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语用:21世纪中国母语教育新观念(一)

摘要：运用语用学的理论视角重新考察中国母语教育，倡导以积极语用为核心概念的母语教育新观念。阐释积极语用概念的缘起、定义和特征，界定它是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主动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指出由消极语用到积极语用是一种时代语用风格的转换。积极语用观依托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时展的大背景，汲取了“超越论”、“创新说”等新教育理论、“表现性目标”等西方新课程理论、当代积极心理学和时间美学等诸多思想精华而发展起来。反思消极语用是一种机械认知、单向接受从而趋同外化、共性输出的被动狭隘的复述性言语行为，提炼出积极语用观的多维度基本内容，即基于表达动机的“自觉语用”，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输入、以“说”“写”“评”为输出且互为有机循环的“全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洋溢着主体个性活力的“表现性语用”。积极语用理论视角的顺时确立，为中国母语教育的思维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乃至母语教师素养的完善和更新输入鲜活的思想养料，进而催生母语教育多元、个性和开放的一系列实践性探索。这种实践性探索将打造出未来公民以“表达力”和“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转化并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

关键词：积极语用 语用风格转型 积极语用教育观 言语表现力

母语是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无时不用、无处不在的法定民族共同语。智慧的人，正是通过母语而开启生活、认识自我并拥有真实的现实世界，也正是凭借母语展示心灵、释放潜智、实现一己理想并在更高层面上反观自我、达成新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母语就是个人的文化命脉所在；就祖国而言，个体优质的母语语用能力最终汇聚成社会群体蓬勃的文化创造活力。故个体的母语语用活力与社会的母语文化创造活力构成逻辑的正比例关系。由是观之，以积极语用观来研究中国的母语教育、开发未来公民文化创造的内蕴能量，无论对人生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追求卓越、旨在创新的母语教育，实质上是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创造工程举行庄重的奠基礼。

一、积极语用：缘起、定义与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外语教学界比较完整地陆续引进了西方语用学的主要体系，并使之成国内语言学界的一大学术增长点；在国内母语教育界，也有学者开始探索语用学与母语教学的理论嫁接，并诞生了初步性的学术成果。[1]本文借助西方语用学的理论视角，从动态、立体和生命本位的言语视角来重新考量中国母语教育，但与西方语用学具有重大区别：本文以“积极语用”为新视角，上通以活力汉语为象征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下联以言语表达和表现为本位的课堂教学新实践，从而在语用的自觉度、深广度诸多方面突破了狭义的、以口语交际为主的西方言语行为论，并将在汲取中国传统文论和现代修辞学精华的基础上，凸显出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力乃至言语表现力――这将可能刷新曾经被吕叔湘先生批评为“半身不遂”（只有阅读教学而缺失口语交际教学）的母语教育。

长期以来，中国母语教育与其他各科教学一样，形成了一种过度预制和过度封闭的机械授受型课程范式，导致学校教育中出现趋同化输入、共性化输出的语用通病，且持续泛化为社会语用中假大空的“公共问题”。表征为青少年汉语思辨、运用、创造诸能力全面弱化的母语教育之危机，严重妨碍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即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在中国母语教育理论界，虽然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不乏自觉的诊断和疗救，但在教育理论观念陷于“机械适应论”的背景下，母语教育的理论基点始终陷于“接受本位”这种认识误区。这反映在课程内容上，即将本由口语交际、写作和阅读“三足鼎立”的应然教学格局窄化为“阅读本位”的“一元天下”（口语交际教学几近真空，长期缺失自觉意识，至今只是停留在教学概念层面；写作教学缺乏独立自足的教材体系，沦为阅读教学的附庸）；反映在课程目标上，即训练仅仅着眼于阅读的言语认知、言语理解、言语鉴赏及记忆、复述诸能力（而且长时期语言与言语混淆，实为脱离特定语境的语言认知、语言理解、语言鉴赏及记忆、复述诸能力），严重偏废旨在表达和表现的完整语用能力之打造，更遑论怡养语用主体积极的生命表达动机和言语表现的个性活力。例如，从历史新时期之初的“语识中心论”，到其后一度影响曾广的“语感中心论”，形式上从知识本位走向了能力本位，似乎顺应了社会主流思潮的基本走势，但本质上依然深陷学习者单向度“接受”语言（不是基于理解的“表达”语言）之窠臼而未有重大突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语用主体被动消极的言语摹仿地位。[2]理论界的“执迷”与教学界的“走偏”，互为循环，致使母语教育与其基本目标即基于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力和表现力相去甚远。

所谓积极语用，是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主动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开始强调对心理生活中诸多积极因素的研究，作为心理高级功能之体现的积极语用，就是源于主观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等这些积极心理品质与自尊、创造、热情、坚定、正直和虔诚等这些积极人格品质的言语表现行为。积极语用相对于消极语用而言，后者即是偏重学习者机械认知、单向接受从而趋同外化、共性输出这种被动狭隘的复述性言语行为。下列方程式可以呈示全部语用行为：

语用行为语用动机（0～100）×语用感情（0～100）×语用能力（0～100）

这个语用行为的方程式，简洁地说明了从消极语用到积极语用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言语区间，语用主体的表达动机、情感力度和语用能力三要素之乘积决定了语用行为的效度。因此，积极语用和消极语用，不只是语用形式的不同，更是语用品质的相异，两者之间存在着语用发展阶段上的显著的风格落差。如果语用动机、语用感情或语用能力三者之一是零或偏弱，均可能导向消极语用；反之，则导向强势的积极语用。积极语用的培养目标是“表达主体”（“表达”虽然基于“理解”，但“理解”仅是“表达”之基），而消极语用的目标则指向“复述主体”。母语的学习者和实践者，究竟要成长为言语的表达主体抑或沦为言语作品的“复述主体”？这是积极语用观和消极语用观之间的一道鲜明分水岭。事实上，就教育哲学而言，“复述主体”云云本身是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无奈悖论，无奈而姑妄用之的悖论。人，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言语实践主体，本不该存在非主动、非积极的言语行为；如果其言语接受的过程和行为不是基于主动建构、积极表达的自觉意识，何有人之“主体性”可言？以积极语用的观念而考量，母语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激发并持续强化学习主体的表达动机和感情，最终使其主动表现性语用行为获得最优化。上述关于积极语用的定义，突出了个体生命语用的来源，即表达主体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是积极的语用行为之源泉，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言：“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且最富足的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涵浇灌着语言。[3]作为人之精神世界的心灵，其核心支柱即排拒流俗的独立人格、破除的自由思维――其后才发生延续的外显型表达行为。这个定义，彰显了积极语用的形式特征和本质规定。它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为言语行为的外显常式，这种常式的主要共同点是言语行为以主动、特色、有内涵和有品位为旨趣，诀别机械接受和平面复制这种庸俗、保守的言语行为。而积极语用通过不同类别言语行为呈显出来的本质规定就是言语主体的创造性活力，就是言语主体内蕴的智慧、精思、情感和才学之充分释放，并使之成为个体一生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可增值的精神资本。从这层意义上说，积极语用的极致是：作为万物灵长、宇宙精华的智慧生命，与其说是在表达着，还不如说是在迸溅着！

积极语用对言语主体的感受而言，无疑是一种表达的享受和满足。马斯洛动机理论表明：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是生命的最高期待和最大满足[4]。而所谓言语的自我实现，就表现为生命个体通过积极语用而展示一己的襟怀和价值，或挥洒智慧生命的喷薄才情，或演绎逻辑思辨的心路旅程，简言之：实现超越自我、推进创造的价值需求。因此，这样的积极语用给自我带来的是享受表达、光扬生命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是表达意识和表现意识觉醒后生命欲的冲动乃至升华。而每次积极语用后的愉悦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又是对主动、内生的再表达的激情投资，这种酣畅美好的情感体验积淀为生命内存的持续永动之言语实践的内驱力，使每个自我形成积极语用的自享自足的良性循环。

二、积极语用：风格转换的时代和学理背景

“风格”这个人类语言艺术中的关键词，同样可以说明从消极到积极的语用行为之转换。语用风格是言语行为内在品质和外显形式两者间的自然融合，是特定时代人的精神形态在言语行为中的折射。借助它，自然可以考量与当前急遽蜕变的时代息息相关的语用行为的演化。正如上文所高度强调的那样：积极语用和消极语用不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表达形式之异，更深蕴着由发展阶段落差所导致的语用品质之殊，故本质上是语用哲学观的落差，即语用主体在言语活动中的本质地位和作用之落差。接受为本、趋同外化的被动复述性言语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生命主体缺席的变相失语，它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言语是其“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一著名论断，故为“无我”或“弱我”之语用。而富于创造活力的主动表现性言语行为，则是一种横溢着主体生命思维、情感、智慧等内在能量的精神活动，故为“有我”或“强我”之语用。从消极语用向积极语用的蜕旧更新，言之为一场不动声色的言语变革并不为过。陈望道先生所谓“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正是。[5]

新旧世纪更替至今，整个时代背景演绎出多侧面、多层次的蔚为壮观的新变，以言兴国、迈向盛世中华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强烈憧憬。第一，就社会背景而言，人们正由消极语用时代被单向输入语言符号、机械执行思想指令的工具人，逐渐回归到人格独立、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语用主体。而公民思想现实的这种巨变，实质上就是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伟绩之一。如果我们认同这种判断：即思想力创造现代社会的精神与物质生产力；那么，必然同意这种推理：思想现实的巨变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变化中最深刻之所在，亦将是引发语用风格转换、催生积极语用普及化的最大动力之所在。第二，就文化背景而言，正由消极语用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所象征的一元文化逐渐向“和而不同”、“多元互补” 时期转变。回首极“左”政治思潮当道之时，主流文化可以借助“软暴力”和“软压迫”而轻易形成话语霸权，进而深度钳制支流文化（即亚文化，subculture）的产生，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过度同质化，公共话语日趋强势乃至笼罩人们的心灵。而历史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开放化进程，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全球化历程的日益提速，正在无形之间撤去了人的精神藩篱，给多元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开放的精神空间。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包容并存正作为新时期文化创造的基本共识，有效地保护着异质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而异质文化的渐趋弘扬光大必然使表征同质文化的一统化公共话语及其霸权倾向有所扼止、特色鲜明的个性话语日渐萌发和兴盛，换言之，洋溢主体创造活力的积极语用观势将崛起。第三，就教育学背景而言，理论界正由“适应论”向“超越论”、由“接受说”向“创新说”深刻转换。随着二十世纪的渐行渐远，传统教育目标观即过度强化教育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适应、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具备某些统一规格的“受教育者”一说，早在九十年代以来一直颇遭教育理论界日益强烈的质疑和批评[6]。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它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培养出能够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这样，教育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单纯使新人“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在如上教育目标观不断更新、先进教育理念持续普及的理论背景下，以凸显言语主体的表达功能、释放个体生命表现活力为主旨的积极语用，自然要上升为母语教育的新目标和新使命，并且渐成整个社会语用发展的新阶段、精神文明演进的新里程。第四，就课程理论背景而言，世界范围内基于控制本位的普遍主义课程目标观正向“表现性目标”观转变。在母语课程领域，“表现性目标”就具化为学习者在心灵与文本、与世界赤诚相拥中所迸发的流淌着生命汁液的鲜活言语，即基于情感体验与深度思考的积极的表现性言语。这种言语活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立足言语规范而又超越言语规范、走向言语创生的表现性境界。第五，就心理学背景而言，“二战”以后西方传统的消极心理学正向当代积极心理学转向。人的言语行为是其心理活动的表征，心理活动的品质鲜明地反映在人的语用品质上，内在地决定言语行为的走向和言语能力的成熟。具有深刻社会背景和哲学基础的积极心理学，力主个体生命享受积极的情感体验，诸如对主观幸福感、对日常生活三维时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好体验等等；力主养成个体积极的人格品质，诸如关涉个体立身与处事的众多情意要素：开放、创新、激情、勤奋、进取、仁爱、敬畏、感恩、豁达等等；力主培养个体外显和潜在情意品质的积极教育、鼓励这些优秀品质的积极的社会制度等等[7]。这样，生命所着力弘扬的积极心理品质必将转化为消极心理所无法玉成的空前的积极语用――这无疑是一次由内部心理活动模型更新而引发的外部语用风格之变革。第六，就审美教育发展而言，时间美学等新思维为言语审美活动开启了新视窗。就听、说、读、写、视、思、评这个语用整体而言，人的言语行为不但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认知或逻辑的表达，更应该是一种洋溢审美个性、充满生命才情的审美鉴赏和活力表现（伴随母语教育层级的提升，这种审美性质更为凸显）。由西方时间哲学所催生而近年在大陆问世的时间美学，给以美育为底蕴的积极语用之教育观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时间美学一反审美活动中传统的本质主义立场，从审美状态的时间本源性和生成性而不是固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审美主体的“此在化”为理论基点[8]，扬弃了审美主体外在于审美客体的“固态观”和“静止观”，而将审美主体视为时间之流中生生不息的“此在”，从而突出了主体在言语审美状态中的即时性、生成性、灵动性和丰富性。换言之，语用主体的创生活力与审美状态中的时间流变性构成正比例关系，只有置身在审美时间流程中的人才能生发出鉴赏、评论、表现等多层面和多维度的语用活力。进而推论，任何个体意义上的语用行为，由于主体的审美积淀和审美个性在其精神流变中的先后落差和互为落差，从对言语作品的理解、鉴赏到主体的评论乃至言语表现（即从审美到创造美），都留下了开放度很大的弹性空间――母语教育理当尊重这个精神空间，自觉引导每位学习者养成语用行为的独特性、生动性和发展性。

综上所述，由消极语用向积极语用的逐渐进化，是人们语用风格的一次历史性深刻转换，是时展所强势驱动的必然的内在要求；而研究如何实施积极语用，则是母语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的一项新使命。

参考文献

[1]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王建华教授著.《语用学与语文教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2]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68-175

[3]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0.

[4]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程朝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0-68.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25.

[6]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6（2）.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88―393。相关论文有：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3）.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教育研究》，1998（11）；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教育改革》，1998（2）等.

[7]任俊.《积极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81-290.

[8]傅松雪.《时间美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30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