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民人力资本的问题释解

渔民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知识水平偏低知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我国沿海渔民整体水平的文化素质，是判断沿海渔民人力资本水平高低的重点。而基础教育是提高渔民知识水平最主要的方法，因此，我们用渔民的受教育程度表示该水平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获得的。人的出生和成长开始于家庭。家庭是以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初级群体。家庭担负着多种社会功能，它既是人口再生产单位，又是物质生产单位，同时还具有教育的职能。[2]在我国当前的渔村社会中，家庭担负着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教育活动。渔村家庭中主要成员的文化程度和偏好影响着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投入，并且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保持着实用性。渔民能够通过自主的家庭教育和非正规学校教育提供适应渔村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相关知识，因此，家庭被看作是一所小型的专门学校，它为渔业供给和训练学生，从而忽视了学校正规教育。此外，家庭是基础教育最直接的投资者和受益者，但是目前渔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粗放型的，科技含量低，影响了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在学校教育方面，沿海渔民大都世世代代从事海洋渔业，加之历史和地域的原因，获得教育的机会很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小学文化程度及其以下的劳动者占从业人员的大多数。近些年来，尽管沿海渔民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而言，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仍然过大。从大的范围来看，根据对渤海海域、黄海海域、东海海域和南海海域四个地区渔村的调查，发现渔民文化程度的具体结构分布是，初中及以下学历占68％，高中学历占24.4％，大学学历仅占7.6％，而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没有。[3]从小的范围来看，根据有关部门对青岛地区的调查，发现青岛开发区渔民中高中生很少，初中生约占40％，小学生以下的占到了50％。另据广东省的调查，海捕渔民受教育程度甚至低于全省的农村教育水平，全省近90％的渔民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4]由此可见，沿海渔民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小学及以下、初中受教育水平的渔民所占比例相对过大，而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渔民所占比例相对过低。

（二）劳动技能单一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具有某种特殊的活动方式，能够完成特定意义的工作。渔民家庭中父辈的言传身教和自身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形成，使其劳动技能具有单一性。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在家庭关系基础上通过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水纹波般扩散开的差序格局中开展自己的经济社会行动。作为差序格局中心的己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家族、血缘裹着，个体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性个体。[5]因此，虽然家庭行为在现代社会正走向理性化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还要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如风俗、习惯、礼仪、惯例等。在渔村社会中，渔业生产是渔民最重要的生产行为和经济行为。渔民的行为方式和选择方式深受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的影响。年长者拥有长年累月从事海洋渔业积累起来的技能知识，通过传帮带、年轻一代干中学的形式实现技能传授。在渔村，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通常从事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相同的职业，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从自己的长辈那里获得了从事这些劳动的技能。与此同时，人们通过长期从事某一个行业或职业而逐渐掌握了该行业或职业专用的知识技能，相应地就会形成该行业或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即便这时的劳动力发生流动，首先也是在该行业或职业范围内流动，这主要是为了继续获得相应的专用性投资收益。[6]相应地，世代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渔民，祖祖辈辈从事海洋渔业，进入和长期就业于这种海洋资源依赖型行业，逐渐地形成了单一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渔民潜移默化地就会形成特定的人力资本结构。因此，我国广大的沿海居民所仰赖的经济命脉主要是渔业经济，数以百万计的渔民从事着各种形式的渔业生产。从单纯的捕捞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以近海捕捞为中心，以向远洋和海水养殖为延伸的多种渔业作业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渔民只具备捕捞或养殖技术，所掌握的劳动技能单一。

（三）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人的健康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它的意义在于是其它形式人力资本存在与效能正常发挥的先决条件。[7]人的健康水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遗传等先天因素的影响，但更多地还是依赖于后天的生命过程中主、客观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对渔民来说，其职业的特殊性对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年龄方面，据调查渔民主要以青中年为主，主要集中在36岁到45岁之间，[3]中年渔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渔民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的趋势。其次，生产环境方面，对于渔民来说职业风险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涉及到很高的职业危害如冒险、伤病和死亡，并且与高比例的致命的和非致命伤害相联系。如渔民平时在船上工作休息，空间多为有限空间，受海浪左右摇摆，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然后，生活习惯方面，渔民有吸烟、饮酒、饮食不合理等不良的生活习惯。渔民吸烟率很高，调查发现，20-39岁渔民吸烟率为85.2％。[8]；渔民为抵御海上风寒，打发无聊时间等而饮酒现象普遍，调查显示渔民饮酒率为74.4％，高于非渔民组60.7％；渔民们往往不能食用到新鲜蔬菜和水果，膳食脂肪比例相对较高。国内报道，膳食脂肪占远洋渔民膳食总量的35%以上，高于15％的标准膳食脂肪量。[9]此外，职业疾病方面，大多数渔民由于长期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或多或少都有疾病。如胃病、骨骼关节病、慢性支气管炎等慢性疾病，损伤、意外伤害等突发性疾病。[10]最后，心理方面，由于海上状况复杂，长时间作业，职业风险大，生活比较单调枯燥，缺乏必要的精神文化生活，致使渔民处于焦虑的心理状态中。

制约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

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投资为一切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没有投资，就没有人力资本的形成，没有人力资本就没有其他一切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取得人力资本，必须对人本身进行投资。但是渔民人力资本的投资依赖的内在因素或外在条件不具备时，就可能成为制约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

（一）收入增长缓慢是制约渔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原因渔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对人力资本投资缺乏积极性，是制约家庭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原因和直接原因。近几年来，渔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其中不少渔民陷入贫民困，出现返贫现象。渔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4725元到2010的8962.81元，11年以来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相比较，渔民收入整体高于农民，但低于城镇居民，且二者之间的差距逐年增长，由2000年两者相差1555元，到2010年两者相差10146.19元。这十一年来，城镇居民的收入的增幅达到204%，而渔民收入的增幅仅为89.7%。（数据由2000-2011年的《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出。）[11]渔民的人均收入呈现低水平徘徊不前的态势，同时，渔民负担依然很重，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断增加，所需生产资料成本呈不断上升趋势。另外，渔民承担着种类繁多的渔业税费，开支比较大。在这种形势下，渔民需求能力低，往往将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和渔业生产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表现为有限理性的选择。因为相对于渔民的承受能力，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成本过高，渔民尽可能地压低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更多地把支出投入到渔业生产中，由此严重限制了渔民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渔民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又进一步成为渔业劳动生产率和渔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这就陷入了类似于纳克斯等人的贫困循环原理所反映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结果，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直接原因又在于收入水平过低。[12]渔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过高的成本这一矛盾严重抑制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二）城乡教育失衡是制约渔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深层原因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教育失衡是经济失衡的移植或者说是借用。它是指人类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不公平。[13]在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发展失衡的反映。城乡教育失衡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我国长期实行倾向于城市的教育投资体制，而忽视农村的教育发展。首先，在教育经费分配方面，我国财政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教育经费存在城乡间的二元财政状况，使我国农村教育的投入更加捉襟见肘。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增长缓慢，到2008年投入总量只占GDP的3.33%。[14]更严重的是我国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所占总教育经费的比例很少，致使文盲和半文盲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渔村属于农村范畴内，当然也会受到影响。其次，在受教育方面，渔民在教育投资选择上，偏重于义务教育，对高中及高等教育等其他类型的教育投资积极性不高。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承担，渔民对义务教育的支出较小，因此投资热情较大；高中及高等教育费用大，主要由渔民负担。最后，在教育资源方面，渔村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渔村教育缺乏经费保障机制，办学条件差。渔民和城市居民相比，不能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公共教育带来的实惠。并且，在我国缺乏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限制了渔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平衡，直接导致渔民人力资本开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阻碍了渔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形成。

（三）社会保障缺失是制约渔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根本原因渔民健康投资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一个完善、合理、持续的渔村社会保障体系。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以城镇居民为核心，并且渔民被归入农民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渔民自身的特殊性，导致渔民几乎没有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的成果。在此种情况下，渔民主要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的保障制度，并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国家为主体、由政府财政提供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障，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渔民自我保障和社区保障的性质。因为特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渔民迫切需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健全的渔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渔民长期从事渔业，其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远远高于农民，有明显的退休年龄。退休后渔民没有土地保障来维持基本生活，只有依赖于之前的积蓄或子女的赡养来维持生活。随着渔村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年老退休渔民的供养和养老保障也越来越严峻。其次，渔民从事的是高危、高强度职业，因此威胁渔民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与职业有关的疾病。渔民享受到的医疗保健服务远低于城镇居民，但其职业风险却远高于城镇居民。但是渔民作为边缘群体基本被排斥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采用的是个体保障与家庭保障的方式。再次，有部分渔民因转产转业、因自然灾害、因疾病导致生活极其贫困，他们需要政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以维持生活。最后，随着渔业资源的日益减少和衰竭，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渔民转产转业成为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其文化素质低、技能的单一性，可能面临着失业危机，成为结构性失业人群。总之，社会保障的缺失制约着渔民健康水平的改善、制约着渔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制约着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总体的说，渔民整体素质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但是综合素质仍然不高，且发展不平衡。由上述可以看出渔民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不容乐观，渔民人力资本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体制、机制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教育失衡，社会保障缺失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综合素质和内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于渔民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

作者：同春芬 于聪聪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