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利益“基因”

2010年4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公布的《中国九地区流通领域转基因稻米、米制品及转基因稻种调查报告》披露，违法的转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的市场。“目前可能有不止一种转基因水稻流入市场”，报告说，“普通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轻易地购买到违法产品。”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早在湖北、湖南等地悄悄进行。“绿色和平”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已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

中国老百姓的主粮都是经由祖祖辈辈几千年检验过来的放心粮，而年仅二十岁的美国制造――“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失灵的转基因

在印度的新德里，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Jairam Ramesh)称，应该谨慎处理转基因作物技术。并宣布暂时冻结孟山都和Mayhco的BT brinjal茄子商业化种植，BT brinjal茄子是印度引入的第一个转基因食品作物。

事情源于在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四个地区(安雷利Amreli，包纳加尔Bhavnagar，朱纳格尔Junagarh和拉杰科特Rajkot)的Bt棉品种被发现吸引红铃虫，这是一种袭击棉田的主要害虫。

孟山都最终承认，因为害虫已经对抗虫蛋白产生抗体，该公司的Bt棉品种未能抑制古吉拉特4个地区的害虫。

转基因棉花的广泛种植使得主要的害虫棉铃虫销声匿迹，但是结果却导致另一种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美国《科学》杂志5月13日也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等人对中国北方作物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研究发现Bt棉(即转Bt基因棉)种植地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取代棉铃虫成为主要害虫。

在《科学》杂志的最新论文中，杜文、王翔、吴孔明等人措辞谨慎地指出，盲蝽蟓的暴发与Bt棉的广泛种植存在“相关_生”。而研究涉及的北方六省中，不单是棉花，大豆、玉米、花生、小麦也都遭受棉铃虫的严重危害。

2008年中国棉花盲蝽发生面积390万公顷，产量损失S万吨，分别是2000年的3.9倍和6.2倍，两者均创20年来的新高。盲蝽虫害的加重，直接导致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2000年棉田防治盲蝽施药不足1次，而近年来上升到6～7次，严重地区达15～20次。

转基因或存利益链

2009年7月，投入资金约24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该项目与大飞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项目一起，成为中国今后10～15年国家中长期重大科研项目。而在深圳电视台“22度观察”节目中，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熊蕾曾表示，国家对转基因的专项投入为240亿元，对非转基因项目的投入仅为19亿元。熊蕾教授的说法得到支持转基因水稻的农业部首席科学家黎志康的承认。

对于农业科学家们对转基因研究的特别热情，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举办的“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曾提出如下质疑：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科学家不会被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欺骗公众?大家不妨自问一下，如果你有可能从中获得几千万的经费，你是否会夸大自己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呢，是否会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掩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而作为国家转基因管理“智囊团”的安委会，也充盈着转基因的“热情”。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承担着在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据“绿色和平”统计并被社会各界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在最初的安委会委员中，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后来2006年的改选，大比例改变人员组成结构，增加了卫生与食品安全、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但最新一次又恢复原有面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透露，在目前58名委员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则非常少。

是教授，还是商人?

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主要研究者张启发教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他曾在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又在今年6月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S年上中国人的餐桌”。张教授是转基因安委会成员，是转基因水稻研发者。而令张启发深陷舆论漩涡的还是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当时媒体披露，张教授在擅自扩大制种的植物基因公司任CEO。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绿色和平”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一石击起千层浪，对于13亿老百姓来说，焦点在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目前还无法保证却已在市场上流通。

转基因种子是哪里来的呢?源头被指向了华中农大，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当时调查，张启发研发出“抗虫汕优63”(也就是“Bt汕优63”)种子，并出任了一家名叫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下称“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下称“松滋种子”)来进行制种，而华中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抗虫汕优63”种子。

转基因水稻提前进入商业化种植，最终被湖北省政府证实，并彻底铲除上万亩转基因水稻。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宣布对三家擅自扩大制种的公司开出罚单，其中包括科尼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

在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中，张教授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4年后，他成立了中国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团队。

除了张启发教授外，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转基因水稻(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申请者贾世荣也兼有学者与商人的背景，贾教授是民营股份制企业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和董事。

据《南方周末》“转基因水稻，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一文披露，在转基因问题上，贾教授语出惊人：“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黄季，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转基因主粮的力挺者。黄季的夫人从2001年开始，先是在贾士荣所在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亦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公司任职多年，后又被孟山都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