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银行稳健性改革:潜在冲突和可能影响

摘要：巴塞尔委员会提出将提高资本的质量、扩大风险覆盖面，并采用前瞻性的期望损失准备金和建立缓冲资本等方式克服亲周期效应，同时引入杠杆率、流动性指标作为新的监管手段来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这些改革将使银行业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银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强调风险收益匹配的资本质量管理势在必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准则的改变将对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认为，加大交易对手(Counterparty Risk)风险管理，方向正确，但道路漫漫；对第一支柱进行改革缓解亲周期性，将以牺牲风险敏感性为代价，有违于新资本协议初衷杠杆比率计算存在较大争议，监管有效性值得商榷；期望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政策挑战传统会计概念，实施可行性尚存疑问；系统性流动风险的监管改革成为未来的改革重点。关键词：新资本协议；亲周期性效应；缓冲资本；流动性指标监管；杠杆比率监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4-0009-07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9年12月18日，巴塞尔委员会了关于《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协议》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对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的一个全面回应。那么，巴塞尔委员会出台的这些新规定将对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改革措施存在哪些潜在冲突，这些冲突会如何影响监管改革的最终走向，中国又如何在这些冲突中维护自身利益或者借鉴这些监管理念的变革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个简要回答。

二、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巴塞尔委员会的改革措施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

目前各国对资本有不同的定义，缺乏一致性和透明性。危机显示，只有普通股权益才是风险非常严重时期的最好工具。这导致在危机时许多银行报告的一级资本比率看上去较高，但普通股权益却较低，不能吸收损失。文件提出的修改内容为：

提高一级资本中普通股资本的质量和一致性；

二级资本应当简化，将不再对二级资本做进一步分类，定义一级资本的原则是使银行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角度出发；

废除三级资本，以确保市场风险同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要用同样质量的资本来吸收损失。

(二)扩大新资本协议包含的风险范围

1.扩大对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

改革后的内容要求银行提高证券化和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防止在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之间进行监管套利；在计算资本要求时，应充分考虑非常不利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需求，例如对严重金融危机条件下在过去12个月内的压力条件计算的资本要求。同时，对衍生产品、回购协议和证券融资也提高了对手交易对手风险的资本要求。此外，新资本协议还要求提高第二支柱监督检查的标准并强化了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要求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第二支柱的风险管理标准立即生效。

2.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监管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源于衍生品交易、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强化交易对手的资本要求将鼓励场外衍生品交易转向通过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所交易。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度量上，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如下：

用压力输入因子决定其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

银行将对与交易对手信用水平下降相关的盯市损失(信用估值调整(CVA)风险)计提资本。虽然现行的新资本协议包括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但没有覆盖CVA风险，与源于违约的损失相比，CVA风险是更大的损失来源。

考虑建立加强抵押品风险管理实践的额外标准：持有对一个交易对手大量的、非流动性的衍生品风险暴露的银行将使用更长的抵押期限，作为决定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

建立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所的稳健标准：致力于解决源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市场导致的相互关联性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将与清算体系委员会(CPSS)合作建立中央交易对手和中央交易所，同时，为了增强激励机制，将允许银行在中央交易对手的抵押品和盯市风险暴露在满足一定标准时，可以采用0％的风险权重。

(三)在第一支柱下，引入杠杆率作为补充

在第一支柱下，引入杠杆率作为补充的主要原因在于，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更高的杠杆率将放大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当市场处于不利条件下，杠杆公司不得不出售资产以减少敞口，从而增加了整个系统的风险。此外，计算最小资本充足率时，需要计算以风险为基础的加权资产，容易产生模型风险，因此通过增加一个简单的，不以敞口的风险特征为基础的表内杠杆率指标的设定，可以防止银行的过度杠杆增长，减少过度杠杆化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破坏，此外还可以克服模型风险。

杠杆比率设定的原理如下：采用一级资本或核心一级资本(权益资本)作为杠杆率的度量指标，即杠杆率被定义为=风险敞口，一级资本(或核心一级资本)。目前的改革主要还是围绕资本的定义展开，在后续的工作中，才会进一步量化考虑杠杆率到底是用一级资本还是核心一级资本作为度量指标。度量的基本原则是只考虑表内杠杆率，而对于表外资产则通过信用系数转换方式转换为表内资产。此外，在定义资本和风险敞口时要求保持一致性，以防范双重计算，并且计算风险敞口时不允许采用净额结算、抵押和担保等信用风险缓释，以防止忽略对交易对手风险。这是因为采用这些风险缓释技术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风险，对交易对手风险却并没有缓释。

(四)克服亲周期性效应的一揽子措施

1.降低最小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动

为降低风险参数(PD、LGD等)的周期性波动，防止新资本协议自身的风险敏感性，改革方案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使用长期违约概率、估算经济衰退期的LGD、对风险函数进行重新校定(如将相关性系数的区间扩大)，此外在进行压力测试时，强调应考虑衰退期信用资产组合向下迁徙的情况。

2.采用前瞻性的损失准备金制度

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倡导稳健的贷款损失拨备做法，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行动方案。第一，巴塞尔委员会正在推动会计准则向预期损失方法的方向演进，强烈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向预期损失演进所做出的努力，目标是提高决策的有用性和会计报表对投资人(包括审慎监管者)的相关性。巴塞尔委员会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替代国际会计准则39号(IAS39)的指导原则。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审议IASB关于建立基于预期损失的方法的讨论稿，并将协助IASB决定最终的标准，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巴塞尔委员会鼓励基于预期

损失的方法，更为透明地捕捉真实损失，与“确认损失”的方法相比，亲周期性程度要低。第二，委员会正在改进监管指引，使之与预期损失的会计方法更为一致。该指引将协助监管者在预期损失的框架下采用更加稳健的拨备做法。第三，委员会正在解决监管资本框架下不利于充足拨备的做法。

3.建立缓冲资本

危机刚发生时，即使本机构和金融系统整体情况都在恶化，很多银行继续大量发放分红、回购股票，以及慷慨的薪酬等。这种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问题造成单家银行和整个部门稳健性下降。巴塞尔委员会正在探讨建立资本留存制度，建立充足的、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超额资本，以备出现压力时银行可使用缓冲资本。即当经济不景气发生资本缓冲被计提后，银行应采取的一种补充方式是减少可酌情支付的盈利分配。其中包括减少派息、股票回购和员工奖金发放。

4.控制信贷的过度增长

为了防止信贷的过度增长可能导致在经济步入下滑通道时引发危机，巴塞尔委员会提议：

A建立一个或一组经济变量以评估某一经济体的过度信贷增长已达到某一风险容忍度的临界边缘。

A当某一经济体达到事先确定的经济变量阈值时，此时应建立一个基准的缓冲资本。

A对只在国内从事借贷活动的银行来说，应按上述步骤确定缓冲资本，而对于国际活跃银行来说，则根据其业务或风险敞口的区域分布按照风险加权比例法确定各个区域的缓冲资本。

A不要求严格地按照规则来计提缓冲资本，而是按照上述步骤中提到的缓冲资本计算和配置的原则，根据各国差异，灵活地运用。

对于上述措施还处于初步讨论阶段，巴塞尔委员会将在2010年7月提出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方法。

5.建立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

任何一场危机的爆发首先都显示为流动性风险。但是，在此次的危机中，流动性风险却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主要是衍生产品导致的银行体系隐含的杠杆率过高，当冲击发生时，银行体系去杠杆化的过程更是加大整个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此次的监管改革，将流动性风险的防范也纳入了监管体系之下，提出了两个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指标。第一个指标为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其主要对30天内资产负债的匹配状况进行监控，目的在于提升银行短期流动性应对潜在的流动性中断，流动性覆盖率将有助于确保全球性银行持有充足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经受住融资流动性压力的考验(压力情景由监管当局指定)；另一个指标是用于解决流动性错配的长期结构化比率，鼓励银行使用稳定资本来源支持其业务，即简称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ito，NSF)。巴塞尔委员会将进一步提出流动性监管的主要原则，各国将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进一步选择，但为了达到全球流动性监管的一致性，巴塞尔委员会将进一步提出流动性监管的工具和框架，目前正在进一步考虑的主要方式有：合约的期限错配、融资流动性风险的集中、考虑从市场数据中来计量流动性风险并以此作为监管工具(流动性计量时应尽可能采用瞬时数据以确定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流动性)。

三、潜在的冲突及对银行业的可能影响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这些改革新规将对银行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包括：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提高将使银行业面临更为艰难的经营环境；杠杆比率和流动性标准的提高将使银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强调风险收益匹配的资本质量管理势在必行；会计准则的巨大变化将对传统会计理念提出巨大挑战，相应的税收改革也将对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首次将流动性比率和杠杆比率作为监管指标，将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这些改革新规还处于征询意见稿阶段，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冲突将可能影响最终方案的确定。

(一)面临更为严格的资本环境，银行业的稳健可能以经济增长为代价

提高资本的质量、透明性和一致性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克服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问题，防范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因此，将增强银行业的总体稳健性。但是，这一改革措施的出台，意味着银行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资本的环境。此外，巴塞尔委员会对上述关于资本划分和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将在2012年及之后才要求执行，这种逐步推进的措施将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回暖而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震荡。但刘银行业施加较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宏观经济成本，即，过高的资本将限制银行的放贷能力，在世界经济尚未走出经济低谷的影响下，这一潜在的宏观经济成本可能也就更大。显然，在银行稳健和经济效率上，巴塞尔委员强调系统稳健性，而较少考虑银行资本金提高对经济增长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扩大风险覆盖面，加大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方向正确，但道路漫漫

采用信用估值调整技术来估算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这一方法简单可行，可以将场外的衍生产品和影子银行系统纳入监管视野，从而实现监管的全覆盖。然而，要实现场外衍生产品的场内化交易道路漫漫，这主要是因为：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灵活，具有个性化特点，能够满足单个金融机构特定的风险管理或投资回报目标，因此，单靠降低保证金要求和风险权重等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使这些机构将场外衍生产品场内化。

(三)杠杆比率计算存在较大争议，监管有效性值得商榷

杠杆比率可以防范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并且可以克服以新资本协议以风险加权资产为基础来确定监管资本的“模型风险”问题，并且通过将表外项目通过信用转换系数纳入表内，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方法。但是，杠杆率的计算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衍生产品和回购交易在计算敞口时“不允许抵消”，将会高估银行的杠杆水平；并且对信用衍生产品不允许“做空”和“做多”信用衍生产品相互抵消，不能反映银行真实的杠杆比平；并且对于无条件可撤销工具(例如，对零售信用卡承诺额度)也被包括在总敞口之中，这种做法也将导致高估杠杆率。因为对此类工具，银行可以单边取消这类工具。从杠杆比率监管的有效性来讲，固定的杠杆比率不仅不能缓解顺周期效应，而且可能加大经济波动幅度。此外，其也没有反映出融资流动性风险。并且，将杠杆率作为监管指标，反而使得高风险资产反而有较小资本要求，产生了反向激励问题。

(四)亲周期性效应缓解：银行稳健和风险敏感性，两难的选择

1.对第一支柱进行改革缓解亲周期性：银行稳健以牺牲风险敏感性为代价

这一改革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对第一支柱下风险资本输入参数进行平滑来实现亲周期性的缓解，即更多地采用跨周期的评级；或者通过对资本输入参数的平滑来实现，即将现有监管资本公式中资产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公式中的比例提高(从0.12-0.24提高到0.15和0.3)。但是上述两种方法都以牺

牲监管资本的敏感性为代价，从而使巴塞尔委员会最初的改革初衷破产。由于资本要求的平衡和银行对风险管理要求的敏感性之间存在冲突，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EBS)提出，通过在第二支柱程序下运用衰退期的银行违约概率调整银行在良好信贷环境下自行估计的违约概率计算，来降低违约概率的周期性。对于同样的问题，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提出通过运用转换标准(scalar)将银行违约概率模型的输出值转变成跨周期的估计值来实现违约概率周期性波动的降低。相对来讲，FSA的方法更为直接简单，但是，实施这一方法却需要相当的数据积累，因为对于不同的行业，需要确定不同的时点法下的PD和周期法下PD转换系数。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实施这一方法更为困难。

2.采用前瞻性会计，降低估值过程的亲周期性：传统会计准则面临严重挑战

(1)对金融资产分类改革的评价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09年7月了《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征求意见稿)，意见指出，将简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会计处理，即目前的四类金融资产简化为以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两大类，并且扩大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

从我国实际来看，根据财政部2005年的会计准则，我国对金融资产分为四个类别，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分为两个类别，即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我国上市金融企业2008年金融资产四分类情况分析报告》年报分析表明，27家上市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构成中，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0.97％、12.49％和14.71％，合计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高达98.17％。这三类金融资产正是IASB建议取消的，其中除有少数金融资产可以继续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外，其余均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分为四类确实容易导致以下问题：一是管理层借助不同类别的划分，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利润或股东权益，以达到操纵利润的情况；二是在不少情况下，会计、审计人员确实很难把握不同类别之间的明确划分，因为管理层的持有意图和目的是决定分类的重要因素。因此，根据IASB《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39)提出的简化方案将有利于实际操作，同时能抑制管理层操纵利润。但是，IASB的意见稿，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施公允价值的基础和条件。如果这一法案一旦通过，将对金融资产的估值能力和定价水平形成巨大挑战，进而对风险管理和风险偏好、资本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战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2)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改革：挑战传统会计概念，实施可行性尚存疑问

巴塞尔委员否定了“动态损失准备金”计提方法，动态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可能更多地需要银行自己对经济前景进行判断，又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且巴塞尔委员会认为规则应该甚于“原则”，因此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提出了“期望损失准备金”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原则。根据IASB于2009年11月的《金融工具：摊销成本和减值》，期望损失准备金计提的原理是将每一笔贷款生命周期内的所有损失都估计进去，并在每一年度进行平均计提。这种方法解决了现行准则下延迟确认损失所带来的弊端，可以使损失的计量更为平滑。这种方法与新资本协议中有关信用风险的模型大不相同，后者只考虑未来一年中的可能损失。从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来看，中国会计准则要求以资产的账面金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减值或贷款损失，且以资产的原始实际利率来折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原则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策略是基本一致的。但是，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打破了传统会计的概念，对未发生的损失进行计量，一旦采用势必引发人们对预期损失概念是否会延伸到其他领域的担忧，传统的会计概念面临严峻挑战。其次，金融机构现有的贷款定价及系统支持预期损失模型难度很大，完全依赖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模型也没办法实现，银行需要自己开发预期损失模型系统，可行性存在疑问，成本也会很高。再次，未来的预期损失要平摊到实际利率中，由于利息收入税是按照合同计算，这会导致税收与会计处理之间的差异。

(五)流动性风险管理：未来改革的重大新课题

巴塞尔委员会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改革的出发点主要是围绕提高单个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从而避免其可能在短期批发融资市场现有的改革仍旧不太成熟，主要体现在：

1.在NSF指标的设定上，各种资产和负债工具流动性转换系数的具体确定；

2.流动性风险在危机时更多地表现为系统风险，因此如何将流动性风险监管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文件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实质性构想。

学术界对此的看法主要有两种，即，对流动性风险施加一个额外的流动性资本，其目的是促使单个银行更为审慎管理流动性风险；或者建立流动性保险基金，其目的是对单个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时能够获得相应资金，避免中央银行的大规模注资时，系统已出现大规模崩溃；或者更多地强调中央银行在系统流动性风险中的干预，例如由中央银行来购买银行的长期资产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或者在银行间借贷市场通过贷款承诺条约降低银行间借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流动性等。如何加强系统性流动风险管理对各国监管者都还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四、结论和建议

主要结论如下：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提高将使银行业面临更为艰难的经营环境；杠杆比率和流动性标准的提高将使银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强调风险收益匹配的资本质量管理势在必行；会计准则的巨大变化将对金融资产的估值能力和定价水平形成巨大挑战，进而对风险管理和风险偏好、资本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战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此外，首次将流动性比率和杠杆比率作为监管指标，将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冲突将影响新资本协议改革的最终走向：

(一)银行业施加较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宏观经济成本，即银行业的稳健可能以经济增长为代价，因此最终资本充足率比率的提高需要审慎评估，以确定最终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线。

(二)在第一支柱下采用跨周期评级来缓解亲周期性效应，可能以牺牲风险敏感性为代价，这违背了新资本协议改革的初衷。而在第二支柱下采用更前瞻性的压力测试来缓解亲周期性效应，又会产生主观认识局限以及“道德风险”问题，即银行自身并无足够动力去计提更多的资本。巴塞尔委员会需要在风险敏感性和监管资本平稳之间寻求折中或建立相

应的转换方案。

(三)采用信用估值调整技术等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这有助于实现监管的全覆盖。然而，要实现场外衍生产品的场内化交易却道路漫漫，单靠降低保证金要求和风险权重等可能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使这些机构将场外衍生产品标准化、场内化。

(四)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施公允价值的基础和条件。这将对金融资产的估值能力和定价水平形成巨大挑战，进而对风险管理和风险偏好、资本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战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五)首先，IASB提出的预期损失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模型打破了传统会计的概念，对未发生的损失进行计量，一旦采用势必引发人们对预期损失概念是否会延伸到其他领域的担忧，传统的会计概念面临严峻挑战。其次，金融机构现有的贷款定价及系统支持预期损失模型难度很大，完全依赖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模型也没办法实现，银行需要自己开发预期损失模型并让其系统化，可行性存在疑问，成本也会很高。再次，未来的预期损失要平摊到实际利率中，由于利息收入税是按照合同计算，这会导致税收与会计处理之间的差异。

(六)流动性风险监管如何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文件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实质性构想。可能的方法包括：对流动性风险施加一个额外的资本要求，或者建立流动性保险基金，或者更多地强调中央银行的作用，中国也应加强对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监管。

对中国银行业的对策建议主要有：

(七)对中国银行业来说，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解决相应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这不仅需要商业银行自身围绕以提高资本质量、保留更多留存收益来应对未来监管环境的变化，同时也需要金融监管者的相应协调和主导，以防范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经济增长“保八”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实现信贷的软着陆需要监管当局从宏观经济平衡发展的基础上确定总体的信贷量，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协调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机制，从而不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和影响。

(八)当采用杠杆比率作为监管指标时，意味着银行通过外部资金来扩大规模并提高获利能力的可能性降低，银行业只能以自有资金和留存收益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意味着，无论是银行的总体资产规模还是银行业间的并购活动都将随之放缓；银行业信贷成本增加，意味着传统的以信贷利差作为主要收入增长的经营模式和资产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都发生重大影响。

因此，必须更多地强调银行业的精细化管理，即：强调基于风险收益匹配的经济资本管理；更多的发展资本节约型的“中间业务”等。

(九)克服亲周期性效应从多角度出发，不仅从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出发来克服亲周期效应，而且应该更多地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2009年11月29日“中国金融2010：治理和增长”论坛上提出的关于缓解银行周期性的监管改革表明了银监会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和超前眼光。这些提议包括，中国应建立“四大动态”监管机制，即：动态资本监管、动态拨备监管、动态不良贷款率监管、动态激励监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提高资本监管标准时，如何防止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在中国更多问题是“太多而不能倒”的问题而不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即中小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比大银行更差)，简单地认为大银行将具有更多系统性风险在中国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所以只是根据银行的规模来划定资本线是否合适也需要监管者进一步思考。

此外，在2010年热钱可能大量涌入情况下，如何加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也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十)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实施公允价值的基础和条件，中国应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改革，维护自身利益，增强发言权。

例如：应坚持暂时不应该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对具有基本的贷款特征并以合同收益为基础管理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采用摊余成本计量能够提供更具决策有用性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