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南来前后上海徽班演出活动考略

同治6年(1867)京剧南传到上海，是京剧发展史上重大的事件。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京剧与昆曲、徽戏、梆子戏及其他剧种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学习，通过持续的京昆、京徽、京梆合演，最终海纳百川，兼备众长，形成独具特色的上海京剧。

京剧南来之前徽班在上海的活动

京剧南传到上海之前，徽戏是在诸腔杂奏的上海戏曲舞台上最受欢迎的一种戏曲形式，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徽班，大多来自苏北里下河地区。哀梨老人在《百年来上海梨园的变革》一文中记载，约在咸丰4年(1854)左右，即有流浪江湖的徽班来上海，又因“小刀会”起义，他们避乱进入租界，并搭台唱戏。随着徽班入沪，京调皮黄也传到上海。徽班唱京调，是扬州、里下河地区徽班最显著的特征，由此或可推知，此时来上海的徽班以扬州、里下河徽班为最著。

里下河徽班由于长期处于安全地带，同时因扬州徽班名伶的加入而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期。到咸丰末同治初，大批里下河徽班演员沿运河南下相继进入上海，引起“自徽班登场而文班减色”的局面，逐渐取代昆曲的优势地位。当时在上海的王韬记载：“沪人不喜听昆腔，而弋阳等调粗率无味，不如昆腔远甚。今昆腔之在沪者，不过大章班而已。”（《蘅华馆日记》咸丰9年(1859)1月6日，收录于《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王韬代表的是士大夫好雅的口味，所以扬昆曲而抑花部，不过他的记述正说明了此时昆曲在上海的势微。而哀梨老人《同光梨园纪略》则云：“同治三年，金陵克复，仍为清平世界。沪北十里洋场，中外巨商，荟萃于此，女闾三百，悉在租界，间有女班，唱皆徽调。”（《乐府新声》，上海国华书局印行，1905年初版）这从正面记录了同治初徽戏在上海的盛行，几乎已占领了上海的整个戏曲舞台，受到自商人以下各色观众的欢迎。

当时上海的里下河徽班，承袭了乾隆时期“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的徽班旧传统，兼容并包了江南各地不同性质的唱腔乐曲和表演方法。唱腔不拘一格，剧目丰富多彩，文词通俗易懂，尤其表演上以真刀真枪的武戏见长，深受上海观众欢迎。同治初南来的里下河徽班在上海舞台上的演出，充分显示了这种武戏艺术特性，颇能迎合上海一般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要求。当时上海最大的徽班戏园，是同治2年(1863)在宝善街开业的“一桂轩”，在这所戏园里演出的，是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从扬州地区来到上海的金台徽班，亦以擅演武戏闻名当时。据《中国京剧史》载，搭班的主要演员有老生吕昭卿、四麻子、景元福、朱阿寿，武生朱湘其，小生钱星礼、朱盈寿，花脸吴喜贵、应凌云，武旦李铭顺，丑角周松标、周来全等。（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但好景不长，不久京剧进入上海，上海的徽班受到冲击。在竞争中，京班的优势地位日益明显。因京班戏园开场而“沪人喜新厌故”，“一桂轩”也大受冲击，经营步履维艰。戏园虽经移址改名等措施，仍难见起色，为迎合观众，最后不得不纠资邀请一批京班演员以挽救局面。

京剧南来之后与京班的合流

“一桂轩”由宝善街改移石路(福建中路近广东路附近)并改名“金桂轩”，时值同治9年(1870)。更名后的“金桂轩”又邀来京剧演员，于是有了京徽同台合演之事。上海戏园的徽班、京班演员同台合演，即始于此。“金桂轩”开业初时搭入的演员，徽班、京班各占其半，并拥有徽班周松林、周来全，京班黄月山等名角。自成立起到同治11年(1872)，“金桂轩”舞台上一直京徽合演，各展其长。由于拥有众多京班武生武旦，“金桂轩”尤能以武戏见长，由此显示出与当时最有名的京班戏园“丹桂茶园”不同的特色。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金桂轩”与“丹桂茶园”并称为上海京剧戏园之双雄。

继“金桂轩”之后，同治后期里下河徽班在上海先后开设有“宝兴园”、“丹凤园”、“久乐园”(又作九乐园)、“同桂轩”、“四美轩”、“宝丰轩”等不少戏园，其中以“宝兴园”和“久乐园”最享盛名。“宝兴园”于同治10年(1871)在新北门外吉祥街开场，当时在此演出的是来自宝应地区的里下河徽班，主要演员有老生刘均鲁、王兆奎，武生杨文玉，花脸庆振亭，花旦陆玉珍，丑角徐珍庆等。同治11年(1872)10月17日《申报》已见刊登“宝兴园”的上演剧目广告。

“久乐园”于同治11年之前在英租界大马路开场。这是当时一家有名望的戏园，《申报》从同治11年5月13日起出现“久乐园”的广告，其中有《一疋布》、《闹花灯》等里下河徽班常演的生活小戏。“久乐园”开场不久，以徽班角色老生李兴斋、武生诸寿卿、花旦冯三喜、丑角姚云霖为四大台柱，享有盛名。除徽班名角的搭班演出外，“久乐园”在为观众服务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不像其他戏院采用男女客人分座，而是男女杂座，且能打破半夜12点宵禁的禁令，让巡捕为散场的客人放行，故生意极火。

到了同治末年，京剧已成为上海影响力最大的戏曲剧种，观赏京剧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影响甚至及于人们衣着服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久乐园”也与“金桂轩”一样不得不邀京班演员搭入演出，至光绪元年(1875)5月正式进入所谓“文、京、徽三班合演”的局面。京徽合演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两班演员合班而不同台合串，即在同一场演出中既有京班戏码，又有徽班戏码，京徽演员分别表演各自的擅长剧目。另一种情况是京徽同台又合串，即由京徽演员联合演出同一剧目，俗称“京夹徽”。戏园排演成本大戏或大型武戏时，每每采取这种形式，集该园艺术精萃于一台以号召观众。由于京剧与徽戏原本有传承关系，故京徽合演不但谐调，而且成为了上海徽班向京剧转化的过渡形式。不少徽班演员也由徽戏改唱京剧，为上海京剧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上海京班戏园还出现了与昆班、梆子班合演的现象。京班由此在剧目、音乐和表演艺术上不断丰富起来，为后来复合性和多样性风格的海派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光绪初年，京徽合演最出名的戏园是“天仙茶园”。这家茶园在光绪元年(1875年)11月由官府衙役王炳医金桂轩班底揽收，在石路满庭芳原址创办。“金桂轩”的徽班演员如景元福、徐茂林、刘双林、李铭顺、吴喜贵、四麻子等大都在其中。

至光绪4年(1878)，“天仙茶园”因资金回转困难转让给赵锦接办。此时适“丹桂茶园”闭歇，该园的徽班名角周松林、周来全兄弟及孟七等都愿意加入“天仙茶园”。赵锦管理前台，并请徽班出身的赵嵩绶(赵阿松)与周来全担任后台总管，而孟七为武行首领。同时邀请徽班花旦小桂寿、小丑小金生、红生三麻子、熊文通、小秃三等。到光绪5年(1879)时，“天仙茶园”仍是“角色齐全，文武昆徽，各擅其胜，颇堪悦目。”（《绛芸馆日记》光绪5年5月24日记，收录于《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

出身里下河徽班的王鸿寿是“天仙茶园”中最著名的演员。“因天仙多徽班名角，王鸿寿得以广泛求，艺事日益精进，遂经常搬演徽戏剧目。虽仍唱徽调，但在唱法上比老徽调已有发展和变化。”（见《说南派, 话海派》）后来，他长期在“天仙茶园”演出，把徽戏的优秀艺术传统与京剧舞台连接起来，在声腔和表演方面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是光绪2年开场的“丹凤茶园”也实行京徽合演。《申报》此年5月24日演出广告是：

平明《渭水河》，羊喜寿、王兆奎《定军山》，仇三喜、朱湘祺《泗州城》，张玉涵、陆玉珍《玉玲珑》，陈万有、薛宝生《打金枝》，庆振亭、冯三喜《红銮禧》，仇三喜、杨文玉、朱湘祺、羊喜寿、王少言《八蜡庙》。

从广告中看不到京徽剧目的并存，而演员中王兆奎、朱湘祺、冯三喜都是徽班出身。因此，通场是京徽演员的密切合作，这当是“丹凤茶园”的特色之一。光绪3年(1877)，丹凤戏园以“京夹徽”形式排演整本大戏与武戏，每场必有一二出京徽合演的剧目如《大红袍》、《献西出》、《取南郡》、《渭水河》、《八阵图》、《朱砂痣》、《天雷报》、《天献铜桥》、《定计化缘》等，以后这些剧目便由徽戏渐变为京剧。

上述京徽合演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光绪中期，此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京徽本就同条共贯，在不断合演的过程中，京剧充分吸收了徽戏的长处，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表演体系，同时又大量移植徽戏的传统剧目。徽戏的演员又很容易改唱京剧，像王鸿寿甚至成为京剧名角、一代红戏宗师。于是，徽戏在上海势力终于消歇，在与京剧越来越深密的融合过程中,转移到京剧这边来。故时人王韬说： “盖自徽班行而文班减色,京腔出而徽班亦复自改京腔调以趋时。”不过，此时的京剧也已不再是初来时的旧模样，从剧目到演员、从武打到声腔，无一不烙下了里下河徽班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