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宏观投资效率实证分析(1978-2009)

摘要：本文收集了广东从1978～2009年共32年的GDP、投资和资本存量等数据，通过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和投资对GDP的拟合系数两种方法测算了广东宏观投资效率，并对广东在过去32年间的宏观投资效率进行阶段划分。本文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外部冲击等对广东宏观投资效率的影响，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资本存量并非宏观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最后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广东宏观投资效率的改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关键词：宏观投资效率　广东　ICOR　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30年，广东GDP年均增长13.7％，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是，广东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投资的高效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因此，研究广东的宏观投资效率有其必要性。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倘若投资效率出现恶化，必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宏观投资效率问题主要集中于原计划经济国家以及东南亚等存在较多政府干预的国家。国内最早综合提出宏观投资效率概念的是樊潇彦和袁志刚(2006)，在此之前，包括张军(2005，2006)、秦朵(2003)、史永东和齐鹰飞(2002)、庞明川(2007)等都对投资的效率做了一些研究。宏观投资效率的测算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测算，即测算资本生产率一个量标“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变化。二是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计量方法测算投资或资本分别对GDP的回归拟合系数，以此衡量投资效率。

一、边际资本产出率的测算

边际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ICOR)表示增加一单位资本的经济产出量。Mun H.T.，Wai C.N.(2002：给出了计算ICOR的公式：

ICOR=I/dGDP

式中，I表示资本，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而d为微分符号，dGDP则表示GDP的增量。ICOR的倒数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边际资本效率，ICOR越小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本文收集了广东从1978--2009年共32年的GDP和投资数据。ICOR值的变化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投资高效期。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5年中国经济软着陆间，支出法的ICOR平均值为2.04，生产法的ICOR平均值为1.58。广东在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条件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资本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投资发挥着最大的效率，经济增长快，投资效率稳定，ICOR维持在较小水平。

第二，投资效率恶化期。从1996年开始广东的ICOR水平开始逐步增加，投资效率开始恶化。在1996～2002年间支出法下的ICOR平均值为3.54，生产法下的ICOR平均值为2.91，几乎是上一阶段的2倍。改革开放到一定阶段，资本有逐渐饱和趋势，并且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得到极致运用，投资短期内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投资效率的恶化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投资效率恢复期。从2003年广东开始了工业重型化战略转型，虽然投资效率没有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高效，但是比上一阶段改善不少。支出法下的ICOR平均值为2.49，生产法下的ICOR平均值为2.38。投资效率的恢复说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表现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有益性，即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了投资效率的改善。从2008年开始广东的ICOR又有升高趋势，这是金融危机下的新变化，需要引起警惕。

二、投资拟合系数测算

为了印证ICOR方法划分的投资效率的变化阶段，需要利用其他方法对宏观投资效率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测算投资对GDP的回归拟合系数，回归拟合系数可以近似地替资效率。这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为模型，其中Y表示产出，即GDP，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为了便于进行实证分析，对上述函数进行对数处理：InGDP=InA+αInK+βInL。

分析之前需要计算资本存量。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戈德史密斯(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根据张军估算，广东1978年的基期资本存量为204亿元，经济折旧率为9.6％，第t年的投资选取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另外，需要对GDP和投资数据进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间序列的特征，然后针对其特征采用相对应的回归方法。通过检验各项数据都符合计量实验要求。最后，根据ICOR分析划分的阶段，选择了1978～1995、1990～2002和1996～2009三个时间段进行分析。

表1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经济意义，作为存量数据的资本每变化1％导致的GDP的变化明显大于作为流量数据的投资引起的GDP变化，这符合资本存量和投资之间的关系特征。RK引起的RGDP的变化维持在0.3～0.4之间，而RI引起的RGDP变化则维持在0.1～0.15之间。名义资本存量K引起的GDP变化维持在0.6～0.85之间，而名义投资I引起的GDP变化维持在0.25～0.45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表1中各个模型的a值在各个阶段的变化情况基本跟根据ICOR值划分的投资效率变化阶段相吻合。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广东的宏观投资效率较为理想，投资效率较高。改革中期，即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3年间，投资效率有所下降。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入，投资效率又趋于上升。所以总体来讲，改革还是使宏观投资效率得到了提高。归结最终，广东的宏观投资效率呈现u型反转的趋势。

三、宏观投资效率变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ICOR和投资拟合系数的测算，我们对广东的投资效率变化进行阶段划分，然而并没有对影响投资效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广东宏观投资效率变化的因素包括外部冲击、产业结构变化和资本存量增加等。

外部冲击是如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导致了宏观投资效率的突然恶化。在分析ICOR值变化的过程中，1996～2002年这段时间的ICOR值突然升高。而2004～2007年间生产法下的ICOR值维持在2左右，在金融危机之后ICOR值连续攀升，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2.42和3.95，这值得警惕。这些都是外部冲击导致投资效率恶化的具体例子。

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提高了宏观投资效率。肖丽和陈浩(2009)的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之间优化和产业内部投资结构的优化均有利于提升宏观投资效率。而广东在21世纪之后确立的工业重型化发展战略对投资效率的提升起到明显效果。

资本存量增加也是导致宏观投资效率下降的原因。以下将通过对资本存量的变化与宏观投资效率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来证明。根据上文计算得出了1978～2009年资本存量K的时间序列。计算出资本存量增长率的时间序列Y，对ICOR进行倒数处理得出时间序列x。分析两个时间序列，两变量符合Granger因果检验条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分析表2，在滞后期为2和3的情况下，变量x和Y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接受原假设的概率也较大。据此认为资本存量增长率和边际资本效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并不会导致宏观投资效率下降，宏观投资效率的变化完全与资本存量的变化无关。

四、结论与建议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宏观投资效率经历了u型反转

改革初期，资本匮乏，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起着极大作用。改革中期，随着改革的深入，投资体制的限制和外部环境的冲击，宏观投资效率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投资效率得到恢复。

其次，宏观投资效率的改善跟资本存量的增加没有必然联系

根据上文的分析，投资效率的变化与资本存量的变化没有太大关系，这纠正了资本存量的增加必将降低宏观投资效率的经验观点，收益递减的经验规律在资本存量和宏观投资效率之间并未起作用。同时也为本世纪初广东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业重型化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撑。虽然工业重型化过程加速资本存量的增加，但是并未降低宏观投资效率，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改善了宏观投资效率。

再次，宏观投资效率受到产业结构变化影响

宏观投资效率的变化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近15年来，广东的产业结构由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在工业适度重型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引导下，广东宏观投资效率有明显的改善。因此，提升宏观投资效率必定需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以技术进步和结构改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代替投资拉动模式。

最后，宏观投资效率受外部冲击影响巨大

近两次金融危机对广东的宏观投资效率产生巨大影响，这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的。因此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不能简单地以投资拉动政策来刺激经济，应该着重鼓励消费，借机优化产业结构等。这对当前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广东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