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荒僻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像爱滋病一样，麻风病曾令无数人谈麻风色变。其实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虽然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麻风病的起因，甚至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多种药物联合化疗，只需要一周时间，就能使麻风病丧失传染能力。

1954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多鲁乡偏远的荒漠地带，政府投资修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当时为了隔离治疗麻风病人，麻风病患者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离麻风病医院不远的幸福村，久而久之，人们把幸福村曾改称为“麻风村”。

幸福村地处偏僻，贫困落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村里的孩子从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门，很多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而今，这个荒僻的小山村里走出来了第一个大学生――新疆医科大学药剂系毕业生日吉甫・热合曼。

老师把他舍不得吃的鸡蛋扔进了羊圈

日吉甫・热合曼1983年12月出生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多鲁乡麻风村。他的父母曾经是麻风病患者，都有严重的麻风病后遗症，身体极度虚弱。日吉甫・热合曼虽然没有染上麻风病，但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他的家里有4亩地，父母干不了地里的重体力活，日吉甫和姐姐吐逊汗早早地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

1991年，日吉甫已到入学年龄，父亲领着他步行十几公里，想到附近的乡里的学校读书。但是，当学校领导知道他们是麻风村的人时，就像避瘟神一样一口拒绝了。人们由于缺乏对麻风病的了解不和认识，在心理上对这种疾病给人们带来的恐惧阴影很难驱散。

1991年9月，经多方努力，洛浦县教育局在衬里建立了一所简陋的土坯房小学，这是幸福村孩子们终生难忘的事。学校由两排低矮的土坯房组成，师生用的桌椅板凳，全是附近学校淘汰下来的破旧东西。

那年，8岁的日吉甫和10岁的姐姐吐逊汗终于跨进了学校的门。第一位老师的文化水平太低，加上有的家长动不动就把孩子喊回家割草、喂牛、放羊去了，老师经常在家里千私活，一年下来没上几天课，很多学生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日吉甫和姐姐每天早早地赶到学校，如果老师没来，姐姐就回家帮助父母干活，日吉甫就抱着书，坐在学校门口自学。那时，衬里经常停电，日吉甫捡了个玻璃瓶子，让父亲做了个煤油灯供晚上学习用。日吉甫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学习。有一次，日吉甫在田边放羊，看书入了迷，羊把别人家田里的庄稼啃了一大片，父亲说了许多好话，又赔了一些钱后，才算了了这桩事。

1993年4月，日吉甫读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个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当教师。那位老师心存疑虑，不敢和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生怕染上了麻风病。

有一天，日吉甫姐姐过生日，父母给姐弟俩每人煮了两个鸡蛋。日吉甫没舍得吃，到学校把鸡蛋送给了老师。第二天，学生们在学校附近的废弃羊圈里发现了那两个用报纸包着的鸡蛋。这件事使日吉甫难过了好几天，要知道麻风村的孩子只有过年过节和生日才能吃上鸡蛋。

没过多久，那位老师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洛浦县教育局派了三名正式老师到学校教学，其中有位叫买买提明的老师，原先在县城工作。他的父母都是医生，曾经在麻风病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买买提明老师受父母的影响，了解麻风病人内心的苦楚，也很同情怜悯这些孩子。他是当时在麻风村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师。

买买提明老师很喜欢聪明好学的日吉甫，他向日吉甫第一次讲了“大学”的有关情况。那时的幸福村实在是太穷了，除了毛驴车，村里连自行车都难得一见。买买提明老师的话在日吉甫心中扎了根，他梦想着有朝一日坐着毛驴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上学。在歧视和白眼中苦熬了一年

1996年7月，日吉甫在村小学毕业了，每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名列全班第一名。

当初和日吉甫一块上学的54名学生，坚持上完小学的只有18名，拿到小学毕业证的只有5人。

为了孩子的前途，乡长带着老师轮流去五个孩子家做思想工作，动员他们继续上初中。“不想上了，小学毕业就不错了，上初中花费大，家里没那么多钱。”其他三位家长都拒绝了。只有日吉甫的父亲说：“为了孩子能走出穷山村，过上好日子，我就是卖血也要供孩子们读书。”

日吉甫家仅有的4亩地，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果姐弟俩都去十几公里外的多鲁乡上初中，多病的父母谁来照顾呢?地里的重活只有雇人干，可钱在哪儿呢?姐姐吐逊汗思来想去，只有牺牲自己了。她对父母说：“弟弟学习好，就让他上吧，我留在家里干活，照顾你们。”

望着刚满15岁的女儿，父母亲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日吉甫抱着姐姐失声痛哭。

好不容易凑足了学费报了名。刚开学那几天，天没亮日吉甫就得起床，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半夜才能到家。家里人看他太辛苦了，就让日吉甫赶着毛驴去上学。谁知，头一天赶毛驴上学时，因毛驴车陷在沙土里近两个小时，等日吉甫赶到学校时已经上完一节课了。

乡长土逊尼牙孜知道这些情况后，就把县里发的自行车推到了日吉甫家，“这辆自行车虽然旧了些，但骑起来挺轻松的，你要安心把学习搞好，为咱们村争光，你要对得起乡长专用车啊!”

上中学的头一年，日吉甫遭受了多少白眼和歧视，他是中学唯一一个麻风村来的学生，身上穿的是父亲破旧宽大的衣服，风里来雨里去，又黑又脏，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跟他说话，更没有人找他玩。同学们都不想和他坐一个座位。

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有个同学骂日吉甫是“小麻风”，并让他滚回家去。日吉甫流着泪水和这个同学打了一架。晚上回到家，日吉甫委屈地在父亲怀里哭了起来，“我没有麻风病，同学们为什么看不起我?还要欺负我?”父亲陪着儿子默默地掉泪。

第二天，父亲和乡长带着日吉甫去了学校，乡长在全校大会上讲了麻风病的有关知识，并一再声明，日吉甫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没有麻风病。日吉甫的父亲声泪俱下地讲了家里的情况，并给老师和同学深深地鞠了一躬。

从那以后，很少有同学歧视日吉甫了。

1999年，日吉甫初中毕业了，他想到县城上高中，父亲也希望他继续上学。可是现实太残酷了，高中一年的学费要500元，这对一个想吃饱饭都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大难题。

日吉甫没有向苦难的命运低头，他借来了高中课本在家自学起来。遇到不懂的难题，就写信向洛浦县高中的老师请教。洛浦县高中的几位数学、物理、化学老师被日吉甫的学习精神感动了，都热情地指导日吉甫学习。

虽然日吉甫学习非常刻苦努力，但这样学习的效果总要比在学校学习差多了。乡长土逊尼牙孜专程跑到洛浦县城，挨着高中学校求情说好话。一所职业高中的领导被说服了，答应一年只收150元学费，其它住宿费、书本费等费用都减免了。

2000年，在家自学了一年的日吉甫，又回到了课堂。 为了省钱，他每次都是步行回家，平时啃干馕喝白开水，有几回上体育课，日吉甫由于缺乏营养贫血，在太阳地里一运动就晕了过去。

众人相助圆梦

2002年8月26日，日吉甫接到新疆医科大学药剂系的录取通知书，全村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纷纷前来贺喜。

然而上大学四年的学杂费至少24000元，这些钱够全村300多人一年的开支了，对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日吉甫一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小山村的穷乡亲们自发地抱着鸡、兔子、拿着鸡蛋……到巴扎上卖了，把卖东西的钱几块钱、几角钱送到了日吉甫家，为日吉甫凑学杂费。

日吉甫的父母把家里的全部家当4只羊和一头牛卖了，有2000多元。这些钱和乡亲们送来的钱加在一起，离6000多元的学杂费还差一截呢。日吉甫家再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了。

18岁的姐姐吐逊汗情急之下，说谁愿意给日吉甫出学费，她就嫁给谁!可是小山村的小伙子都生在贫困人家，谁有那么多钱呢。外乡的年轻人对麻风病心有疑忌，没人敢接这个红绣球。

新疆医科大学已开学一个多月了，日吉甫在家如坐针毡，焦急万分。

“走，咱们找和田政府去，”乡长土逊尼牙孜带着日吉甫到了和田市，地区一位领导听说了日吉甫的情况后，特批了3800元现金。日吉甫赶到学校，终于报名上了课。

交完学杂费后，日吉甫身上就只剩下30多元钱。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只吃两顿饭，每次买一个馒头，躲在没人的角落，就着白开水吃。

一个多月后，日吉甫身上的钱花光了，家里已是一贫如洗，连一年才10元钱的照明电也停了。他没办法再开口向家里要钱了。一天，日吉甫脸色苍白，四肢无力，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饿得头晕眼花，走路软绵绵的，同学们都关切的问他是不是生病了。日吉甫不得不讲了自己的家境。全班同学都很同情和关心这位身份特殊的同学，大家约定每月每人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10元钱资助日吉甫。日吉甫过年回家的150元路费也是同学们给凑的。班主任和另rj的任课老师知道日吉甫的情况后，每月都给他一些零用钱，还给他买洗衣粉、牙膏等日用品。天冷时，老师还从家里拿来毛衣线裤给他穿。

今年是日吉甫上大学的最后一年，3月1日开学后，日吉甫的学费一直没着落，虽然学校没有催他，但是他心里还是焦虑万分。新疆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夏米力・夏克尔知道这个情况后拿出3900元替他交清了学费，乌鲁木齐几家企业又给日吉甫资助了2000余元生活费。日吉甫将这些资助过他的人和企业的名字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他动情地说：“没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和企业帮助我，就没有我日吉甫的今天。我要永远记住他们，以后还要报答他们。”

日吉甫生活过得虽然很清贫，但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期间一天假也没请过，刚来时一句汉语也听不懂，而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3门功课平均分都在85分以上。

2005年7月，日吉甫・热合曼以优异的成绩从新疆医科大学毕业了。他手捧着大学毕业文凭，回首漫漫求学路，百感交集，热泪盈眶，面朝着遥远的家乡，喃喃自语：“天下一切好心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毕业后我就回村里当医生，不但给父老乡亲治病，还要为改变山村的贫困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