之下包括全危险方法、综合紧急事态管理系统、紧急事态管理的生命周期或四个阶段理论以及有准备的社区理论。它们构成了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治理。这些理论原则主要由美国创立，为西方国家所采纳，成为西方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原则。”①

在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在《紧急状态应对法》出台后，从国家到各部门、各行业基本都结合自身工作特点研究制定了应对紧急事态的预案。铁道部遵循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四阶段理论，对铁路应急管理在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应急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各个阶段的业务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我国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铁路部门应急管理体系框架，初步构建了包括《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下文简称《规则》）在内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这标志着我国铁道部门应对紧急状态的工作已经基本上升到了制度层面，但这些框架性的制度在2008年山东“4·28”事故，特别是2011年温州“7·23”事故处理中捉襟见肘。在2011年温州“7·23”事故救援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温州特警与铁道官方部门语调不一致、救援步调不一致”事件，因此引起了民愤。所以，对于警方在应急处置铁道交通事故中的执法地位、基本原则、警务快速反应机制等基本理论，需要深入研究，而从依法行政、科学用警的角度看，执法地位则是研究的基础，是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关键。

铁路公安机关在处置铁道交通事故中的角色分析

在国务院的《条例》中，并未详细规定公安机关的职责，涉及公安机关的职责主要是事故报告、事故调查、法律责任三个部分，而事故救援环节则较为模糊。

在事故报告环节，《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的铁路运输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立即报告邻近铁路车站、列车调度员或者公安机关。有关单位和人员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将事故情况报告事故发生地铁路管理机构。”这说明公安机关是接受事故报警的机关和处理警情的机关，接受后不是自己自主处理而是需要向事故发生地铁路管理机构报告，等待指令。

在事故应急救援的环节，《条例》并未明确界定公安机关（包括地方）的这个职责。按照其第十八条规定，事故发生后首先采取措施的是列车司机或者运转车长，如果车长无法处置的才报告邻近铁路车站、列车调度员进行处置。只有在第二十条规定的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应急预案启动的情形出现后，地方公安机关才会随着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而启动参与救援。在第十九条的情况下铁路公安机关仿佛没有责任，仿佛没有工作可做，其实乘警是在车长的指挥下参与处置，按照现有体制紧急处置启动权则由车长承担。乘警是听车长绝对指挥还是自我独立决策友好协作成为紧急情况下的一个问题。这涉及到救援的协作力度、效率、责任承担主体等方面。这样就不利于积极警务的展开，特别是救援。

在事故调查环节，《条例》第二十六条虽然明确了公安机关是事故调查主体之一，但由于铁路公安的行业警察体制问题，调查的独立性无法保障，公正性先天缺陷，因此导致质疑不断，公信力不足。

在追究法律责任环节，虽然《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上述行业警察身份的问题，其自由裁量幅度、暗箱操作的空间特别大，追究力度有限，不能做到公开通明。

总之，《条例》并未解决铁路公安机关合理科学的执法定位问题。不过，铁道部的《规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在铁路交通事故中应急救援的职责问题。《规则》总则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参与事故应急救援，负责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现场治安秩序，进行现场勘察和调查取证，依法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协助抢救遇险人员。”

在报告环节，其要求与《条例》基本一致，《规则》第九条规定：“事故发生后，现场铁路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邻近铁路车站、列车调度员、公安机关或者相关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单位、部门应当根据需要立即通知救援队和救援列车。”这明确了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也可以自己决策通知救援队伍。

在现场救援环节，《规则》补充了《条例》的不足，其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组织解救和疏散遇险人员，设置现场警戒区域，阻止未经批准人员进入现场，指定专人进行现场勘查取证，必要时实施现场交通管制，负责事故现场旅客、货物及沿线滞留列车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条规定明显加重了总则第六条“协助抢救遇险人员”的角色。公安机关成为现场救人指挥者。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等于把《条例》规定的救援中的救人指挥权从铁路企业手中转移给公权力部门—公安机关。但铁路警察属于行业（企业）公安，该种转移意义不大，对外实际上仍然是权责不清。

《规则》增加了善后处理环节。其第三十九条规定由县级或者相当于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批准处理尸体；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是对事故现场遗留的财物，事故善后处理工作组或者公安部门应当进行清点、登记并妥善保管，即尸体和现场遗留的财物处理权属于公安机关。这是对《条例》的具体补充，也符合公安机关的本职。在罚则部分，其与《条例》的规定基本一致。

问题与对策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在铁道交通事故紧急救援中的职责已经由国务院《条例》中的不甚明确，变成了《规则》中组织救人的主角，同时还负有维护现场秩序、现场保护、责任调查、善后处理及沿线滞留旅客的安全保卫等职责。

虽然职责明确，但由于《规则》属于铁道部的规章，因此其效力有限，其规定公安机关的救援职责合法性也经不起推敲。如规定救援职责在铁路公安机关，实际上仅仅在公安机关系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挥权（铁路和地方），这样就会导致权责不清、协作不力及指挥不畅等问题。目前需要确保警方在处理事故时具有独立的实质性的执法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救援时指挥决策的问题，保证合同作战的有效性，才能解决调查处理阶段的公正性、公信力等问题，才能解决善后工作中的合法性等问题。

解决警方执法权独立性问题，目前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要把《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规则》中规定的警方职权至少上升为行政法规规定；二是要从体制上解决行业公安自身执法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前者在技术上很好操作，是立法层次提升问题；后者则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快推进包括铁路公安机关在内的铁路司法改革。因此，难点在于后者。目前的铁路司法改革，法院与检察院方面较为彻底，但有关铁路公安的改革还不甚明朗，尚没有成熟的方案。建议随铁路法院与检察院的移交把铁路公安队伍全部移交地方属地管理，从而破解行业公安的弊端，建立以地方为主的符合现代警务科学的体制与机制。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本文系2011年河南省社科联“完善公共安全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研究—以重大铁道交通运输安全事件应急警务为视角”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L-2011-125）

注释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5

2014年1月11日1时10分许，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发生大火。火灾烧损房屋面积为5万9 980.66 m2（其中房屋烧毁面积5万8 121.66 m2、灭火救援过程中拆除房屋面积1 859 m2）。损毁文物保护单位面积2 220.45 m2，占损毁建筑面积的3.7%。拥有1 300多年历史的古城几乎毁于一旦，经济损失达8 983.9万元（不含装修装饰、屋内设施设备、物品等其他直接财产损失和公共设施损失）。

2014年5月13日，云南省政府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1・11”火灾事故调查组公布了《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1・11”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对这起事故的经过和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事故调查报告还原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况。2014年1月11日凌晨1时左右，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仓房社区池廊硕8号“如意客栈”经营者唐英半夜醒来后，发现其房间里小客厅西北角计算机桌处着火，遂先后两次用水和灭火器灭火，但没有扑灭。于是唐英让客栈一位员工报警，并跑到一楼配电房拉下电闸，用手机再一次报警，并从客栈跑出。

发生事故原因

事故报告表明，经现场勘验、现场实验、物证鉴定，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询（讯）问笔录，排除了雷击、自燃、吸烟、放火等引发火灾因素，认定火灾事故直接原因为：唐英在卧室内使用五面卤素取暖器不当，入睡前未关闭电源，取暖器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与此同时，事故调查报告也公布了造成这起事故的间接原因，引人深思。

在分析事故的间接原因之前，首先要提的，是“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程”。古城原建有市政消火栓21个（其中一个损坏后已填埋），消火栓出口水压为0.1～0.25 MPa。由于市政供水满足不了独克宗古城消防用水，州、县消防部门和独克宗古城管委会先后多次向州、县两级政府报告了这一情况，经县政府同意，建设独立的消防系统并纳入独克宗古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经多方设计论证，按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程序，香格里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1年6月，对独克宗古城专项消防工程单独组织了工程施工招投标，迪庆鑫亚达工程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中标。据了解，该工程项目于2011年6月30日开工，至2012年5月大部分完工，因附属工程（挡墙、植被恢复、东廊路建设）影响，该工程一直未完工，直到2013年7月东廊路消防管道铺设完毕，工程才完工。

该工程建成后，建设方发现有部分消火栓不防冻，影响出水，便与香格里拉县消防大队联合上报县政府，申请拨付专项经费解决消火栓防冻问题。经县政府批复同意并拨付30万元专项经费后，建设方自行采取支墩和保温材料进行防冻处理，但实际不仅未解决低温防冻问题，反而因支墩改造，堵住了消火栓泄水孔，致使消火栓腔体内积水不能排除，在低温下冻结，埋下新的隐患。事后经调查，68%的消火栓因支墩改造堵塞了泄水孔。消防人员在扑火时所开启的4个不出水消火栓，全部因管段内静止存水在冻土层长期热交换作用下冻结，导致消火栓控制阀开启后无法出水。自备消防车用水又不能满足救火需要，导致火势蔓延，这是造成事故的第一个间接原因。

在“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程”设计方案中，未严格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消火栓具体防冻措施，未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埋深敷设管线，部分消火栓管顶覆土深度未达到要求，留下消火栓不能保证高原地区低温冰冻先天缺陷。“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程”在监理过程中，虽发现施工中存在未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埋深敷设管线的问题，但仅向施工单位发出监理工程师通知单，未严格把关，进行跟踪督促整改；建设方为解决消火栓冰冻问题，自行采用支墩和保温材料进行了补充改造，但因直管穿越冻土层未进行保温处理，导致支敦改造中又堵塞了消火栓的泄水孔，这不仅未起到防冻作用，反而埋下了消火栓低温冻结的隐患，在冬季低温冰冻气象条件作用下，导致不能正常供水。相关部门对“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程”建设督促指导不到位，该工程是专门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按照《消防法》第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同时将相关文件资料上门向迪庆州消防支队进行报审咨询，支队防火处康志红答复：“没有特别需要修改的地方，公共消防设施是不归我们管，不属于我们审批范围”。之后，建设单位未依法向公安消防部门申请备案，州、县消防部门在知道这一建设工程的情况下，也未督促指导建设单位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工程建设过程中也未开展抽查、检查和督查。

除此以外，独克宗古城内通道狭小，纵深距离长，大型消防车辆无法进入或通行，古城内建筑物多为木质，耐火等级低，大量酒吧、客栈、餐厅等经营场所，都选择使用柴油、液化气等易燃易爆物品。市政消防给水管网压力不足，且在扑救火灾时，未能及时联动，提供加压保障，也是造成事故的间接原因。

频频发生的事故

事实上，古城遭遇大火绝非孤例。2013年3月，云南丽江古城突发火灾，烧毁民房107间；2013年4月，湖南凤凰古城发生大火，由于消防通道狭窄无法迅速扑救，一栋古房屋及其内部酒吧被彻底烧毁；2013年10月，湖南洪江古商城清代古建筑“曾国藩兵服厂”旁一栋老民居突发大火，致使11户居民无家可归……在2014年第3期，本刊也曾报道过贵州省黔东南州报京侗寨大火。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报京侗寨瞬间吞噬，共烧毁房屋148栋975间，受灾296户1 1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980余万元。

古城接连发生火灾，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而一场场大火，也“烧出”了相似的问题：建筑物耐火等级低，既无防火墙，又无防火间距；消火栓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压力不足，几乎所有建筑都没有安装消防设施；消防通道狭窄难以施救……火海中的独克宗古城，亦没有逃出古城火灾的“魔咒”。

防范事故再次发生

古城大火频发，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为全面消除火灾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确保火灾形势稳定，公安部决定在全国再次开展“清剿火患”战役。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大火后，云南省政府召开会议，部署开展古城镇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要求所有古城镇地区开展一次排查整治，并成立消防工作办公室，明确领导专门负责；加强消防水源建设，组织专职、志愿消防队，配备消防器材装备。国家文物局也下发紧急通知，在全国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针对此次事故，云南省政府要求各地方明确职责，加强古城监督管理。州、县政府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明确古城管理委员会、消防、安全监管、住建、发展改革、旅游等部门在古城管理方面的职责任务，将古城消防安全纳入综合治理，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同时明确单位（商户）主体责任，制定古城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管理措施，定期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和自检自查，提高消防安全自我管理水平。

云南省政府要求强化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古城火灾防控能力。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应将古城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消防规划内容，一并规划、同步实施。同时，明确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维护和使用单位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确保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到位，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市政消火栓进行改造，确保完好。同时加强古城专兼职消防力量建设，在人员招聘、培训、应急处置、管理体制上进一步理顺，配备小型、轻便、高效、灵活机动的灭火救援装备和器材，提高巡查执法和及时处置火灾能力，并与香格里拉县消防专业队伍进行无缝对接，全面提升古城火灾防控综合能力。

云南省政府要求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负责，由“独克宗古城消防系统改造工程”项目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对该建设项目进行专题研究。针对该项目重大缺陷和其他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推进项目尽早按照标准规范补充完善，经合法验收后投入使用。并督促独克宗古城管委会立即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解决独克宗古城在低温冰冻条件下，其他供水方式的有效措施，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云南省政府要求强化火灾隐患整治力度。迪庆州和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应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领导，针对本地区消防安全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按照隐患级别建档并加强督促整改，严格执行隐患整改责任制度，落实各级挂牌督办制度，不断加强古城、寺庙、商城、市场、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专项治理工作，消除火灾隐患，严防再次发生类似火灾。

公安消防部门要指导、督促基层消防队伍（部门）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工作。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6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增加到创新高的699万人，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还将保持在年均700万。再加上非高校生和退役士兵，近1600万人，就业问题严重。他说。

“现在已经到了向住宅区内违法建设宣战的时候。”

北京市下发了《关于查处居住区内违法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市16个区县启动针对居住区内违法建设行为的检查，查实存在违法建设的房屋，会被冻结房产登记抵押手续，直到违建拆除。相关负责人说。

“‘重、特大事故’的背后，很多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每年6月是中国的“安全生产月”，可2013年6月连续发生数起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央视节目中讲到事故原因时说。他指出，现在对事故的调查，都要查一查有没有腐败问题。

“这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地方的经济统计数据，经常让人提出质疑。福建省某乡镇工作人员肖华（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经济数据里，除了财政收入，其他都是水母。”肖华解释，水母的意思就是90%都是水分。他说。

“领导们不肯出来了。”

浙江省杭州西湖周围那些会所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寒流。从2012年下半年始，会所生意不如以前那么好了，那时中央屡屡强调“三公”经费的严管，到年底中央8项“规定”出台，会所生意骤冷。一家会所的经营者向记者叹苦道。

“给警车贴罚单还真是少见。”

前不久，浙江省温州一辆停在温瑞大道非机动车道上的警车被交警贴了罚单，网友“心起缘尽”拍下照片并发到网上。记者核实，被罚警车登记在温州市公安局名下。网友“心起缘尽”说。这说明交警严格执法，“挺公正的”。

“如果一个组织能引起大家关注，这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陷入信任危机以及成立仅半年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也被推上风口浪尖等饱受争议的问题做出了回应。赵白鸽说。

“他不劳而获领空饷已经有6年了。”

河南省叶县水利局下属的河道管理所所长利用职务之便，早早为还在上学的儿子捧起了“铁饭碗”，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已经领了6年。举报人告诉记者说。记者调查发现，该单位未满18岁就有编制的职工竟有10人。

“感谢队员们主动放弃比赛。”

尽管国家足球队输球已成习惯，但是1︰5输给泰国队，还是引发了强烈的震动，甚至引发了球迷有关球员故意输球的猜测。中国足协技术部官员段明洋的微博也如此说道。尽管他很快删掉了这段微博，还是引起了更大的热议。

“拿伦理道德开玩笑。”

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内，一家小旅馆愿为全国已离婚的夫妻提供免费入住、免费导游甚至免费接送服务。公告在论坛、博客、微信等后，遭网友热议。有人问：离婚后两方都重组家庭的怎么办？一网友发表意见说。

“是环保节能型材料，具有保暖、隔音等作用。”

河南省郑州市沈庄村的300多户村民安置房被曝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房屋漏水、渗水严重，室内门是“纸”做的等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对于安置房“纸门”问题，开发商河南金林置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康奇志解释说。

“我们种的小麦全被政府给毁了。”

2013年夏收前夕，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当地政府以“储备土地”为名，将马上就可以收割的小麦、蔬菜大棚里已经挂果即将上市的西红柿、已经进入盛果期的桃树和苹果树全毁掉，有的乡长还亲自带人毁田。村民气愤地说。

“被蚊子咬了是不是也要人家负责？”

24岁的小刘在长沙找工作，租住在红星市场附近一家旅馆里。一天夜里他睡觉时被老鼠咬伤手臂。他找店老板段女士索要赔偿，段女士大声问道。后经派出所民警协调，旅店老板最终同意承担小刘的医疗费用。

“你们在干什么！”

6月8日，参加中荷足球友谊赛的荷兰队抵达首都机场，罗本和范佩西等球星受到追捧，球迷呼喊球员名字并上前索求签名。现场变得混乱，安保人员用力地推搡球迷，这种粗暴做法让荷兰球员感到不满，罗本不停地质问保安道。

“不要笑，你们为什么笑？闭嘴！闭嘴！”

5月，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毛里求斯大使批评日本的司法制度，认为日本在人权保护上落伍。日本大使上田秀明起身辩护，他自我标榜的言词和不流利的英语引发现场哄笑，上田对众人吼道。外交官的粗鄙语言引来一片指责。

“他们一定以为我饿了。”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7

两三公里外的方向，红彤彤一片。摸索着起床出门的李亮目瞪口呆：“那火苗很高，天都给烧着了一样。我一猜就是中海油的厂子着火了。”

瞬间，“炼油厂要爆炸”的传言四起。村民们几乎都爬了起来，许多人只还穿着裤头背心，就拎着值钱的家当，开始四散而逃。平素夜间几乎没有汽车的石化大道，一时间车满为患、拥挤不堪。

6个小时后，7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惠州市人民政府、大亚湾区管委会召开新闻，正式对外通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惠州炼油分公司（下称“惠炼”）发生爆炸起火事故，暂无人员伤亡。

这是渤海溢油事故后，中海油一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二起严重安全事故，同时也是惠炼在一年内发生的第二起火灾事故。

惠炼为中海油第一个大型炼化项目，由此中海油实现了其“上岸”的梦想。但接连出现安全事故，对实现了“上岸”梦想后的抱负，无疑是一次较大打击。

大火惊魂

“现场操作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得非常突然。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很短，火一下子就起来了，非常难应对。”惠炼党委书记刁国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记录显示，比较准确的起火时间是在7月11日凌晨4点10分左右，起火点为惠炼芳烃联合装置的重整生成油塔底泵机械密封件。起火几分钟后，浓烟四起，火苗腾空而起100多米高。

“火势非常吓人，噼噼啪啪直响，偶尔还有非常大的爆炸声。” 李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的一位老乡在惠炼做保安，那天当班刚好在场。据该保安讲述，中海油自己的消防车10多分钟就来到现场，但火势太大压不住，惠州、深圳、东莞、广州的消防车后续驰援，加起来有60余辆。

起火的芳烃联合装置内，储藏有大量易燃易爆物质。该装置连接有7个1000吨的二甲苯来料罐，在其附近是储量3万立方米的储罐区和80万立方米的原料罐区。如果火势蔓延扩大，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害怕强行灭火引发不良后果，消防人员一直在喷水降温。

“起火之后，惠炼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同时启动溢油应急响应，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赶赴现场指挥。现场操作人员及时切断了进料，启动工艺联锁，与其他区域进行有效隔离，全厂外排系统全部关闭，其他生产单元降量生产。”中海油在情况通报中称。

当日10时20分左右，火灾现场发生了第一次剧烈爆炸，所幸无人员伤亡发生。

7月11日中午，起火现场的烟雾基本消失，消防人员继续降温监护。一直到当天下午17时30分，消防冷却水才停用，应急响应结束。除现场保留监护用消防车外，其他消防车辆开始有序撤离，灭火行动宣告结束。

事故原因不明

惠炼所在的大亚湾石油化学工业区，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南部，南临南海大亚湾，规划总面积27.8平方公里。与炼厂一墙之隔，是中海油与壳牌合资的乙烯加工厂，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

同处于大亚湾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重大项目――大亚湾核电站。这是中国建成的第二座核电站，也是首座使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建设的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与大亚湾石化区，两者直线距离约20公里。如果惠炼爆炸引起连锁反应，后果无法预计。

惠炼起火爆炸事故原因何在?

根据中海油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起火是因为惠炼芳烃联合装置的重整生成油塔底泵机械密封发生泄漏所致。但为什么会泄漏，中海油没有公布更进一步的信息。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中海油总公司7月14日已经派出了事故调查组进驻惠炼展开调查。

“调查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最终的结果出来。事故原因比较复杂，需要一段时间出结果。事故损失情况也在统计中，目前起火的这套装置已经关闭抢修，其他装置也降低了生产负荷，总的损失比较大。”中海油总公司内部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没有造成环境污染。”7月11日中午，惠炼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有消息说，救火时产生了大量的消防污水，在初期转入了炼厂内部修建的溢油应急池，同时部分污水也重复利用给起火点降温。

炼化短板

惠炼是中海油独资兴建的首个大型炼厂，以集中加工渤海油田所产的高含酸重质原油为主，加工规模达1200万吨/年，是目前中国单系列最大的炼油厂。2009年6月19日，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作为中海油步入下游产业的第一个大型炼化项目，惠炼寄托着其多年来由海洋走向陆地的梦想。据惠炼总工程师吴青介绍，惠炼已经规划了二期、三期的扩产计划，到2015年炼油能力将达到2200万吨，2020年将进一步增长至4000万吨规模。

以建设工艺和生产技术看，惠炼各项指标均居于行业前列。据惠炼人士介绍，该炼厂的有8套装置达到世界级规模，11套装置采用了国内外先进的专利技术。

2010年11月，惠炼还一举夺得了第24届IPMA国际项目管理大会颁布的国际卓越项目管理最高奖――特大型项目类金奖。

这个奖被称作国际项目管理的“奥斯卡奖”，中海油是全世界首次由炼油项目得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除了本次事故外，2010年7月24日惠炼也曾发生过火灾，大火燃烧了一个多小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万元左右。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认为：“安全事故是离散随机小概率事件，如果在一个稍长时间段内发生频率很高，就说明安全管理的水平出现问题。事故频发背后，暴露的是管理风险过大，事前的风险控制不到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长于海上油气开发的中海油，炼油领域一直是其短板。由于此前并没有炼油项目的建设、管理历史，上马惠炼所需的人才，从经理到骨干员工，基本都是从中石油、中石化挖过来的。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篇8

    许劲松认为，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交通事故的结论与现场事实不符，武城县公安局没有履行法定职责。遂向武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交管行政确认诉讼，要求撤销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

    被告武城县公安局辩称，其下属的武城县交警大队对此次事故已经进行了处理，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5条规定“道路交通中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经公安机关调查不能确认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的，其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作出了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的结论，这本身就是履行法定职责，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

    [裁判要点]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武城县公安局具有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定职责，其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5条之规定作出《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属法律适用错误，于2003年11月12日一审判决：撤销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限其在十日内重新履行法定职责。

    被告武城县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以其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属技术责任认定、不具有可诉性为由，提起上诉。他们还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也就是说，只有过失才能构成交通事故，而本案是武城县卫生防疫站的执法人员故意追车所造成的，不属于交通事故，因此请求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争议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车辆相撞事件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该案中，机动车辆驾驶人员均经考核取得驾驶资格，故其对道路交通法规、规章是明知的，违章行为对任何驾驶员来说都有故意性，其对损害后果的认知态度则成为判决一个交通事件是否是交通事故的关键。追车事件中，被追方为逃避卫生行政管理，高速逃逸；追赶方为严格行使权力，高速驾车追赶。双方均应知道自己高速行车的行为是不应当采取的违章行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损害后果却没有预见，或者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损害后果却轻信能够避免，故而双方对损害后果的态度是一种过失。如果双方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这种损害后果，公安机关也不会通知各方当事人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应以刑事案件立案侦察了。因此，该撞车事件应认定为道路交通事故。

    （二）武城县公安局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武城县公安局在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中未对本次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作出技术认定，故该通知不属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范畴；该通知还从程序上驳回了当事人要求作出责任认定的请求，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应当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三）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5条是针对不能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违章责任的情况，所规定的解决纠纷方式，不能作为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判决依据，故武城县公安局据此认定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是不正确的。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撤销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并无不当，应予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