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迷雾

不知不觉中，我们餐桌上的大多食物都被转基因技术改造过，在食物的选择上，我们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不过，这同时造成了人们对食物的无所适从

浓香扑鼻的排骨冬瓜汤，可作开胃用的炝拌土豆丝，火候正好吱吱冒油的烤鸡，或许还有大多孩子不爱吃的彩椒炒鸡蛋和胡萝卜炒肉，几碗米饭……这样的组合几乎在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上出现过。不过，且慢回想食物的美妙，看看这些食物可能的来源吧：做排骨冬瓜汤的那头猪一生都被关在猪圈中，食用着用各种转基因粮食残渣调配出的饲料，在它遭受屠宰前，要直视同类被杀时痛苦不堪的神情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土豆有可能是转基因技术培育而出的，据说能够产生乙肝抗体甚至预防宫颈癌；而那只烤鸡生长期只有几周，吃着各种转基因混合饲料拌制的食物，和其他的鸡紧紧地挤在鸡笼中“享受”抗生素的洗礼，在屠宰时，它被倒挂在屠宰钩上，因恐惧浑身沾满鸡粪；彩椒、胡萝卜和米饭的种子则大多来自科学家的实验室，这些种子在“改良”之初就已被各种物质改造和抗生素检验……

不知不觉中，我们餐桌上的大多食物都被转基因技术改造过，在食物的选择上，我们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不过，这也同时造成了人们对食物的无所适从。在素食主义图书《食肉》（Eating Animals）中，作者福尔就坦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乎食物，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了解食物。他说：“如果你了解了今天的肉类行业，你就会去吃素。”

这样的话在黄浦江的“猪肉汤”事件后仿佛得到了印证。在今年3月份，有近万头死猪被抛尸在黄浦江中，事后，黄浦江水域被检出猪圆环病毒。虽然专家信誓旦旦地说，人类不易受到该病毒影响，但在中国上市的农牧企业依旧走上了放量下跌的道路。截止到本刊记者发文，相关部门依旧没有公开死猪的源头和原因。对此，有些绿色和平人士坚信，是猪饲料中转基因作物的大量增加造成了这次死猪事件。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过去，饲料中掺加的转基因作物不会超过总体比例的20%，通常集中在豆粕中。而现在，随着玉米、土豆甚至水稻的转基因化，掺杂在饲料中的转基因作物早已超过20%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猪的发病周期明显缩短。今年猪肉行情看淡，很多生猪未能如期出栏，造成了大量死猪，而养殖者依旧按原来的习惯向黄浦江抛猪，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转基因讨论应理性、客观

不久前，意大利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意见书，申请暂停对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的授权。此前，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波兰等8个国家均宣布暂停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这一事件再次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反转基因情绪，他们要求政府严格限制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不过，这样的要求很有可能依旧难以改变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式的发展，最后还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位对转基因技术持异见的农业专家无奈告诉记者。

实际上，转基因作物自出现以来就处于争议声中，支持转基因的专家认为培育转基因作物是未来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反对者则将其斥为21世纪最大的恶魔。这样的争论也随着转基因食物进入中国而引发了中国转基因的大讨论。可遗憾的是，这样的讨论不但没有使真相显露出来，反而使双方陷入了癫狂的迷雾当中。现在，转基因问题正在演化成一个难解的循环：如果要民众相信转基因安全，就要拿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如果要拿出确切的证据，就要有权威的专家来进行试验；如果是权威的专家，不仅要有公信力，还要自证与转基因无利益瓜葛。

2010年7月，中国农业部网站曾在其首页的显著位置建立了“转基因权威关注”的专题链接，在这篇专题中，专家对世界上几起转基因危害的报告和转基因污染事件予以澄清，并呼吁“不要妖魔化转基因”。不过，这并不能缓解反对转基因人士的焦虑，7月16日，30多名北京市民高举着“要求撤除转基因主粮的安全证书”的横幅前往农业部请愿。

紧接着，有反对转基因人士在网络上转载了6月8日美国农业部批准杜邦公司高含油量“新一代转基因”大豆（Plenish High Oleic Soybeans，PHO-Soybeans）的消息，这意味着，转基因技术“更新换代”了。杜邦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介绍说，转基因技术从DNA水平向RNA水平转换，会促使转基因从除草防虫和农药使用转向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友好。“这等于间接承认了第一代DNA技术危害健康、毁坏环境。”当时有人义愤填膺地呼吁。

这使反对转基因人士情绪到达了顶点，2010年11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作有关功能性水稻的基因原理与提高粮食产量问题的演讲时，一个穿着橘黄色夹克衫的年轻男子突然跳上台，质问张启发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问题和是否有科学家向农民非法散发转基因种子。当张启发与主持人拒绝回答，表示可以在以后回答有关问题后，一位妇女突然喊道：“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并当众指责其把十三亿中国人民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这时，一位老人靠近主席台，拿起第一排的桌子上的陶瓷茶杯劈头向张启发砸了过去……

另一方面，支持转基因的人士对反对者的打击也同样让人心惊。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对中国某媒体直言，“实际上，妖魔化转基因食品及其育种背后有商业推手，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商业目的”，这等于直接把一项科学新技术与政治挂上了钩，并在反对者头上扣了一顶政治帽子。

2012年5月，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在其博客上以“卑鄙的造谣者：简单回应《蒋高明最近被警告后的烦恼和彷徨》”为题，对之前的一篇网文作出了回应，在这篇博文中，蒋高明写道：这个自称与我的老师张新时院士熟悉的人，敢于将我为什么是四级研究员的内幕公布于众吗？我的硬件条件是不是够了研究所规定的二级研究员标准？票掌握在阁下手里，你不愿投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因为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才得到了这样不公平待遇的。我1994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7年11月破格晋升研究员（2008年1月1日上岗），2000年遴选博导，2001年竞争上岗首席研究员，当时全所首席研究员只有29个，这是不是事实？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转基因作物持肯定和反对态度的双方已经很难理智、客观地评价转基因安全，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一位自认中立的人这样评价。这不由让人想起了鲁迅在《大雪纷飞》那篇文章开头时那句话：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不过，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全无转变，2013年4月底，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提出“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这也是中国的主流科学团体首次公开承认转基因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希望全社会能向更加理性、客观地讨论转基因转变。

转基因管理有待透明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开始尝试通过DNA重组技术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把外源基因导入到受体植物中去，并最终在1983年被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突破，其后，转基因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自1996年开始大规模推广。截止到2012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经从160万公顷增长到1.7亿公顷，15年增长106倍，这一数字占世界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强。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美国与欧洲两大转基因技术研发国采取了不同的两种态度。在美国，美国政府是总体协调发展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推动者，它同时指定了三个管理部门，包括农业部、环保局和食品药品管理总局。三部门听命于白宫下设的办公室，由副总统直接负责；而欧洲国家则不同，其转基因技术主要由农业部管理。

这也间接造成了两国民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2004年美国一支非赢利研究机构——皮优食品与生物科技计划关于美国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态度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以及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并不了解。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主要是安全方面的担忧，30%的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基本安全，27%认为基本不安全，当告诉他们在食品店里出售的食品一半以上是使用了转基因技术后，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人增加到48%，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人减少到25%。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使用转基因技术，例如，有54%的人认为使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作物有治疗的作用，52%的人认为使用转基因技术能够生产出廉价的食物，这样可以减轻世界范围的饥荒。

欧洲民众态度与此相反，大多数民众认为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而有意思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民众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民众更加不支持使用转基因技术。在一项相关调查中，60%的欧洲人相信转基因食品有害，只有40%接受转基因食品，仅有34%的人鼓励生产转基因食品。

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欧美等国民众在希望建立严格的管理体系上却是殊途同归。以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美国为例，美国民众认为，转基因食品在进入市场前应通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并且明确标识。85%公众希望当前的法律、法规能够使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远离市场，85%公众希望执法者在确定转基因食品安全之后再让它进入市场，81%的公众认为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应该证明转基因食品安全之后，再让它进入市场，只有一半的人希望转基因食品尽快进入市场。同时，公众也不希望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在标识问题上，92%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政府应当规定（经营者）对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

而在中国，转基因管理体系却备受质疑，根据相关资料，除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的之外，其他大部分食品立法都是由部委制定的，法律效力不高，而且《条例》于2001年颁布后不久，就遭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指责，认为《条例》缺乏应具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实施办法也缺乏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此外，由于各单位依据的检测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具体规范，导致不同部门对同一产品有不同的检测结论。如2003年6月的雀巢巧伴伴事件，上海市农科院通过自己研制的方法，检出巧伴伴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而农业部的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复检，却没有检出转基因成分；后来由中国农大食品安全中心检测，也未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这样的结果造成了不愿食用转基因食品民众的心理恐慌，顾秀林更是悲观地认为：“中国转基因管理正在失控。”

多元化农业有多远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中国转基因作物发展如此迅猛也颇多无奈。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在转基因作物问题上态度暧昧；另一方面，美国诸多转基因相关企业攻关猛烈，使得中国各粮食主产区相继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而2010至2012年索马里粮食危机期间的25.8万人死亡的联合国报告更使得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扩张如虎添翼。

一直以来，粮食问题是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可让人遗憾的是，虽然技术和管理方式已较上世纪有了迅猛发展，但人类依旧活在粮食紧缺的恐惧中。1967年马尔萨斯人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写道“养活人类的战争已经终结……本世纪70和80年代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致死。”五年后，罗马俱乐部（由商业人士和学者组成的团体）在其《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报告》中指出世界的原材料正逐渐耗尽，人类社会可能在21世纪面临灭亡。其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观点出现，如人炸论、千禧年前后的“地球变暖说”、永远也达不到的“石油峰值论”等。

这些悲观的哀叹汇集成了人脑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到2050年，世界谷物的产量必须增长50%，而肉产量必须翻一番才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样的目标在中国显得最为沉重与迫切。上个世纪中期，中国被认为是粮食难以自给自足的国家，虽然这一担忧最终被打破，但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出现重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面临着农民工农地抛荒、农民收入、粮食自供率等迫切问题和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的大量土地闲置抛荒；而留守农村的农民由于经营规模化受限，加上农村金融扶持力度有限，农民收入大幅低于城镇居民；粮食自给率日趋降低。”不久前出炉的一份券商晨报这样分析目前的中国农业形势。

而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2年中国包括谷物、薯类和大豆等在内的粮食进口量达8，025万吨，进口额高达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由于美国主导着世界粮食定价权，中国无法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够顺利地从国际市场上买到，或者说公平地买到足够的粮食，国内粮食危机已经浮出水面。

对此，转基因技术成了很多地方的第一选择。但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不能扭转粮食环境的恶化，根据国土资源部新的文件，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共约1.5亿亩；此外，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有3，250万亩；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占地和毁田的约有200万亩。也就是说，转基因并非是标本兼治的办法。

“我们应该使农业多元化，不应限于转基因这一种方式。”对此，蒋高明的“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方法颇受推崇，据《科技日报》报道：在蒋高明的生态实验田里，杜绝用农药、化肥。结果，施用有机肥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00斤以上；470亩玉米秸秆加工成“面包草”后，可育肥294头夏洛莱肉牛；牛粪用来生产沼气，然后作为有机肥还田。他的研究表明：一个200多户的村落，若户户生产、使用沼气，那么一年可节约标准煤80余吨，还可大量减排CO2。

四十年前中国面临农业危机的时候，中国用变革改变了粮食危局，而当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单一的改革已无法保证粮食安全，我们应用更多的手段保证自身成功跨越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