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环境对物流交易组织方式演化的影响

摘要：物流交易可以通过企业来组织，也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建立物流外包企业群体和物流企业群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博弈的演化路径，可以看出博弈可能收敛于两个均衡。其中一个均衡相对于另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博弈最终收敛于哪一个均衡取决于博弈的初始状态，但博弈双方所处的制度环境影响了博弈收敛于不同均衡的概率。完善制度环境有利于博弈收敛于效率较高的均衡，促进物流外包企业效率的提高和物流业的发展。

关键词：物流交易；组织方式；演化博弈；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11－0023－05

一、引言

物流活动被认为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并日益受到重视。物流服务提供的过程产生了物流供给者与物流需求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Commons)的观点，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交易”，那么物流供给者与物流需求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可以被定义为一项物流交易。企业和市场是组织交易的不同治理结构，企业的出现是对市场的替代。在现实世界里，物流交易可以通过不同的治理结构来组织，既可以在企业内组织，亦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通过企业来组织就表现为企业通过自身资源去组织大部分物流交易，即以自营为主。通过市场来组织就表现为大部分物流服务是通过企业外购获得的，即以外包为主。不同企业在某一点上对于如何组织物流交易的决策表现的并不一致，一部分企业选择以自营为主的策略来组织物流交易，而另一部分企业选择以外包为主的策略，将主要物流业务外包。但在不同时点上，选择通过市场来组织物流交易，即将物流外包的企业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增加。例如在美国，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由1999年的454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50亿美元，可见越来越多的物流业务被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物流公司。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于企业通过何种治理方式来组织物流交易进行了研究。Persson和Virum认为“通过物流外包，企业可以在不增加固定投资的情况下提供物流服务从而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核心竞争力”。Skjoett－Larsen将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应该在两种情况下使用外包，即中等的资产专用性或者资产专用性较高但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应使用外包。Remko认为“第三方通过提供物流服务可以贯穿供应链的不同职能部门，打破原有的按职能划分的流程，有利于供应链的水平一体化”。国内学者刘彦平认为“物流外包这一社会分工形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经济根源在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可以为委托企业节约物流成本支出，并可减少企业内部的物流组织管理成本，进而促使委托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李电生，刘凯，赵闯认为“根据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能力上，而将自身不具备核心能力的业务交由外部组织承担，从而以整个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赢得并扩大竞争优势”。王佐认为“物流管理是自营还是外包是交易成本的权衡”。杨金，王勇也认为“企业在选择物流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转换成本的存在及其对本企业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多数仅考虑企业(物流外包企业)物流外包的利弊，并未考虑物流服务提供者――物流企业的物流供给能力和供给方式等情况。另外这些研究多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这与实际的情况是不相符的。企业的领导者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并非完全理性，更多的是试错，或者进行模仿，表现出的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因此由众多企业组织构成的群体在进行如何组织物流交易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并不一致，而是多样化的选择，伴随时间的推进，这种选择最终会趋于一致。本文试图从物流外包企业和物流企业两方面考虑，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物流交易组织方式如何演变。

二、一个演化博弈模型

物流外包企业在进行物流交易组织的模式选择时一般不会一次就选中最优策略，往往是通过多次的调整才能选择最优的策略。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只能知道世界状态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企业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其对手，因此企业组织表现出的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一种“有限理性”。基于企业有限理性的现实，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多群体模仿者动态模型来分析物流交易组织模式的演化。

假设：

1.存在2个群体，分别为物流外包企业群体与物流企业群体，每个群体中有大量且无差异的个体。

2.群体中个体都是有限理性的，即群体中的个体并不是一次博弈行为最优化者，其决策是通过个体之间模仿、学习和突变等动态过程来实现的。

3.群体成员随机配对进行博弈，且群体中每一个个体在任何时候只选择一个纯策略。物流外包企业群体中个体的策略空间为S1＝｛w(外包为主)，z(自营为主)｝。物流企业群体中的个体的策略空间为S2＝｛Q(勤勉)，T(偷懒)｝。

4.博弈参与者的收益函数是其适应度函数，即采用某一个纯策略的个体的增长率依赖于该策略的预期收益，博弈参与者的收益就是其经营收益。另外还假定采取策略的不同，并不影响物流外包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同策略下经营收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差异引起的。

5.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为外生变量，并且是不变的，也即两个群体所处的制度环境不随着博弈的进行而改变。

根据上述假设，分别从两个群体中随机抽取任意一个个体配对进行博弈。这里不需要考虑因重复博弈而产生的声誉影响。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如表1的博弈模型。

a11、b11分别为外包企业采取w策略，物流企业采取Q策略时两者的收益；a12，b12分别为外包企业采取w策略，物流企业采取T策略时两者的收益；a21，b21分别为外包企业采取Z策略，物流企业采取Q策略时两者的收益；a22，b22分别为外包企业采取Z策略，物流企业采取T策略时两者的收益。

若物流企业的策略为Q(勤勉)，此时外包企业将大部分物流业务外包给物流企业来组织，其收益高于采取z策略(自营为主)获得的收益，所获得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交易成本，如监督等成本的节省，于是有a11＞a21。当物流企业采取T策略(偷懒)时，外包企业采取z策略(自营为主)的收益要大于采取w策略(外包为主)的收益，原因同样是基于交易成本的节省，于是有a22＞a12。

当物流外包企业将其主要的物流业务外包时，

意味着收益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物流企业的表现。为了规避风险，双方往往要签订较为完整的契约，若乙不按约定行事、不诚信或采取偷懒策略，将会遭到甲的索赔并得到制度的惩罚，此时b11＞b12。当物流外包企业采取自营为主的策略时，只是存在部分随机性较强的物流业务需要外包，此时物流企业的偷懒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包企业的收益，但影响较小，外包企业一般不会诉至法律，因为这诉讼本身也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此时b21＜b22。由于外包企业采取自营为主策略时，物流企业仅能获得很少的物流业务，即使此时物流企业采取“偷懒”策略，其获得的收益也要小于物流外部企业采取“以外包为主”策略而自己采取“勤勉”策略时的收益，因此b22＜b11。

上述博弈的支付矩阵可以标准化为如下形式(见表2)。

其中a1＝a11－a21，a2＝a22－a12，b1＝b11－b12，b2＝b22－b21

假设外包企业群体当中有p的比例选择策略“外包为主”，即以通过主要市场组织物流，1－p的比例选择“自营为主”，即以在企业内组织物流交易为主。物流企业群体中有q的比例选择策略“勤勉”，有1－q的比例选择策略“偷懒”，则外包企业选择策略“以外包为主”时，其期望收益为：

EU11＝qa1　(1)

外包企业群体选择策略“以自营为主”时，其期望收益为：

EU12＝(1－q)a2　(2)

外包企业群体的平均收益为：

U1＝pEU11＋(1－p)EU12＝pqa1＋(1－p)(1－q)a2　(3)

物流企业选择策略“勤勉”时，其期望收益为：

EU21＝pb1　(4)

物流企业选择策略“偷懒”时，其期望收益为：

EU22＝(1－p)b2　(5)

物流企业群体的平均收益为

U2＝qEU21＋(1－q)EU22＝qpb1＋(1－q)(1－p)b2　(6)

由方程(1)－(3)可以得出外包企业选择“以外包为主”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dq／dt＝p(1－q)｛qa1－(1－q)a2｝　(7)

由方程(4)－(6)可以得出物流企业选择“勤勉”策略时复制动态方程：

dq／dt＝q(1－q)｛pb1－(1－p)b2｝　(8)

根据复制动态方程(7)，令dp／dt＝F(p)＝0，解出这个动态复制方程的稳定点(选择“以外包为主”策略的企业所占比例达到稳定状态，不再变化)得到p＝1，p＝0或者q＝a2/(a1＋a2)。同理根据复制动态方程(8)可得，q＝1，q＝0或者q＝b2/(b1＋b2)时，选择“守信”策略的物流企业所占总体的比例是稳定的。可以看出系统有5个局部均衡点，分别为0(0，0)，P(1，0)，Q(0，1)，R(1，1)和s(Pm，Qm)，其中Pm＝a2/(a1＋a2)，Qm＝b2／(b1＋b2)。均衡点的稳定性可以根据上述两个微分方程得出的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导出。

方程(7)和方程(8)组成的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为：

detJ＝(1－2p)[qa1－(1－q)a2](1－2q)[pb1－(1－p)b2]－p(1－p)(a1＋a2)q(1－q)(b1＋b2)

雅可比矩阵的迹为：

trJ＝(1－2p)[qa1－(1－q)a2](1－2q)＋(1－2q)[pb1－(1－p)b2]

符合稳定条件，即detJ＞0，且trJ＜0的点仅为点0(0，0)和点R(1，1)，而S(Pm，0m)为鞍点。对应于系统的动态演化路径如图l所示。

在外包企业和物流企业博弈的过程中，演化的路径最终是达到点0(0，0)还是点R(1，1)与博弈的初始状态是直接相关的，如果初始状态处于折现QSP左下方的区域QOPS时，两个群体的博弈最终收敛于点0(0，0)。相反，若初始状态处于折线OSP的右上方区域QRPS时，则博弈的均衡最终收敛于点R(1，1)。博弈均衡最终收敛于R(1，1)点相对于收敛于O(0，0)点，具有帕累托效率，因为双方的收益都得到了改善(a11＞a22；b11＞b22)。

除了初始状态对于演化路径有重要影响之外，外生变量的变化也会对演化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外生变量对于演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鞍点的位置来影响演化结果的。制度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制度环境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最终收敛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对于演化路径的影响

根据奥斯特罗姆(Ostrom)的观点，制度可以被定义为一组运行规则，它们是用来决定在一些场合谁有资格作出决策，什么行为是允许的，或者要被限制的，什么样的一组规则可以被采用，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必须或者不必提供什么信息，应该如何根据个人的绩效制定支付条件。制度为日常生活活动提供了一种行为准绳，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㈣。制度有多种分类，诺斯(Douglass North)把制度分为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特征。正式约束可以是由政府供给的制度，如法律、法令、政策等，也可以是由

交易当事人商定的制度，如合同；非正式约束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实施特征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社会现实中得以实现的一种社会机制或一种社会过程。

制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合作或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的含义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戴维斯(Lance Davis)和诺斯(Douglass North)把制度环境定义为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如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等等。制度环境有时也被称之为基础性制度安排，通常认为其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四个方面。虽然制度变迁的主角是那些能对根植于制度框架内的激励作出反映的个人企业家，但个人企业家或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于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小，制度环境的演进往往需要数十年。因此可以忽略较短时间内企业家或企业决策对制度环境的影响，把制度环境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制度环境影响着两种治理结构组织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对比。例如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市场参与者参与市场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相对于不完善的市场环境将会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也会因为担心难以逃脱制度中明确的惩罚而减少。于是通过市场组织交易的交易成本就会下降，市场和企业两种治理结构组织交易的交易成本的对比也就发生了变化。企业很可能出现纵向的分解，将更多的交易交给市场来组织，而非放在企业内进行组织。正如诺斯所说：组织之所以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实现其创立者的目标。因此组织及其企业家从事有目的的活动，他们会对制度框架内的激励做出反应。当相对价格(如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改变，技术的变化等)与偏好发生变化时，组织及其企业家会有激励制度框架内的激励做出反应。

上述分析中，a1＝a11－a21，为在物流企业勤勉的情况下，外包企业通过市场组织物流交易和通过企业组织交易而产生的交易成本的节省。a2＝a22－a12，表示在物流企业偷懒的情况下，外包企业选择主要通过企业组织物流交易和主要通过市场组织物流交易而产生的交易成本的节省。而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a1和a2的值均会发生变化。相对于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a1的值会变大，而a2的值会变小或者不变，这主要是因为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节省交易成本，因此Pm＝a2(a1＋a2)会变小，即s点会下移。上述分析中b11＝b11－b12，为外包企业选择以外包为主时，物流企业选择勤勉策略与选择偷懒策略所带来的收益差异。b2＝b22－b21，表示在外包企业选择以自营为主策略时，物流企业选择偷懒策略与选择勤勉策略的差异。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b1和b2的值也会发生变化。相对于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b1的值会变大，而b2的值会变小或者不变，因此Qm＝b2/(b1＋b2)会变小，即S点会左下移。综合来看，在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中s点的位置相对于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s的位置要往左下方移动至S’的位置，如图2所示。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当初始状态处于折线QS’P左下方的QOPS’区域时，双方博弈的结果最终收敛于O(0，O)，即最终的结果是外包企业选择策略“以自营为主”，物流企业选择策略“偷懒”。当初始状态处于折线QS’P右上方QRPS’区域时，双方博弈的结果最终收敛于R(1，1)，即外包企业选择策略“以外包为主”，物流企业选择策略“勤勉”。相对于制度完善之前的演化路径而言，双方收敛于R(1，1)的概率提升了，也就是说在完善的制度下两个群体之间博弈会以更大的概率收敛于更具效率的结果。

四、结论

基于企业组织决策者在决策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表现出一种有限理性，通过构建一个多群体模仿者动态模型，可以发现物流外包企业群体和物流企业群体博弈可能收敛于两个均衡。一个是(以自营为主，偷懒)，另一个是(以外包为主，勤勉)。虽然博弈的最终收敛于哪一个均衡取决于系统的初始状态，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却能影响博弈收敛于不同均衡的概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物流外包企业和物流企业这两个群体处于完善的制度环境，相对其处于较差的制度环境，博弈的结果更容易收敛于(以外包为主，勤勉)这个均衡。该均衡相对于另一个均衡而言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使得博弈双方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制度环境对于物流交易组织方式的演化结果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物流交易的组织方式演化至效率更高的模式。

完善制度环境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需要增加和完善正式制度的供给，增加制度供给，如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可以对于有投机倾向的企业进行震慑，使其不敢采取偷懒等投机行为。另外已有的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统一和协调原有法律法规中相互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在我国，物流的法律法规存在条块分割严重的现象，统一和协调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利于减少企业参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物流业务外包过程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物流组织效率，并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塑造良好制度环境。其次，要引导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市场制度相适应。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以意识形态为例，对现行制度安排合乎义理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效地减少交易费用的产生。再次，要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坏。因此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是为企业构建良好制度环境的必要前提。

上述分析中假设物流外包企业群体和物流企业群体两个群体中各自的群体成员是无差异的，但这与现实世界的情况并不一致。现实世界中企业组织之间往往是存在差异的，物流企业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另外假定物流交易组织模式的不同并未影响生产成本，这也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异。这都是本文的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