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价值的内涵

摘要：此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价值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视角，对“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学界关于道德价值的六大流行定义进行解析，揭示其共识与分歧以及主要问题所在，并在涵盖其共识、合理解释其分歧进而初步解答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把道德价值的内涵界定为：所谓道德价值，在本质上是指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本质需要的满足与否及其满足程度。

关键词：道德价值；道德客体；道德主体；本质需要；人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人类价值系统的核心，道德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研究道德价值问题，首先要对道德价值的内涵做出界定或说明。目前哲学界和伦理学界在道德价值概念问题上有“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六大主要观点。其中，在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需要”说、“应该”说、“意义”说和“关系”说。要界定道德价值，就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

在国内，虽有些学者持“衡量”说的观点，但这种观点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衡量说”把“道德价值”等同于“道德评价”，进而又把“善”等于道德价值。如有论者把道德价值定义成：“人们关于自身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对于社会和人的意义的衡量。”[1]“道德价值就是善。”[2]这种观点把道德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根据也简单等同起来。又如：“道德价值是价值一般的特殊表现，是指行为、品质等具有的道德方面的价值，即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根据。”[3]“衡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把道德价值说成是一种“衡量”和“评价”，这就剥离了道德价值的客观内容，而把道德价值完全主观化，很难与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划清界限。

“情感”说主要是西方学者对道德价值的观点。一些西方价值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从其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立场出发，认为道德价值是人对道德价值在某种情感上的体悟和直觉。因为“一切价值都只是相对的，对人、欲望、种族、民族而言是‘主观的’。”[4]在现代西方价值论的流变中，尽管“情感”说表现为R•B•培里的“兴趣”说、斯蒂文森的“语境”说等若干流派，但都一致强调对道德价值进行非理性研究，并突出这样一种基本精神：“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本性上，它们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感情的表达。”[5]如果仅仅用“情感”界说道德价值，不但难以确证道德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绝对性，而且还会因感情世界的复杂多变引起道德价值问题上更加众说纷纭，莫归一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生活中各种道德价值间的震荡和冲撞，最终与非道德主义殊途同归，陷入由崇尚道德价值滑向否定道德价值的理论怪圈。

下面我们来分析另外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而界定道德价值的内涵。

一、简析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需要”说

在伦理学界，自从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斯多葛学派首次明确提出“道德价值”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合乎需要”以来，“需要”说就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乃至当代中西伦理学，成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美国著名学者蒂洛认为，人是共同生活的动物，道德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人这一共同生活的需要，“当我们考察道德价值的时候，像我们将在后两章作的考察那样，把道德的起源归为人类向往过一种和谐而积极的共同生活的需要和愿望，难道不比认为道德价值是某个超自然的起源加于我们之上的理论更加可信吗?”[6]国内也有学者持此观点：“道德价值，是人们行为的社会价值，指这些行为满足人们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7]“道德价值是指自由的行为主体在利他的动机支配下从事的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8]

在中外价值哲学史上，大部分学者均有把“价值”等同于“对需要的满足”之倾向。其代表人物马斯洛就曾断言：“任何这样一种需要（即‘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引者注）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9]在国内，研究价值哲学的学者大都从价值是对需要的满足这一理念出发来界定道德价值。因而“需要”说在国内价值哲学界是比较普遍的观点。

“需要”说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价值的主体性之优点，强调了道德不是人的异己物，而是“人为”（即道德原则、规范是人制定的）与“为人”（即道德原则、规范是为人服务的）、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是人的各种需要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用“需要”阐释道德价值，既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视道德价值来源于上帝、神灵的“恩赐”之宿命价值论，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理解道德价值的“唯客体”价值论，找到了道德价值背后的深层次根源，从而奠定了道德价值理论坚实的“人本学”基础。但“需要”说有明显的不足，因为“需要”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严格定义的范畴。就外延看，它既有物质的需要，又有精神的需要；既有合理、健康的需要，又有不合理、不健康的需要；既有眼前的需要，又有长远的需要；不一而足。因此，很多伦理学者不赞成用极其宽泛笼统的“需要”概念界说道德价值。

（二）“应该”说

受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法”之影响，西方很多学者都信守这样一条理念：“一切应当性必须在价值中获得基础――即是说，只有价值才会应当或不应当。”[10]倘若“价值”等于“应当”，那么道德价值显然就是“道德应当”。国内学者中有论者正是由此推而论之：“道德价值，即伦理行为之价值、伦理行为之应该，也就是伦理行为独自不具有的属性，是伦理行为与之道德目的发生关系时产生的属性，是伦理行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叫做道德准则或道德规范。”[11]简言之，道德价值就是道德准则或道德规范。

“应该”说首次把道德现象划分为道德事实与道德价值，并初步探究了道德价值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等伦理学中主要范畴的区别与联系，把握了道德价值的规范性与约束性之特征。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把“价值”等同于“应当”，进而把“道德价值”等同于“道德应该”――道德准则或道德规范，这样一来就把道德价值的表现形式与道德价值本身相混淆。因为，道德准则或规范实际上是道德价值的表现形式。

（三）“意义”说

“意义”说有时又表现为“属性”说，可以说是目前国内伦理学界最为流行的理论，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其理论直接渊源于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的论断：“道德价值与道德意义相似，是一种特殊的、体现于客观之中的具有主观主义的意向。”[12]所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在充分汲取其合理成分时，剥离了他主观主义的思想成分，主张道德价值是“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所具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体现着这些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意义。”[13]

“意义”说以区分事实与价值为界说道德价值之切入点，抓住了道德价值是“意义世界”的特殊组成部分，力图从主客体关系把握道德价值的本质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价值的科学内涵，既坚持了实践唯物主义在该问题上的根本方向，又运用了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本质上是科学的，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意义”说也有待于深化。其一，意义是个多义词。据统计，其义有16种之多。最常见的就有“意思”、“作用”、“功能”、“地位”、“目的”和“用途”等涵义。如何避免界定道德价值时产生歧义，是“意义”说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其二，由于“意义”说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因而没有突出道德价值的位置和地位。事实上，道德价值与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是有严格区别的。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是指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类的和谐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实际上指的是道德的功能或作用，可以称之为道德的价值。而道德的价值与道德价值显然不能等同，这一点跟道德的行为与道德行为不能等同相似。

（四）“关系”说

针对“意义”说有待于深化的两个问题，学界有论者另辟蹊径，运用道德与人的本质或人格之间的关系来阐释道德价值：“道德价值作为道德关系的表现与确证，是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在特定的历史状态中，对特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的肯定和否定。”[14]“道德价值就是人类作为人格主体自身的价值。”[15]这两种界说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从人学角度把道德价值当作一种特有关系进行考察，则极富启发意义。

牟永生更进一步指出：“所谓道德价值，就是指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他对此做出的解释是：道德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主体人与之发生关系时，从来就遵循着两个尺度：求真与趋益。前者适用于道德事实，后者适用于道德价值。一般来讲，道德事实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德事实，指一切道德现象的存在，甚至道德价值也不失为一种道德事实；狭义的道德事实，是指道德主体的意识和行为的本真状况，即道德现象的客观记录和转述，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他认为“道德事实仅仅是构成道德价值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同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这一科学理论结合在一起”，才能揭示道德价值的科学本质。[16]这一观点无疑更具有启示意义。

二、对道德价值内涵的界定

通过对上述有代表性的关于道德价值内涵的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各有其合理性，同时又各有其偏向。这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已有的认识成果，我们要科学地界定道德价值的内涵，就应该或者说就必须以它们的共识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它们的合理成分，又明确它们的分歧所在，并对它们所存在的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

（一）共识与分歧

从这几种观点的“共识”来看，“需要”说、“应该”说和“意义”说与“关系”说都承认道德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们的分歧在于：“需要”说认为道德价值所标示的是“行为”与“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或“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则认为所标示的是“伦理行为”与“道德目的”①之间的应当关系；“意义”说认为所标示的是“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与“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关系”说则认为是“道德事实”或“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与“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或“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分歧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行为”、“伦理行为”、“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以及“道德事实”或“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从主客体的角度都可以归结为道德价值的客体方面，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概念不过是对道德价值客体方面的不同认识或反映；而“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或“他人和社会的需要”、“道德目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以及“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或“人的本质”，从主客体的角度都可以归结为道德价值的主体方面，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道德价值主体方面的不同认识或反映。因而，这四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可以统一或者说有统一的可能性的。它们统一的关键在于对道德价值的客体方面和主体方面的合理界定，这一界定至少要比较科学地解答这几种观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① 关于“道德目的”，王海明的解释是：“道德目的，亦即道德终级标准”，即“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

（二）问题及其初步解答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几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综合起来说，其问题主要是：“需要说”需要对“需要”作进一步的界定，“应该说”应该区分道德价值与其表现形式，“意义”说要区分“道德的价值”和“道德价值”并对“意义”做出限定，“关系”说有重要启示意义但与其它几种观点的关系或者说共识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道德价值的主体方面。我们已经对这几种观点的共识和分歧以及“道德的价值”与“道德价值”、道德价值与道德准则或规范的区分作了初步分析，下面主要探讨对“需要”和“意义”的限定，即对道德价值的主体方面做出分析。

首先，不管是“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或“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还是“道德目的”、“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或“人的本质”，这几种观点都默认道德价值的主体是人。“道德目的”是人的目的，“伦理关系”也是人的关系，人在存在形态上有社会、阶级、个人（包括自我和“他人”）等，这一点无庸置疑。

其次，对“意义”进行限定实质上是要对“需要”进行限定。“意义”说用意义来解释价值，把道德价值看作道德价值客体“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意义”。意义不仅本身内涵很宽泛，而且又是与价值比较相近的概念，那么这里的“意义”又是何种意义呢？联系价值哲学对价值的“需要”说解释，就有了进一步的问题：如果“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根本就不需要，客体对其还有意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而，所谓意义指的应是对需要的意义即是否满足需要及其满足程度。这样，“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的需要满足与否及其满足程度”。所以，“意义”说与“需要”说是内在一致的，对“意义”进行限定实质上是要对“需要”进行限定。

第三，对需要的界定。马克思在提到人的需要时指出：人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是生命活动的表现；作为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17]人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要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7]。人的需要的内涵也十分丰富，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类：本质需要和非本质需要。在这里，所谓本质需要，即人的本质需要，也就是基于人作为人与他物相区别的本质上的需要。所谓非本质需要，即人的非本质需要，也就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与其他存在物共同的需要。

立足于对需要的这种分类，就可以说：所谓道德价值，在本质上是指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本质需要的满足与否及其满足程度。这样来界定道德价值，首先要对“人作为人与他物相区别的本质”即人的本质进行解释。人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人不是纯粹的自然物，也不是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具体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实践着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即社会的人。人作为生物个体有其自然属性，但人的本质在于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

用道德价值内涵的这一界定反观上述各种观点，可以发现这一界定既可以涵盖它们的共识，又可以合理解释它们的分歧，并可以解答它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对道德价值内涵的比较科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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