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苏轼之豪放

摘 要：李白、苏轼同属中国诗词史上的豪放派代表，但因时代、文化及个体性格因素，二者之豪放又有本质的不同。李白近于在豪放中显示悲怆，苏轼却是在豪放中归于平静。

关键词：李白 苏轼 豪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10-0076-02

作者简介：姚红飞（1977―），江苏南通人，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高级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长。 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学。

“豪放”一词，通常是指气魄大而无所拘束或处理事情果断有魄力，引申为一种诗文风格，即豪迈，无所拘束。文学史上最可称“豪放”的当数李白与苏轼，他们也正因此而被称为“仙”。本文以李白、苏轼之“豪放”为例，阐释李白、苏轼之豪放风格及其异同，从而揭示“豪放”的深层内蕴。

一、豪放：对主体性的极度确立与高扬

豪放应该是作为人类或个体的“人”对于自己主体性的极度确立与高扬，亦即对生存与价值进行气魄宏大而无所拘束的上下求索。

李白无疑是“豪放”的化身，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李白死后，族叔李阳冰为其编录《草堂集》，在序中说：“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这是说，初唐仍在较大程度上延续了南朝浮靡的诗风，至李白将之扫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余光中《忆李白》）。所谓“横被六合”“力敌造化”，是说其诗的影响与造诣，却也可以理解成李白独有的那种豪放风格。如那首著名的《将进酒》将奔流不回的时间、一夕老去的生命写得淋漓尽致，酣畅淋漓地将悲剧真相就此抖尽无遗，这何尝不是一种豪放？那么，人应当如何对待这有限的生命，人活着究竟有何意义？作为天地间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人不会绝望，绝望也要“向死而生”，主动为自己“立命”。

至于苏轼，明人张《诗余图谱・凡例》中说：“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代表作之一，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此词毫不留情地撕开人间的悲剧真相，却何以那么激动人心？这是因为，“人未必是生来就有意义的，却是生来必须有意义的。因此，被大江淘尽的只能是负面的意义，被激发起来的，只能是建构正面意义的强烈欲望。”（冷成金《唐诗宋词研究（修订版）》）

二、李白：盛世幻相中的豪放与悲怆

“豪放”作为主体性亦有时代差异，因此李白与苏轼的“豪放”是截然不同的。李白生活在所谓盛唐，那大概是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时代，由于租佃制取代部曲制、科举制取代察举制，经济与政治骤然充满了活力，传统社会前期积聚起来的历史合理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加之文化上的开放，人们对时代与政治充满了热情与幻想。尤其是李白，他走在盛唐的顶峰，有着太多的理想。他太相信这个时代，相信现实能实现他一切浪漫的想象，因此敢于尝试人生的一切自由选择，以至最终也未找到其人生定位，却在不断追寻中散逸着永恒的青春气息。如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大概是写仙境与梦境的绝唱，全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奇情异彩。我们将此诗与屈原的《离骚》、阮籍的《咏怀》等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盛唐独有的昂扬、飘逸。然而，那又是大唐王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甚至是整个传统社会走向“老化”的转折点。更深层地讲，中唐以前是所谓政治本体化时代，即始终是以现实秩序为核心的，汉唐文学的特质就是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体认和追询都可产生乐感）。诗人满怀热望地上下求索，要求政治本体赋予他一切，并由此发出追问：现实政治是可靠的吗？体认政治本体能带来价值吗？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击中，最令人焦灼之处就在于：生命个体与政治本体应该是什么关系？政治本体能提供感性生命的满足和幸福吗？这是一种生命悲剧意识，而李白唱出了这种悲剧意识的最强音，亦即一种渴望摆脱政治本体束缚而又无路可走的历史悲怆感。[1]

但这种悲剧感仍不失盛唐的风采，因为那是一种满怀热望的追询，即使破灭，也仍然充满了力量，将一种悲怆感抒发得如此豪情满天，正是盛唐诗的魅力，也是一种不可复现的精神意度。

三、苏轼：悲剧底色上的豪放与平静

由唐至宋，中国传统社会进入“老化”阶段，此时汉唐政治哲学已失去对人心的支撑，先进的思想家们要同时思考社会的具体出路以及人生的根本出路。“要重新认识世界的苏轼，正是这双重悲哀的承担者……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失去精神家园了。”我们熟悉的是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其实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高点重新认识世界，苦苦地探寻着、抗争着。其词风之“豪放”，首在于此。这恰是以最彻底的悲剧感为底色，而不是一种廉价的乐观。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此词确可称得上豪放、旷达，但我们不要忘了词前这段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人生本不该有超出意想与承受的风雨，骤然遇雨实则象征了人的悲剧与困境，“狼狈”正是人生际遇的常态；豪放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从中获得开悟的契机，对外在的境遇与评价进行以心灵为本位的超越，进而获得主宰自己人生的自由。

如果说骤然遇雨象征着人生的悲剧性，那么“斜照”也未必能引发乐感，因为晴雨无常，都不在人的掌控之中，甚至不在人的意料之内，都是那么无情、短暂、偶然、有限，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剧感。这是一种最为清醒的认识，也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既然忽雨忽晴，那么晴雨都不必太在意，晴雨都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与历程，只要做到心灵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外在的晴雨不但不妨，反而给人不断提供“证道”的契机。因此，苏轼是以他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和生命实践，极为典型地体现了上述失去精神家园的价值悲剧意识。“当苏轼对自己的定位已经无比清楚的时候，他反而平静下来，用尽各种方法，来对这种悲剧意识进行审美超越。”[ 1 ]那种彻悟以后的豪放，更为准确地说是旷达，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

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实质亦是追询人的价值。人生在世不称意，生命不能永恒，世间已无精神家园，人生意义何在，于是壮气而悲情地“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但“高处不胜寒”，找不到外在的超越，于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回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情感和阔远境界，从中找到归宿。胡寅《题酒边词》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悲剧底色上豪情满天的追询与超越，才是苏轼词真正的本质与特征。

参考文献：

[1]冷成金.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J].社会科学战线，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