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世界的对话变革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论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论断，认为传播媒介真正传递的是媒介本身的特性，媒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作为承载和传播社会信息的工具，媒介能够凭借自身的特征和活力，对整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体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飞跃，都会对人类的认知领域产生革命性变革，使人类的交往方式进一步拓展，并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关注社会；自主创业，开展经营；相互交流，建立关系……人们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介工作、学习和生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发展新的社会文化。

作为一种以媒介技术为支撑的人际关系新形态，网络人际关系同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互联网在不同发展阶段创造各种人与人沟通、交往的新途径。基于不同定位与功能设置的各类人际互动平台，其传播的技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形成、发展甚至是消逝状况。

信息取向中的人机对话

美国学者鲍尔格基奇和里尔登在《独白、对话和电子对话》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电子对话”的概念。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是独白式的自述，人际传播是对话式交往，以网络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是一种电子对话式的传播形态，电子对话式的交往大大超出了交互性与电子性的表面特征，促成了新型人际关系的产生。①

Web1.0时期的网络传播主要体现于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适合网络传播的海量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通过Web1.0服务端的程序，应用户的请求，取出数据，发送到用户的浏览器。网景、雅虎和谷歌是在Web1.0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公司。这三家公司各自拥有的核心技术反映出当时互联网的典型传播方式。网景公司研发出第一代大规模商用浏览器，雅虎提出了互联网黄页，谷歌则推出了大受欢迎的搜索服务。以新浪、搜狐为代表的中国商业网络媒体开创了中国最早的门户模式。流水线化的网络新闻、静态网页、人海战术、职业化的信息队伍，一切信息都借助浏览器获取，被业界称为Web1.0网络媒体的典型模式。

在这样一种典型模式下，信息和意见的传播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一群专业编辑采编内容，组织内容，引导舆论，大众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Web1.0的本质是一种以“媒介中心论”、“媒介论”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方式。无论是网站，还是一个具体的网络传播行为，都将焦点集中于信息的“内容”。网络传播的功能设计往往注重给受众提供关于特定内容的信息。

Web1.0时代用户对于网络的使用实际上是一种人与机器之间的对话。Web1.0时代的网络媒体经营者大体承担了搬运工的角色，完成的是对信息内容的空间转移，他们依靠海量的内容来获取用户，而网络用户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往往需要顺应机器所拟定的统一对话模式——通过读取与下载来分享网络中的信息内容，但在这一分享过程中，人与内容的关系很难稳定下来。人们在网络中不断巡游，在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后便迅速撤离。

互联网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有一种能够超越人与内容关系的新动力。随着P2P、SNS等Web2.0典型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模式逐渐从“人机对话”转向“人人对话”。用户及其之间的关系成为Web2.0关注的重要对象。

关系取向中的人人对话

Web2.0是互联网传播技术从核心内容到外部应用的一次重大革命。相较于Web1.0，Web2.0时期的互联网有如下特质：能促进网络内容的个体生产，从而产生海量的微内容；以人为维度，创造一个社会性的人际网络；能使用户主动以信息来描述自我，丰富网络生活体验；个人集信息的接收者、者与传播者于一身。

Web2.0时代的网站通过分析每个用户的不同信息需求，通过各种组织方式将具有共同兴趣点的受众关联起来，使他们在思维或行动的碰撞、交流中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在这样一种对话关系中，电脑不再是内容信息的储存仓库，而成为用户相互交往的平台和中介，成为网络人际关系形成的中介。网络用户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自己不断地建构为一个完整的、颇具能动性的个体，每位网络用户都能够以自身为中心辐射出专属于自己的交际网络。在公共信息传播的具体过程中，他们不仅是信息海洋中的冲浪者，而且可以成为波浪的制造者。

“Web2.0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需要，就是社会与互联网以及个人的关系。”②Web2.0对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人与机器、人与信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义。

Web2.0时代的各类应用更加突出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使普通个人在应用网络时的交互性和人际关系的延展性上得到提升。Web2.0以个人展示为中心，以个人网页为起点，在丰富个人信息表达方式的同时，也使用户的个性化和价值观都不再被他人轻易左右。在互联网上人人有话语权、人人是传播者和接收者的今天，互联网的“受众”变为“你”和“我”，不再被动，身份转换孕育出更多的信息需求与个性化展示。在具体的对话过程中，信息传播两端的关系人双方都有权操控传播的进程，便于关系人之间形成私人化和个人化的信息交往，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地位更加对等，体现出对话的高度可控性。

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在论及网络传播时曾阐述过这样的观点：“在网络里的每个人在选择和接收信息时是个性化的，由他们构成的网上‘大众’，必须看作是‘每个人’的相加（复数），而不是只有一种性格的整体。”网络人际关系需要借助网络中的人际传播来实现，但无论是人际传播本身，还是人际关系的建构过程，都包含有很多共有的个性化的影响因素，比如身份地位、形象容貌等，Web2.0的社会网络结构往往使传播者的朋友圈子等这些在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中不那么显现的信息都能在网络中传达出来，从而影响着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借由各种传播空间构筑起的传播情景，往往也决定着传播行为的不同含义。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③综观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技术的每一次革新总能改变网络人际关系实现的条件和表现，互联网互联互通的传播特性一再突破阻碍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与交往的各种屏障，搭建起关系建立和信息传播的众多渠道，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开放和多元的发展趋向。正是在互联网演进与人际关系变革需求的相互牵引中，人类社会逐步实现了数字化的迁移，并构建出丰富多彩的网络社会景观。

【本文为民族学院教学改革与研究重点项目“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校内科研项目“新闻网站的现状与发展研究”（编号：11MYQ1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②彭兰：《新一代互联网，再次改写新闻传播景观》[J]，《传媒》，2005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作者单位：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