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时间:2022-06-09 02:42:35

国外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摘要: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使这些人才尽其所能。因此,如何培养有就业能力并能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人才,以发挥人才“蓄水池”的作用,才是高等教育的关键。本文从对大学生失业根源的探讨、国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与我国的借鉴三个方面来阐述完善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两方面的真正作用。

关键词:职业教育;大学生失业;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9-0018-04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供给量迅速增加,在1996~2010年这十余年间,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了6.24倍。然而,市场对大学生数量的需求却趋于下降,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初次就业率也由之前的93.7%降低到72.7%。结果,至毕业时未能实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从2006年开始就已突破百万大关。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本应同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层次也应同本国的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相适应。然而,现阶段我国以订单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正是难以满足当前大学生就业需求的原因。于是,学者们大多认为我国大学生之所以就业难,正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相适宜。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扩大就业量;也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调整教育结构,注重理工科发展以配合当前的产业格局。

从失业问题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缺陷

(一)我国的大学生失业率高吗?

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教育结构调整,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并且生效的,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于是,我们转而从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寻求答案,那就是失业现象本身。然而,我们有一个疑问:当前的大学生失业现象是正常现象吗?表1是我国1996~2010年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量和就业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大学生就业率自2001年以来一直处于70%左右的水平。但是,如果单看失业率而忽略其他,这显然不够客观。相关研究证明,新增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就业人口学历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2001年,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5.60%,到了2009年,这一占比升至7.43%,9年来只增加了1.83个百分点。其原因在于,虽然近年来我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居世界第一,但这几百万大学毕业生规模(2009年为611万),与我国庞大的就业人口存量(2009年我国就业人员数量为7.80亿人)相比,其比例仅为0.78%,这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比例虽无多大实际意义,但过分夸大毕业生失业问题,似乎并不恰当。

(二)我国的高等教育超前吗?

青年人和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1960年以前的韩国以及二战后的日本等国均出现过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造成毕业生大量失业的现象,其原因也大多出于劳动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当时的产业结构而出现的“结构性失业”。但是,这些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在短时期内成功摆脱这种困境,并没有特别的摆脱方法和途径,普遍认可的解释就是人才培养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人才“蓄水池”的作用。而且,“教育先行”的超前意识一直是国际教育界对教育、对经济发展、对摆脱经济困境所优先考虑的战略。值得借鉴的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前提,日本、韩国这样的资源匮乏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领先于世界经济,其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功不可没;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教育普及率更是遥遥领先。而我国1993年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只有5%,直到2010年也不过26.5%的水平。因此,我国的教育发展不是超前,而是落后。

(三)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过剩吗?

自高等院校扩招以来,我国18~22周岁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到2010年仅为26.5%(如图1),而日本早在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53.7%,韩国大学生入学率由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到2003年更是达到66%。另外,从大学生就业占比方面来说(见表2),即使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如巴西、南非、捷克、俄罗斯等)相比,我国大学学历就业人口占比也是很低的,2009年的数据也仅为7.4%。同样是人口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巴基斯坦早在2002年就已达到21.1%,而俄罗斯、美国更是达到了50%以上。可见,扩招也并没有显著改变我国就业人口的学历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还是很低的,大学生人才数量没有过剩,而是太少了。

(四)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根源是什么?

以上的论证足以说明,我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因而,我们认为失业并非来自教育结构或经济结构问题,其根源存在于教育体制自身的缺陷。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旦出现经济萎缩,毕业生失业率就紧随其后快速上升,甚至比总体失业率还高。高额成本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其他类型的就业人员,却没有更多的就业竞争优势?其原因很简单:丰富的理论知识并不能代表着就业能力,大学毕业生缺乏实践能力和工作经验。虽然很多专业有毕业前的实习机会,然而,这种以熟悉业务为目的的短期过渡也并不能培养出大学生应有的职业素养。因而,面对经济波动,大学生失业加剧就成了必然的现象。更为遗憾的是,很多毕业生直到工作以后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他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行业,如果转行成本很高的话,隐性的人才流失就更多。正如很多企业家所言,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甚至影响其一生。因而,如何使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就能发现他所喜欢的职业,至少发现他不喜欢的职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给大学生太多的提前接触和发现自己兴趣(职业兴趣)的机会。因此,在面对经济波动时,大学生失业就成为必然。

如果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而是更加关注就业与失业的表面问题,那将是舍本逐末。因此,对于如何调节大学生失业问题的重点也就不应该仅着眼于过剩的问题,而应该在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普及率的同时,完善现有教育体制,在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加强大学生的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做好人才“蓄水池”。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从国外职业教育经验看人才“蓄水池”的构建

(一)实用技能培训

相比总就业率来说,德国的大学生就业率总是最乐观的。2004年德国的失业率大约为11.2%,其中高学历人口的失业率仅为4%;到了2009年,失业率大约为10%,但大学生失业率仍保持在4%以下的水平,而且德国的就业市场预计在2020年后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但德国的大学生就业却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除了要归功于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德国,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企业,都非常重视对学生实用技能的培训。众所周知,德国的高等教育以其教研并重的模式和严谨务实的学风为国际教育界所推崇。企业与学校之间的高度依托关系不仅为企业的自身发展和人才储备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需要高校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实践技能培养方面加以重视。因此,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对学生进行各种实用能力的培训,并且规定这些实用技能的学分占毕业生所需全部学分的18%左右。这种培训方式深化了就业指导的内容,增加了毕业生工作的附加值,也缩短了毕业生就业后的适应期。当然,毕业生实用技能培训作为一种国际惯例并不止于在德国实行,其他国家如日本、美国、芬兰、韩国等国均有实施,我国高校也有这种技能培训的课程。韩国在线就业网(www.jobkorea.co.kr)对国内四年制大学的1 774名二至四年级学生进行 “大学生就业相关培训现状” 调查的结果显示,55.8%的受访者回答“正在参加就业相关培训班”。德国的高等教育至今仍信奉严谨务实的求学态度并严格把关学生的学习成绩,其准时毕业率居世界最低,为19%,如下页图2所示。韩国的大学生准时毕业率则居世界前列,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值得怀疑。而我国的大学生准时毕业率更是超过韩国,我国大学毕业生能否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率也是个未知数。

(二)体系化的职业教育

日本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其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雇佣制度,即“毕业生一起录用制度”和“终身雇佣制度”。日本企业和政府机关每年对优秀毕业生进行一次统一录用并终身雇佣,这种制度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期维持自身的人才“蓄水池,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长期执行,使得日本能够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维持长期稳定的低失业率。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下滑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这种“统一”的制度逐渐变得灵活和多样化。尽管如此,这种制度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当代日本企业的人才储备观和学校的职业教育观。与德国相同,日本的企业也非常重视与高校合作,并十分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不同的是,日本的职业教育是体系化的,是贯穿整个学业生涯的教育。在日本,小学便设立“早起会”,用早课前的时间进行勤工俭学,以培养小学生的职业观念;初中阶段设置“职业科”,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必需的职业技能和基础知识;到了高中阶段,教育机构会减少基础课程来增加职业课程的选修科目;在大学,就业课程及职业规划教育则更加细致与专业,如“人生出路和选择”、“职业生涯形成论”、“现代职场论”等相关课程。“就业”作为职业生涯的教育核心贯穿于整个受教过程,使得学生能够更早地准确定位自己,认识自己并明确自己的就业方向,从而在校期间便可以及早参与相关方面的活动和技能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相关的执业证书等,为以后顺利就业提供保障。

(三)政府政策的支持

政府政策支持首先表现在各国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当今世界不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是:经济越发达,越重视优先发展教育;科技水平越高,越舍得花钱培养人才,尤其是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人才培养上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立法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教育形式加以规范和激励,以保障人才培养的规范化和持续化。如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私立学校法》、《教育公务员特立法》、《临教审设置法》、《教科书法》等多达几十部法律规范。二是表现在教育经费投入上,1999年美国教育经费投入高达6 350亿美元,占GDP的7.7%;日本上世纪70年代中期教育经费占GDP的份额超过5%,80年代接近6%,且教育经费增长一直快于GDP的增长;英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2001年至2002年度为5.0%,2003年至2004年度为5.3%,2004至2005为5.5%,2006年至2007年为6%。然而,我国直到现在才勉强将教育投入提升至GDP的4%。

其次表现为对就业扶持和创新培养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面的共同点仍然表现在立法和资金投入两方面。根据德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高校毕业生有权得到有关就业信息、咨询、培训、进修以及求职期间个人及家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日本有《日本国宪法》、《劳动基准法》、《职业安定法》、《雇佣对策法》、《最低工资法》、《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就业促进法》等建构的一个相当完整的“就业优先”或“以就业为核心”的劳动就业法律体系和公共政策体系。在资金投入上,为鼓励大学生积极创业和开展创新活动,英国政府提供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业项目,旨在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释放他们的创业潜能,使他们了解创业过程,获得创业相关技能。美国自1947年哈佛大学开办创业教育以来,经过60 多年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通过专门设立的国家创业教育基金,创业教育已经在美国形成一个相当完善的社会体系,基本形成了社会化的创业教育网络。日本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将创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共同研究、共同思考、共同行动。我国虽然也有相关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但政府关于大学生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且覆盖面太小。

综上所述,由于各国的国情迥异,因而在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上不尽相同。如德国的教育严谨务实,其毕业生通过短期的技能培训便可适应工作的需要,因而能够长期保持较低的失业率;英、美等国家则由于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而在创新支持上力度最大,也最有实效;日本通过体系化的职业教育和就业扶持与引导(“体验式就业”)来维持稳定的高就业率。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总体就业情况与韩国较相似。因而,我们需要的是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国情,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就业促进计划(制度),解决我国当前大学生失业严重的问题。

从经验借鉴到完善教育体制的政策建议

由北京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中关村人才市场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调查分析报告(2009)》指出:“就业能力是影响就业的深层原因”。“就业能力”通常被认为是专业技能、实际操作能力、研究创新能力、适应社会能力、人际交际能力等几个方面的综合体现。我国的教育体系多重视基础知识、专业理论方面的教育,而忽视学生在实践操作能力、适应社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方面的培养,以至于我国各层次的毕业生普遍缺乏自主学习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难以应对必要的职场社交与人际沟通。如果把现阶段在校所学的基础知识、理论知识统称为“校内知识”,把就业理论、社会文化知识称之为“校外知识”的话,那么,就业能力的高低就取决于“校内知识”与“校外知识”的综合程度。我国的教育体系明显重视“校内知识”的传授,而忽略“校外知识”的培养。因而,如何将“校外知识”贯穿于教育始终,不仅是解决失业的有效途径,更是解决当前对高素质综合型人才需求的有效途径。

(一)渗透式职业教育,校外知识引入课堂

将“校外知识”融合到校园教学内容之中,并贯穿于整个学业生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培养他们强烈的就业观和创业观。在小学阶段,可以将“校外知识”作为职业教育的启蒙思想穿插在《思想品德》之中,简要介绍关于各种职业和就业的初级知识;初、高中阶段,学生的思维渐渐成熟,可以在政治教育中引入人际交往与沟通、职业观、就业观等内容,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职业与真实的生活。高等教育阶段,则完全有必要将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课程,建立职业资格框架,并聘请专业的职业规划师、就业培训师等作为讲师进行授课,并计入学分。个人能力的培养本是高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因而作为过渡阶段的职业教育与就业培训理应是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应该将此责任推给社会、推给企业。

(二)政府主导,校企合作

日本的经验表明,教育是政府、学校和社会三者共同承担的职责,其中政府应承担首要且最关键的责任。因此,政府相关机构应加大对毕业生就业及创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制定具体的、切实有效的、认真执行的扶持制度。如通过减免赋税的方法鼓励校企合作,为高校学生提供有保障的实习机会;提供易于实施和易于得到的创业基金;广泛建立科技创业园(如西南大学科技创业园,它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办公设施以及贷款支持);设立专项资金奖励创新的观点和发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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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建青(1964—),男,内蒙古锡林郭勒人,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循环经济学、职业教育学。

邵青贤(1987—),男,河南固始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职业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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