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循环经济的中国煤炭产业创新战略选择研究

1　引言

鉴于煤炭产业的战略性和资源约束性，其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战略选择成为关键。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归纳循环经济内涵与产业创新维度，梳理产业创新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层次及要求，提出产业技术、组织、制度创新战略。

煤炭产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产业之一。2011年全国原煤产量总计达到35.2亿吨，同比增加2.8亿吨，新增产能达到9　500万吨，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8.6%；全国煤炭消费总量达到35.7亿吨，同比增长1.35亿吨，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2.8%。国家能源局预测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需求约为39亿吨。可见，煤炭产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能源供应的关键。

然而，煤炭产业发展中面临的资源刚性约束、单一粗放采掘以及伴生资源浪费等问题，促使煤炭产业必须由传统经济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直线模式向循环经济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反馈闭环模式转变。这种转变要求煤炭产业在技术和技能、产品与工艺、管理与制度等多个层面开展产业创新活动。而产业创新战略的选择就成为循环经济背景下我国煤炭产业创新的关键问题。

2　理论基础

2.1　循环经济内涵

鉴于人类社会实践领域与目标的差异，循环经济的概念至今并不统一，代表性的描述有十余种之多。归纳起来，循环经济内涵分为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循环经济是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物质流动轨迹，如图1所示，其实质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手段，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宗旨的生产方式。广义的循环经济则是指人工生态系统下物质流动轨迹，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经济循环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同基础上，以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产关系[1]。

图1 循环经济示意图

2.2　产业创新维度

20世纪40年代，在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共同推动下，产业创新研究逐渐深化，“产业创新”也被国内外学者们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文献研究与归纳发现：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产业创新至少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共三个维度[2～5]。

产业创新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和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使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全新组合，创新体系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体系。诺斯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考察制度变迁，首次提出制度创新的概念，并认为主观地改造现有制度中的制约因素才能实现创新的预期利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直接影响并催化了组织创新理论，管理者通过调整和变革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使组织更敏捷响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组织活动效益。

2.3　产业创新各维度与循环经济的关系

产业技术创新是指改进现有生产技术或者开发与应用全新生产技术的活动。产业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两者之间相互影响，“螺旋”状相互推动上升。具体而言：循环经济影响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循环经济的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反馈闭环生产模式引导着产业技术创新应该向着诸如能源综合利用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再循环技术、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预防污染的工艺技术等方向发展；反之，产业技术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是保障循环经济运行的技术基础，技术创新的结果往往伴随着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诞生，导致产品和工艺显著地、根本性地变革。只有也必须在循环技术领域内有所改进与创新才能真正意义上践行循环经济。

产业组织创新是指改进或者创造新型组织管理形式，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组织运行效能的活动。产业组织创新有助于提高循环经济运行的整体绩效，提高循环经济整体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循环经济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强调各子系统的联动、伴生、共生效应。传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组织方式和科层制管理思想并不适合于循环经济。不论从企业、产业链还是集群与区域层面，循环经济都需要新的组织结构、组织手段与方法等。

产业制度创新是指改变原有制度安排与规范体系，创设新的关系、激励和组合的活动。产业制度创新是循环经济正常运行的保障。其保障功能从两方面得以发挥：一方面，制度是所有行动者共同遵守的规程、准则、惯例，制度的确立使得一方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作出合理预期，从而降低循环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制度为行动者提供激励与约束。在制度作用的范围内，遵循制度将得到相应的收益，这将一定程度激发、调动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反之将受到相应惩罚，这将制约和减少循环经济运行中行动者的败德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3　中国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概况

3.1　中国煤炭产业发展现状

2005—2011年，中国煤炭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在规模与质量两方面均有显著提升。

从发展规模来看，中国煤炭产量由2005年的23.49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35.2亿吨，六年增加11.71亿吨，年均增长1.95亿吨，累计煤炭产量195.65亿吨（如图2所示）。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球煤炭产量增加了6.1%（2.29亿吨油当量），中国煤炭产量的贡献度为8.8%（1.58亿吨油当量）。中国煤炭产量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提升到50%，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

从发展质量来看，2005年至今，国家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企业兼并重组进程加快，产业集中度明显提升；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网链正在形成，自主创新初见成效，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攻关有所突破；煤炭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工作效益凸显；煤炭产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取得实质进展；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员工、企业、政府的关系更为清晰，市场化进程加快。

图2 2000—2011年全国煤炭产量统计图

3.2　中国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概况

中国煤炭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煤炭产业内部，煤炭产业链以及煤炭产业与社会、环境、生态系统之间，即微观、中观、宏观共三个层面：

首先，我国煤炭产业主要指煤炭采选业，包括无烟煤、烟煤、褐煤等原煤煤种的开采与洗选。在该层面，循环经济主要表现为在采选企业内部各种工艺流程间的协同，实现低消耗、低排放和高产出，强调技术范式改变来提高原料和物料的高效利用率。例如，通过浮选技术升级改造提高精煤回收率和浮选效果。

其次，我国煤炭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为煤炭采选业、中游为炼焦产业，下游是煤化工产业的产业链格局。在该层面，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通过煤炭产业链的人工“伴生”系统构建，实现产品、废弃物间的互换，凸显组织范式改变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例如：以煤炭采选为依托，电力、建材为配套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将原煤在开采、洗选、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中煤、煤泥、煤灰作为燃料供给电热企业；煤矸石、高岭岩等则转化为建筑材料供给建材企业。

最后，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系统。在该层面，循环经济主要体现在通过煤炭产业与社会、环境、生态的人工“共生”系统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突出制度范式改变来实现资源的循环、可持续利用。例如：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行政干预等手段，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抑制煤炭产业发展中资源滥采滥用的负外部，鼓励土地、水资源保护等正外部。

鉴于我国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在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的不同运行轨迹和现状，下文将针对性地提出三个层面中的产业创新战略选择以及各战略实施重点。

4　基于循环经济的中国煤炭产业创新战略选择

4.1　煤炭产业内：关键战略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产业升级的关键，也是循环经济实现的基础。在煤炭产业内部，实现循环经济的产业创新战略应紧紧围绕技术创新，重点在以下领域开展：

首先，改造和升级煤炭产业传统技术，如：大力推广和应用选煤工艺技术、矿井水净化及深度处理成套技术和装备，推进机械化、自动化和配套化；积极应用矿井通风、防治瓦斯、防治煤尘、防火灭火的“一通三防”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其次，构建技术创新主体多元化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格局。运用市场机制，集聚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突破瓶颈，优势互补，分担风险，分享收益，共同推动煤炭产业技术创新的跨越式发展[6]。

4.2　煤炭产业链：关键战略是组织创新

循环经济对煤炭产业组织创新提出新的要求，不仅体现在煤炭企业内部管控模式的变化，更体现在煤炭产业链规划、组织与治理方式的变化。因此，煤炭产业链上，符合循环经济的产业创新战略必须以组织创新为中心，其重点在于[7～9]：

第一，以煤炭产业为基础，延伸、扩建以及补充内涵式产业链，提高产品的加工程度，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实现产业链的深化和价值链的升级。如：构建煤炭—电力—建材、煤炭—电力—多晶硅—光伏制造、煤炭—电力—稀土新材料、煤炭—电力—冶金与煤炭—电力—煤化工等产业链。

第二，以外部关联产业有效配合为条件，构建外延式产业链，破解内涵产业链过窄的问题。根据煤炭开采生产所排放的废物特征、矿区的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可在纵向产业链的基础上，横向构建多条共生产业链。如：煤炭开采—煤矸石—土地复垦－农田；煤炭—电力—矿区生产、生活用电；煤炭—电力—水循环—农业养殖等产业链。

第三，科学规划、积极推进煤炭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以生态工业理论为指导，通过科学规划将废物排放企业和循环再处理、再利用、可利用企业有机组合，形成园区内生态链和生态网。使园区内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各企业协同耦合，最大限度地提高相互间的资源利用与配置，共同获取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3　煤炭产业、社会与生态之间：关键战略是制度创新

在煤炭产业与社会、生态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中，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政府应该着眼全局，以产业升级、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为目标，保障三者之间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10]。目前，政府为主导的煤炭产业制度创新应该着眼于：

第一，进一步建立健全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例如：进一步细化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管理的法规、产业政策和技术规范；建立并完善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基金制度。

第二，建立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奖惩制度。包括：利用财税手段征收环境税费、财政信贷鼓励等；利用行政手段推行循环经济标志制度、国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遵循经济规律实行排污权交易机制等。

第三，建立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市场准入制度。在项目准入方面，采用专家评审制度，符合产业政策、项目质量、环境保护等条件的项目优先引入。在总量准入方面，允许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等优先进入市场。在空间准入方面，实行分区控制，分类指导，引导煤炭产业科学发展和合理布局。

参考文献：

[1] 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J].数量技术经济技术研究，2004，（9）：145-154.

[2] 刘丹，鲁永恒.煤炭城市产业转型的三维体系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驱动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2）：87-90.

[3] 姚平，顾德文，李玥.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8，（8）：35-39.

[4] 陈立武，李冬东.煤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探讨[J].中国工程科学，2011，（11）：26-32.

[5] 虞剑锋，蒋海霞.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生态工业园与循环经济共生关系研究综述[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8）：33-37.

[6] 申宝宏，雷摇毅，郭玉辉.中国煤炭科学技术新进展[J].煤炭学报，2011，（11）：1779-1783.

[7] 毛玉如，孙启宏，沈鹏，乔琦，段宁.生态工业园区的典型链网结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2）：42-44.

[8] 席旭东，耿殿明，郝占刚.矿区生态产业链（网）及其产业规模研究[J].煤炭学报，2009，（11）：1579-1586.

[9] 吕涛，聂锐，刘玥.煤炭产业链的区域效率评价及优化策略[J].煤炭学报，2009，（7）：1003-1007.

[10] 荣西武，顾文选.制度创新与煤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8）：82-87.

作者简介：高暐（1977-），男，陕西延安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从事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研究。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