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预测性报道的写作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报道，预测性报道和其他的深度报道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未来时的报道。从预测性报道的起源来看，最早的预测性报道主要是商业预测报道。短短几十年，预测性报道已经覆盖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无论是形式还是深度、广度都有了大大拓展。将其置于广泛的社会图景来看，它的广受欢迎，正是因其契合了消费社会的消费特质，并满足了受众在消费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需求――对未知的未来的控制需求。这两方面因素从根本上造就，了预测性报道的消费。

与现代性相反，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的人和事丧失了现代性具备的明确性、一致性和清晰性。齐格蒙・鲍曼指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变迁就是“社会空间的非时间化”，在现代社会中，空间在时间上的凸显，给了时间以空间“自然而然”而拥有的某种特质：现代时间有方向性，犹如空间中的任何一个路线……因此，现代人生活在结构的时空中――犹如一个正确的标准……人类行动在其中能够感到是明智的和安全的。但后现代的图景打破了这种稳定，方向已经失去。时间一旦被隐藏，它就不再是一个向量，不再是一个带有标识的箭头，不再是一个有方向的流程――时间不再结构空间。所以，茫然和不知所措成为现代人类普遍面临的困境，而寻求稳定和安全成为现代人的内在渴求。

同样的，作为社会生态的速写和历史记录，新闻产品因其“显著性、接近性、娱乐性”等新闻价值取向，“其片段性、其意念的拼贴、其将不连续的故事搬到一起――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后现代的”。但是，预测性报道的出现却在一定范围内了上述后现代逻辑，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微力一搏。

大量预测性报道的写作模式往往先梳理好现有事件，然后或是对照曾经的先例，或是邀请专家分析解读，最终盖棺定论。因此，预测性报道中的新闻事件是相对完整的、连续的。在架构好基本的新闻事实之后，预测性报道对未来给出了明晰的方向。这种明晰，在预测性报道的新闻标题中直观可见：

《美国大选“化”》、《高盛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陷衰退》、《专家预测2007年美国经济温和增长通胀压力减缓》。

虽然在报道的具体内容中，使用了大量的“可能、大概、预计”等模糊语词(这些语词也正是预测性报道的标志语词之一)，但这样的含混不清却留给了细节。未来的时间从混沌的迷雾中走出，在惶然的十字路口重树标签。毫无疑问，这样的维度指向重构了安全的时一空结构，给了人稳定的保证。就这方面的意义而言，消费预测性报道不啻为现代人在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自救。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受众而言，预测性报道的方向维度带来的副产品可能更为重要――对未来的控制。这是实在的，可以握在手中，并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更进一步说，这种充斥着“民主”的自豪与自得。在这里，政治上的预测性报道给了我们绝佳的事例：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希拉里一度在“超级星期二”翻盘，赶超奥巴马。究其原因，竟是因为该州民众从实现的预测性报道中得知希拉里可能失败而出现了英雄相惜的心态，最终让希拉里延缓了离开舞台的时间。很明显，在这个例子里，受众从预测性报道中确定了未来的方向，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控制”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明证了受众的能力：对未来的自主选择“民主”权利。恰恰是这样的自由权力构成了控制的全部内容。

遗憾的是，受众的自得极有可能只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如果引入福柯的“权力”理论，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张巨大的、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的话，那么，受众手中的控制权力不过是这个权力关系网中处于下游的一环。它的存在仰仗于上游权力拥有者的分享，这种分享造就的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而是权力的执行。所谓的控制，不过是控制错觉的代名词。

如果把商业社会看成是商业游戏的巨幅场景，游戏的规则才是游戏进行的决定性因素。权力的最上端无疑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而其他的种种权力不过是分枝末杈罢了。预测性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在它对现在事件进行梳理的同时，它已承认现在时事态的合理存在，未来正是这个现在时的延伸。换言之，也是现有游戏规则的延伸。因此，预测性报道所开放的未来，无力挑战已有的游戏规则。正如同上述摘录的标题一样，美国不会因为对布什八年执政的不满，而选举美国共和党上台，“驴象之争”仍然把持政坛；经济衰退也不会让美国政府改弦易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回归封建制度。游戏的制定权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主流核心群体中。

更确切地说，正如同希拉里翻盘所显示的那样，预测性报道所给予的开放式未来，在现有规则的游戏进程中，默许了某种否定，并把一定范围内的选择权移交给受众。尽管与规则制定权相比，这种权力微不足道。于是，在言语之外，预测性报道营造出了狂欢化的僭越表象。正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看到的那样：狂欢化的僭越实际上削平了在官方法律与那些挑战它的东西之间的权力关系。狂欢话语……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抗议。这样的公开，把僭越从隐秘的角落中拽到阳光之下，将僭越力量赖以为生的土壤铲平，剩下的，无非是一具空虚的皮囊。因此，可以说，预测性报道是对现有规则的强化，它使受众更不自觉地受困其中，潜移默化。受众自以为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殊不知，那不过只是民主的假象。那假象让受众愿为自己的行为埋单，带着自以为“僭越”的自得，心悦诚服地继续着游戏的规则。

由此观之，预测性报道在消费社会的兴起与繁荣中有着必然的因素。同时，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控制，不但是后现代社会的微弱反叛，还是后现代商业社会维持安全与稳定的必要代价。它让僭越再一次沦为空洞的话语，在所谓的“控制”表象下，连接了受众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如此牢固，密不可分。

编校　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