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语言

几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行政人员MBA（俗称EMBA）战略管理课程时，曾经邀请国内一名企业家（姑且称他“陈总”）与同学们分享他在战略管理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与国内很多企业家的经历非常相似，陈总在90年代初期，凭借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优势开始创业。此后十几年里，他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陈总讲述了自己对战略管理的见解和观点，以及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整套作法，令EMBA同学们深受启发。课堂上不断有同学提出各种问题，向他请教。

在互动交流阶段，我注意到陈总对管理人员一律称之为“干部”，而不是“管理者”或者“经理”。“干部”一词在今天的企业中已经很少使用了，为何陈总偏爱“干部”而不是“经理”的称呼呢？好奇心驱使下，我追问他个中缘由。陈总回答，部分原因是他这么多年习惯了“干部”这个称呼（陈总是60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不认为在他的公司内存在什么“管理者”。他问我：如果称科室或者车间负责人为管理者，他们管理谁呢？你真的认为应该由他们管理工人吗？如果这样，工人怎么想？工人们难道不会问：他们凭什么“管理”我们？权衡左右，他觉得“干部”这个词最好，因为在中国一说“干部”，大家马上明白干部不仅要做行政管理工作，而且还应该积极地与基层员工一起工作，发挥以身作则的典范作用。

陈总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作为一名管理学教授，过去几年我的研究兴趣有意识地转向语言与思维以及语言在领导力和组织管理中的阴功。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而管理概念、管理实践和管理方法都是基于管理者思维认知的产物。陈总虽然不是专业的管理学学者，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却能够敏锐地体会到称谓对个人管理行为的影响。

的确，中国古语说“名正言顺”。称谓代表着称呼者与被称呼者双方对某一社会地位、职位或者角色等形成的共识与功能定位，因此对称呼者和被称呼者双方的心理和行为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将企业家称为“老板”，除了给人非常商业化的感觉之外，也暗含对方掌握绝对权力的意思；如果称企业家为“领导”，下级员工则会期盼企业家扮演引领和指导角色，但是却淡化了商业色彩。

将管理者称为“干部”并非陈总的新发明。汉语“干部”一词是“部”的简体，从英文“cadre”翻译而来，本意是经过训练或者培训的个人形成的核心骨干力量，并且由这些人建立更大一些的组织。“干部”这一称谓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20年代左右，《选集》中就有大量关于“干部”的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干部”和“群众”的称谓被广泛用于各类组织中，包括国有企业。那时，在工厂里工作的只有两类人，即“干部”与“工人”：前者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工作，而后者指实际操作生产流程的体力劳动者。“”前的工业企业管理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干部与工人群众同劳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干部”一词使用的范围逐渐缩小在国家行政体制内。在企业界，则出现了经理、企业家、老板、CEO、董事长等各种不同的称谓。这些称谓，有些是从传统社会翻新而来（如老板），有些则是外来词汇，如CEO。陈总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期，也许受父辈以及时代影响，使他获得灵感，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企业。

同一职位给予不同的称谓，即便只是细微的差别，也会映射出使用称谓者和被称谓者不同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被称作“干部”，就要按照社会上对“干部”定义的角色和职责行动，做“干部”应该做的事。如果称他为“管理者”，他的角色则是“管理别人”，那么他和其他人则会用建立在“管理”的共识基础上的约定来要求他。你给他什么样的称呼，背后隐含着对他的角色、职责和职能的期望与要求，相当于给他设定了一个行动和行为的框架。因此，称谓或者称呼并不仅仅是个词汇问题，而意味着定义、命名和行动指引。

称谓或者称呼对行为的影响仅仅是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认知神经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人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离开语言，人类很难有效交流，当然也无法准确地传递思想或者表达想法。例如，学会说话之前的婴儿，只能通过哭声和叫喊表达自己的要求。

另一方面，语言又塑造和影响人类思维，因为一个人只能通过语言设定的范畴、分类和区别来认识世界。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以及他的学生沃夫（Benjamin Whorf）在研究纳瓦霍语时发现，该语言关于几何形状的词汇特别丰富，可以轻易描述不同的几何形状。比如，纳瓦霍语中aheehesgai这个词的意思是：构成同心圆的两条以上的白线。这句话如果用汉语来说至少需要一组词，而不是一个词。他们由此提出著名的萨丕尔-沃夫假说，即人类的思考模式受到其使用语言的影响，因而对同一事物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语言是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上并通过历史积累而成，人们在思考的时候，会从现有的语言中挑选和筛选词汇，并根据语言规则组织语句，进而形成意识、概念和想法。几年前我去日本度假，在航班上看到一个讲日本料理的纪录片。影片中，日本料理的师傅去法国与当地厨师在切磋与合作中发现，法国烹饪词汇中没有“鲜”这个词，因为传统烹饪方法一定要把鱼或者肉做熟之后食用。其实，“鲜”，是从中国传出去的烹饪概念。对中国厨师或者日本厨师来说，鲜，绝不仅仅等同英语的“fresh”（新鲜），还包含特定食材表现出的特殊口味，如河鲜、海鲜，蔬菜的鲜、鱼的鲜和肉的鲜。法国厨师听过日本高厨的讲解和品尝生鱼之后，才理解“鲜”的含义。

社会在不断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变化。语言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新事物，而且往往带来概念的更新。比如，今天战略管理中流行的一些概念，如竞争优势、价值链、事业部结构、企业集团等等，而在三、四十年前计划经济的时期，则很少有人听说过，更别提理解它们的含义了。国内一名管理学的老前辈告诉我：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培训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时，提出要培养竞争优势。一名厂长当即站起来，质疑道：我们国有企业都是阶级兄弟，现在你说要竞争，是什么意思？可见，语言显示了说者内心的思维模式。人们常说，听一个人说什么话，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大量使用旧时代词汇的人，很难理解新生事物。同理，词不达意或者表达不清晰背后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思维逻辑混乱。企业家在与其他人交流时，要特别留意语言，因为只有恰当的语言才能让对方理解你的意思，并产生共鸣，达成共识，才能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使用恰当语言的前提是“想清楚”或者理顺自己的思维逻辑。

除了使用语言思维之外，人类也具有非语言思维能力。非语言思维即形象思维，指通过调动人体感官形成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很少用语言来思考。想法产生后，我才会设法用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更多地依赖右脑来处理感觉、视觉、味觉、嗅觉和听觉等信息，而且决策速度更快。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更多的是使用右脑来决定。在上一章，我们曾经提到美国未来学家平克（Daniel Pink），他在他的《全新思维》一书中预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右脑时代。苹果iPad的成功，以及全球著名的商业创新咨询公司IDEO推动设计思维的崛起，也说明非语言思维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对企业家来说，一定要注重培养语言的思维能力，因为良好的语言技巧能够帮助企业家有效地进行与内部和外部的沟通。与此同时，也应该有意培养非语言思维，因为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够既保持理性思维，又不失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