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瓶颈探析

农村基础教育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基础薄弱、经费严重不足等艰难条件下为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既使其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人向上流动的愿望。然而已有成就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理性地审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还存在以下瓶颈。

一、教育经费与管理体制的权责分离

我国城乡分割办学的制度由来已久，使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差距日渐拉大，教育资金向城市倾斜。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农村教育资金从过去主要由农民承担变为现在主要由县财政承担，这种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虽然明确了县级政府的主体地位，解决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中的某些问题，但大多为治标，并非治本。本想借助县级政府较强的统筹能力来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遭遇到阻碍。

事实上，中国县级财政的统筹能力并非如理想中那样乐观。2008年国家审计署对54个县的调查发现，有8个县未按规定落实应承担的资金1350.58万元，占应承担资金总额的71.78%；有5个县的县级政府减少了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投入，2006年与2005年相比，共减少3186.90万元，减幅为13.2%；有29个县的财政、教育部门未按规定期限分配并拨付到有关中小学校的资金1.10亿元，占同类经费总额的45.32%，其中有13个县资金滞留平均超过6个月，最长的超过1年；2005年底农村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负债余额28.72亿元，截止2007年6月底，已偿还债务8.63亿元，但同期又新增债务6.79亿元，尚有负债26.88亿元，平均每县4987万元。[1]县级政府虽然承担起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使县内的教育贫富差别得到平衡。但是，对于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县来说，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和总量短缺的现状，特别是我国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为减轻农村负担，取消了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这样一来，原先由全国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虽然没有了，但由于新的教育经费转移支付的机制尚未建立，致使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

经济学家光将中国的基础教育评价为“叫花子教育”，而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中的缺位。国家借助制定课程计划、确定师资标准、实施教育评价、财政转移支付等路径掌握了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绝对权力。但按照光的测算，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只占了基础教育总投入的2%。[2]这一数字是与中央政府享有的权力是不相称的。“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让县级政府成为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主角、承担起了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大部分责任，但并未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教育责任和权力两相分离，导致有权无责和有责无权的尴尬，降低了县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仍然存在着如何明晰责任与权力的问题。对中央政府而言，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必须切实承担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主体的责任，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以调整农村基础教育为核心的农村教育新体制，把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中央投资范围，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市民支持农民的扶持路径。对县级政府而言，应继续承担起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应尽的责任，同时争取更大的办学自，逐步做到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解决权责背离的问题，实现权与责的统一。

二、 培养目标的定位偏差

基础教育是面向每一所学校，面向每一个学生，面向学生的每一个方面，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活泼生动、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为学生以后的发展和成才打好基础的教育。然而，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目前依然以应试升学为主，评价教育好坏的标准还没有从关注升学率高低的模式中走出来。于是，农村学校成了为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工作间，获得深造机会的大部分学生离开了农村，而大部分依然留在农村的学生则陷入了“种田不如老子，养鸡不如嫂子”的尴尬境地。这不得不使我们想起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70多年前发出的呼喊，“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农村基础教育不仅没有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反而让城市无偿摘取了农村教育最精华的果实，农村依然被知识贫困、技术贫困所困扰。这样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培养目标和教育理念并没有真正放在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位置上来。在盲目追随城市教育的步伐时对自身的情况理解不充分，抓住少数而丢了大多数，从而使农村基础教育的定位过于简单，造成了其“离农”的现象。

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民生产生活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教育目标的一元化。农村基础教育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使其育人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与农村教育的积极性。最终结果便是农民素质偏低，中初级专门技术人才偏少，农村经济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应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化――除了为城市培养人才外，要最大限度地强化培养地方人才的意识，坚持教育与农村本地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战略，从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教育目标，设计教育模式，规划教育未来。例如，进行高中阶段学制改革，在大力发展综合高中和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同时，广开各种办学渠道，不断扩大综合高中和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规模，使尽可能多的农村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地承担起全面培养适应农村、热爱农村、建设农村的中初级优秀人才的责任。

三、 课程改革的城市取向

课程改革强调要以“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作为其核心理念之一，但却在课程改革的开发制定与具体实施上缺乏足够的支持。一方面，体现课改精神的课程开发和课程政策制定者主要是来自大学和中心城市的专家及特级教师，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其社会经历，又成了他们接受与理解新课程的基点，从而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代表着城市这种优势文化，以城市、重点学校为参照依据，而没有充分地考虑和顾及广大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的现实状况。如《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内容标准”中规定：在“感受与鉴赏”领域，1-2年级学生要在“音乐表现要素等”方面能够“感受乐器的声音，能听辨打击乐器的音色，能用打击乐器奏出强弱、长短不同的音”；在“表现”领域，要在“演奏”方面“学习常见的打击乐器”，“能够用打击乐器或其他音源合奏或为歌曲伴奏”；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学校应配置音乐专用教室和专用设备，如钢琴、风琴、手风琴、电子琴、音像器材、多媒体教学设备以及常用的打击乐器、民族乐器及西洋乐器等”。可以看出，课程改革的课程目标、内容要求、课程资源建议带有明显的城市取向，多是以城市的课程条件为假设前提，对于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学校及其学生来说无异于形同虚设。虽然新的课程标准与以往的教学大纲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弹性，却仍是单一的城市的层级与维度，依然没有体现出农村地区的特点，无法适应和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我国的教育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和开发的课程也势必影响课程改革在农村的推行。另一方面，农村基础教育在推进新课改的过程中，存在着盲目地以城市基础教育为参照系的问题。农村学校普遍重视国家课程，对乡土课程资源了解、认识、研究得不够，以致乡土课程开发不足。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脱离农村学生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新课程在农村地区推行时水土不服、执行打折、效果不佳的景况。所以，课程改革必须顾及甚至优先考虑广大农村，不能因农村基础教育落后便知难而退。农村基础教育期待着鲜明的农村形象及其生活图景更多地进入教材。农村独特而又丰厚的资源，更应充分地进入学生文化学习的小课堂和综合实践的大课堂。唯有如此，农村基础教育才能获得长远和充分的发展。

四、 教师队伍质与量的匮乏

中国教育问题的焦点在农村，农村教育问题的焦点在教师。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对优质教师资源有着强烈需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必须依靠农村教师质与量的提高来实现。然而，一方面，我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使得农村教师往往会因为农村学校工资低、任务重、生活条件艰苦、缺乏保障等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纷纷流失到学校条件好、社会环境优越、收入稳定和个人发展有前景的城市。另一方面，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财政困难的农村地区更多地基于减少财政负担的立场而严格控制教师编制。同时，占有、挪用教师编制的问题突出，出现了“在编不在岗”的现象。再加上退休、流失等因素，使得许多农村学校都存在师资紧张的问题。

虽然量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质的上面获得弥补，然而，当前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仍不容乐观。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部分农村学校的领导将办学质量等同于多媒体教学设备及塑胶跑道等，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同于用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设备开展教学，忽视了对教师素质的提高。哈佛大学前校长柯南特曾说过：“学校的荣誉不在于他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农村教师作为农村基础教育过程中最直接的参与者，在课程实施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对课程理念的理解、对基础教育的态度、他们自身的素质以及对课程改革的适应程度等，是影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最直接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农村推行，农村教师的专业素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课程的实施者，却在课程的实施中处于被动地位，出现了“自由度大了，反而不知道怎样教了，上课不敢讲了，怕讲多了就回到了老路”的问题。由此可见，农村教师对基础教育要求给学生教什么、怎样教的认识还有欠缺。因此，为适应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而学习、充电成为农村教师迫在眉睫的事情。

农村教师队伍质与量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将会不断滑坡并失去持续发展的条件。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教师编制制度，完善继续教育体系，重视农村教师培训，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农村基础教育突破瓶颈获得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崔鹏.审计署公布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审计情况――八成被调查县挤占挪用教育经费.人民日报，2008-07-05（2）.

[2] 刘黄. 中国经济失衡:政府富老百姓穷[EB/OL].(2005-11-07)[2010-01-25]. business.省略/20051107/n240666145.shtml.

[3] 周晔.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对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思考.魅力中国，2009(23): 9-11.

[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00.

[5] 刘尧.农村教育目标的一元化与多元化.职业技术教育，2004（4）：52-55.

[6]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28.

[7] 王义遒.我国高校的恰当定位为什么这么难.高等教育研究，2005（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