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循环经济立法探讨论文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状况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法

二战后，日本为了重建本国实力，致力于经济发展、产业复兴，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地都在进行过度的开发和工厂作业，从而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并使之极度恶化。为了谋求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日本政府认为，应当抛弃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废物的产生、促进废物的再利用为目的，形成废物处理与资源循环再利用一体化的物质循环链条。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再生资源利用法》；于1993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并依据此法律，在1994年制定了环境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实现以循环为基调的经济社会体制”，包含了循环经济的内容。1998年日本制定“新千年计划”，把循环经济作为构建21世纪日本社会发展目标。2000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并在同年通过了几项专项法案，2000年也被称为“循环型社会元年”。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较完备的，在立法体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立法体系上共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循环经济基本法，包括《环境基本法》、《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在其指导下建立各领域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基本法明确了循环经济的定义、基本原则、各行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并明确提出循环型社会的努力目标。第二个层面包括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后者制定于1991年，于2000年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在于推进废物减量化、强化废弃物的管理和处置以及原材料的再利用。第三个层面主要是一些单行法，1995年《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1998年《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2000年《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2001年《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2002年《车辆再生法》。

（二）德国循环经济立法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也走在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实施了《废弃物处理法》，但当时立法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处理”生产和消费中所产生的废物，仍然属于环境问题的末端处理方式，因此，该法尚不属于循环经济性质的立法。1986年，德国将《废弃物处理法》修改为《废弃物管理法》，强调要采用节约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把避免废物的产生作为废物管理的首选目标，将立法目的由“怎样处理废弃物”转变为“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1991年，德国首次按照从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经济思路制定了《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对于商品的包装物尽可能减少并回收利用，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义务，以减轻填埋和焚烧的压力。1992年，德国又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4年9月，德国公布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并具体规定了建立循环经济的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把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从商品包装扩展到社会相关领域，规定对废物管理的手段首先是尽量避免产生，同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使用和最终资源化的处置，严格规定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行为主体——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责任，同时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逐步从生产环节的回收利用扩展到社会消费的销售、使用环节。

在1994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之后，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2000年制定了《200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1年制定了《社区垃圾合乎环境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2年制定了包括推进循环经济在内的《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和《森林繁殖材料法》；2003年修订了《再生能源法》。

由上可知，德国是先在个别领域逐渐建立相关立法再制定循环经济法，而后又制定其他法律推进循环经济法的实施。有关法律、法规经过不断实践、修订，现已形成条款日益严密、结构不断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

（三）美国循环经济立法

美国一直倡导和实施与循环经济相类似的“污染预防”，在1976年通过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该法促进了废物再循环和再利用。1990年通过了《污染预防法》，对污染预防的实施和贯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美国虽然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这两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1991年，美国环境保护局了《污染预防战略》。之后，联邦和州政府相继制定了大量有关源削减的法律、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目前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先后制定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法规，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法规，均在社会生产消费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特征

从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可以看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理念的制度载体，循环经济法具有与传统部门法所不同的特征：

（一）主体的广泛性

首先，是主体范围的广泛性：涉及一切可能的社会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行业协会等。其次，是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贯穿生产—交换—消费全过程。还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广泛性、责任形式的广泛性等。

（二）公益性

循环利用与经济效益平衡甚至互相促进无疑是一个理想模式，在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体并非总能从循环经济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其为循环经济付出的代价未必总能换来个人利益同等程度的增加。作为应对环境危机的产物，循环经济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维护中。循环经济的环保性大于经济性，公益性大于营利性。企业进行环保型的技术开发需要昂贵成本，技术应用即循环的过程中也需要不菲的投入，这些额外增加的企业生产成本往往比使用新的原材料要高出许多，比以往废物丢弃处理费时费力，这种对企业自身不经济是可想而知的。“循环”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生产成本以使经济更有效益，更在于通过使能量的闭环流动带来的资源需求绝对值降低与废弃物减少，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的损害。

而当个人、企业因此而遭受较大损失时，国家应当予以适当补偿，这也是保证法律执行的一项“奖励性”机制，同时，应当大力加强财税收入的扶植，实行有差别的财税政策。根据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大小规定有差别的税率，以遏制污染排放，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实现工业废弃物“零排放”。

（三）强制性

循环经济在于追求生态效益而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收益，很可能发生企业在回收废物、循环使用方面的花费与经济收益之间的不平衡，事实上许多行业所需资源的开发成本要大大低于循环利用。因此，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就要在其中起作用，保障循环经济的开展。例如，当企业的经济收益与环境的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就应采取对策对环境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征税，提高其生产成本，降低产量，使污染者意识到，企业要想长久存续，只有采取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四）技术性

物质循环的可能程度与人类科技水平、认识程度直接相关，循环经济的主体、权利义务范围与内容也伴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而日新月异。鉴于循环经济本身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循环经济法也具备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在立法时应审慎考量可操作性、现实性，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避免法律与现实脱节。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立法应体现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理念

我国地域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均匀，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经历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既要防止法律的制定流于形式，又要避免操之过急，不切实际，使实施主体没有积极性去实践循环经济举措。

（二）立法应坚持科学性及专业性

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坚持科学性。从日本、德国等循环经济较先进的立法中可以看出，相关的法律都有科学严谨的法律概念，对各类主体设定了明确的义务，也规定了具体的目标与时间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中，也应当坚持科学性和专业性，对循环经济的相关要素和指标进行科学的界定，对相关主体设定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相关配套立法

在立法方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已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但其还缺少必要的配套立法。我国可以采取在该循环经济基本法的指导之下，具体领域的相关行业根据各自需要制定具体的标准，相关需要单独立法的领域可以是那些日常生活废弃物较多，进行循环使用的经济价值较大，或不加以环保处理将对未来生活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行业或领域。在循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特种家用机器的循环法》、《建筑材料的循环法》、《容器和包装物分类收集与循环法》、《车辆再生循环法》。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在设立各专项法规政策时，对同一性质的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作为划分标准，比如，对包装物的再生利用和处置，专门设定了《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法》；对建筑材料的再生利用，专门设立了《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同时可以对相关行业的技术规范进行整合，使各专项循环经济立法能体现该领域的技术要求和对实现循环经济目标的作用，规定减少废弃物的数量及保护环境的不同措施，使立法清晰明确。

（四）合理分配主体责任

立法中，国家、地方、企业和公民应合理分担责任，如在日本循环经济法体系中，规定了国家、政府主要承担制定环保和再生利用政策和措施的责任；企业在生产、销售全方面承担责任；公民的责任是抑制废弃物的产生，尽量循环使用，并适当处置废弃物。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上，应当吸取日本在责任分配上的经验及教训，合理分配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之间的责任，正确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消耗急剧增加，环境压力逐渐加大，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受阻。我国制定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走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状况，并探讨了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公益性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