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三十年，伴随而来的是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三十年。在当今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在即的新的历史时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更应弘扬改革主旋律，将改革进行到底。

一、改革中存在的矛盾

将改革进行到底，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们的改革尚未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经济社会的运行仍然处于新旧体制的交织碰撞，即“双轨驱动”的状况之下。这是渐进式改革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碰撞和矛盾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下，我国不得不出“重拳”实行政府干预，以挽救险恶的形势。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国进民退”在很大程度上使经济社会系统中潜伏的矛盾更显尖锐，不通过改革来化解这些矛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都有中途夭折的可能。

其一，收入分配日益悬殊的矛盾。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只要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同志提出的“富裕、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实惠，都需要有共同富裕的结果来印证和支撑。当前，我们的国家是强大了、富裕了，但广大低收入群体并不富裕。仅以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为例，这个数额已达22万亿元，但其中85%即18万亿元以上仅为全国300万个家庭所有（不足2000万人），13亿人分享甚微。同时，企业存款还超过居民存款，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3%。它同样为政府控制的少数垄断企业所有。一个收入分配差别如此悬殊的国家很难说是现代化的国家，它将导致何等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悬殊的分配差距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当然不是市场公平竞争的产物，因而将其归罪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显然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它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即行政权力配置资源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至今，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大量的行政垄断还存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垄断行业及其获得的垄断性资源、垄断利润在给国家增添一定财富的同时，大量的利益流入了特殊利益群体的腰包。大型国企的高管层年薪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并非来自其经营才能的“创新利润”，而是行政岗位的变动带来的特权。与此同时，由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并未切实进入公共财政分配和运作的轨道，不同程度地被行政部门甚至个人所控制，这又衍生出更大的钱权交易和不合理收入的流出。不管怎么说，现今严重失衡的收入分配主要是从这两大口径而来的。

其二，资源配置的矛盾。政府配置资源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环境资源的压力空前强大。不能说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和资源短缺，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有微观的效率机制和商业周期的修正机制来加以矫正。问题在于，我国的市场机制受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强力干扰而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行政配置资源必然伴随缺乏效率的数量扩张和技术上的“复制古董”，而更严重的是在“保财政、保吃饭、创政绩”的压力下，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旷日持久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在缺乏市场效率机制约束的情形下，当然只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结果便形成比比皆是的结构雷同和产能过剩，使得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事实上，上述两大矛盾会产生出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内需乏力和不合理的刚性结构，更是与此直接相关。在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要“促增长、保民生、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流于空谈。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出路只能是继续改革，倒退回去或者维持剧烈碰撞的现行混合体制，都只会加重矛盾，断送中国伟大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改革是我们别无选择的理顺矛盾的唯一通道。

二、改革之路倍显艰难

将改革进行到底，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出现了“锁定效应”，即由于现行“双轨制”的利益分配以不争的事实培植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力图固化现行体制，从而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

由于中国的改革是“自点而面”的实验，再“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在这个改革的行动路径中，党和政府是创新制度并使之具有法律地位的唯一的制度供给人。因此，掌握了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如果缺乏改革动力，甚至因改革而使自身利益受损，其后果是严重的，它会使创新的制度资源在供给渠道上出现部分堵塞。从这个角度判断，改革确有夭折的可能。这些年来，各地真正力主改革的人士颇具争议，甚至落马，似乎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倍感艰难的深层原因在于：随着改革在农户、企业层面和市场体系方面的完成，其锋芒将逐步且必然要指向资源配置的源头，特别是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掌管部门。一句话，后续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如果不是现行体制给部门（实际上是掌握权力资源的个人）带来了巨大的“权力租金”，改革的阻力将会小很多。但在权力租金太大的背景下，继续推进改革，从部门和个人角度讲，将会形成“前三十年改革边际收益递增”与“后三十年改革边际收益递减”的巨大反差，改革不受利益阻挠反而是不合逻辑的。问题不在于原有的制度供给人反过来阻挠改革，而在于这种阻挠并非以公开反对改革的名号出现。谁都在高喊改革，都在分享改革的实惠，但对真正改革的人士和举措却不予接受甚至打击。这就使得大众视改革为畏途，切中体制机制要害的改革不可能不出现锁定效应。

不仅如此，因为改革是一个时代的响亮口号，诸多不改革，甚至走回头路的“土政策”反而以改革的名义出现，并理直气壮大行其道。举凡与民争利、与市场争权、与企业争权的行为便属此例。更有甚者，不少行政部门以改革名义将部门利益法律化（通过人大修法），更会使改革的推进遭遇空前的困难。

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止，这源于两方面的动力：其一，新生的市场化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轨迹已按新体制的要求铺就。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经济活动都只能与此接轨，而与此相抵触的旧的计划经济方式会受到天然的排斥，否则，碰撞会以国家和人民利益受损的形式表现出来。故此，新体制已产生巨大的运行惯性，这种动力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扼杀的。其二，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是坚定不移地力主改革的。因为中央政府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它的最高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以建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宏愿已写进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决议，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还在强有力的推进。由于中央政府追求的是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宗旨决定了其改革的边际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的，它会使改革的制度资源获得“总供给人”的有力保障。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某一局部或某些环带上出现的改革的锁定效应，尽管值得担忧，但改革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改革的进程仍将铿锵向前。

三、将改革进行到底，“底”在哪里？

当诸多逆改革而动的“土政策”纷纷以改革面目出现的时候，说明人们对改革的目标和判断标准不甚清晰，制度变革在中途因利益的交汇和碰撞模糊了自己的方向，因而需要有对目标和方向的进一步辨识。不论怎样争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最终目标仍可概括为“三公体制”。

一是“公共价值尺度体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定位。价格调节商品市场、利率调节资本市场、工资调节劳动市场、地租调节土地市场，且都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公平竞争，这就是市场配置资源。其市场信号成为游戏各方价值评估和利益分配的公共尺度。没有这个公共价值尺度体制，就没有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一点，已得到广泛的共识，但问题是，目前我们诸多的关键资源和利益分配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个公共尺度，而是“既找市场，又找市长，”即通过行政审批和政府特许来获得行政垄断收益。结果只要有某一资源配置不走市场轨道，其全部价值标准都会发生畸变，这对市场是不啻于致命的冲击，这正是“双轨制”的要害所在。现实中，大量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都是因此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转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暂时保留某些政府配置竞争性资源的现象，但不能把这种“暂时态”永久化，最终目标是竞争性资源的市场一轨制。一旦在这一点上发生了动摇，整个改革必将走偏方向；更需要强调的是，确立公共价值尺度体制，不等于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和地位，更不能与“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这两种观念既远远偏离了实践的矛盾分析，又混淆了理论的逻辑。

二是“公共财政体制”。公共权力为全民所有，公共资源为全民造福，政府财政只满足公共需要，不参与和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是公共财政的要旨所在。有人认为财政体制只是一个局部的体制问题，对改革全局不发生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的“公共”程度不完全、财政分配不透明、财政对竞争市场的干扰、财权不同程度的部门垄断、甚至个人操办恰恰成为改革出现锁定效应的重要源头。地方政府转换职能的滞后和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财政”，即保现行与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有关的“准公共财政”收益。不对这种体制作进一步深入的改革，并在以满足公共需求为目标的前提下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其他的改革都将寸步难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财政体制成为改革完成的重大最终目标之一。

三是“公共政府体制”。在公共价值尺度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完成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完成政府体制的改革，即由统制型的“万能政府”向有限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在于政府的逐步退市，而政府退市的核心又在于抽掉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竞争性市场活动及其强烈数量扩张的经济动因。这将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在这个进程中，诸多行政部门的职能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将公权力的市场寻租彻底逐出历史舞台，因而对当事人是一种痛苦的自我革命。

将改革进行到底，便是直指“三公体制”这个最终目标。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走向“三公体制”的必经桥梁和唯一手段。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现有的深层矛盾特别是结构问题，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建成和现代化的实现，没有理由不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是引领现实、开创未来的历史主线。